黄灿然：弗洛斯特的拒绝
黄灿然：弗洛斯特的拒绝
布罗茨基、希尼和沃尔科特各写了一篇谈论弗洛斯特的长文，合成一本百余页的书，叫做《向罗伯特·弗洛斯特致敬》，每个人都谈得很深很细。布罗茨基这篇文章《论悲伤与理性》已在较早时收入他的同名散文集，最近重读，仍然像第一次读那样新鲜。布罗茨基再度施展十年前剖析奥登的细读法，分析弗洛斯特两首诗，用了五十余页篇幅，看得我有点惊心动魄。这是弗洛斯特的一首诗：
进 来
当我来到树林的边上，
鸫鸟的音乐——听呀！
此刻如果外面是黄昏，
里面已是黑暗。对一只鸟这树林实在太黑暗，
它用翅膀的灵巧
来改善过夜的栖息处，
不过它仍然能歌唱。落日最后一抹余晖
已在西天消失，
但仍残存下来再听一遍
鸫鸟胸中的歌声。远在那一丛丛黑暗中
鸫鸟的音乐依旧——
几乎像一声请进来
领受这黑暗和悲哀。才不呢，我出来看星星：
我不会进来。
哪怕是被邀请也不，
何况没被邀请。
布罗茨基对这首诗逐句分析，最后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布罗茨基认为，我们当然可以把这首诗当成一首自然诗，但是，如果对标题细加品味，就会发觉这二十行诗是对标题的翻译，而“进来”在这里翻译出来，意思就是“死亡”。
这是很深刻的见解，并且就这首诗所包含的暗示而言，也很准确。不过，鉴于一位诗人的某一首诗往往与他的另一首或多首诗有内在联系，故我想把这首诗放在更宽的层面上来看。
仿照布罗茨基的说法，我们当然可以把这首诗当成一首自然诗，但是，如果对标题细加品味，就会发觉这二十行诗是对标题的翻译，而“进来”在这里翻译出来，意思仍然是“进来”。
无论把它当成一首自然诗或死亡诗，都会收窄这首诗的广泛指涉。“进来”就是“进来”，意味着一种呼唤、诱惑、邀请。问题的关键恐怕还不是“进来”这一呼唤、诱惑和邀请，而是你接不接受呼唤、诱惑和邀请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弗洛斯特的名诗《雪夜林边停留》讲述的是同一个主题：
这是谁的树林我想我知道。
他的房子就在村子那一端；
他不会看到我在这里停留
望着他的树林积满白雪。我的小马一定会觉得稀奇
为何停留在树林和冻湖之间，
附近见不到一个农庄，
在这一年中最黑暗的晚上。它摇晃挽具上的铃子
探询是不是出了问题。
此外唯一的声音是轻风
和雪花擦出的飕飕响。树林可爱、黑暗又幽深。
但我还有诺言要去履行，
还要赶几里路才可以睡觉，
还要赶几里路才可以睡觉。
作为一个雪夜旅人，树林的主人和他的村子对叙述者无疑构成一种呼唤、诱惑和邀请，仿佛在说“进来”，叙述者内心好像也在催促“进去”。但他不进去，因为还有诺言要履行，有事要办。但这只是作者为叙述者所找的藉口，因为叙述者不大可能急得连进去打个招呼或喝一杯咖啡的时间都没有。从语调角度看，他一点也不急，而是等到最后两行也即找到藉口之后才急起来——是作者在催促他。这两首诗说的，也许是自然或现实中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展示作者内心在斟酌一种选择、掂量一种处境，它要揭示的，是作者的一种态度，你甚至能够感到作者在揭示他这种态度时的窃喜，那是一种狡黠的窃喜，因为它玩的其实是一种心智的游戏：“我才不上当”、“我偏要这样”或“如果这是遗憾，就让我留下一个遗憾”。此所以《进来》第一节就假设“此刻如果外面是黄昏”，最后一节也是假设：“哪怕被邀请也不，何况没被邀请。”在《雪夜》中，“有事要办”和赶几里路同样是作者的一种假设，只不过作者给叙述者安排一个说得过去的藉口而已。不妨再看弗洛斯特另一首名诗《未选择的道路》：
黄色树林中岔开两条路，
可惜我一个人不能同时
两条都走，我长久驻足
极目向其中一条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树丛里；然后踏上另一条，同样不错，
说不定更加值得去走，
因为它长满青草，需要人踩；
虽然就此而言，两条路
几乎都没有被人踩过，并且那天清晨两条路都铺满
落叶，没有脚印留下任何污迹。
啊，把第一条留待将来走吧！
但想到一条路引向另一条路，
我怀疑我是否有机会再回来。也许很多年很多年以后
我会叹息着讲起这次遭遇：
树林中岔开两条路，而我——
我选择那条少人走的，
而这已造成重大差别。
弗洛斯特在前两首诗中，先对他不想“进去”或“进来”的树林和村子作了种种假设，然后决定不“进来”或“进去”。这一回，在《未选择的道路》中，他选择其中一条，并假设它更好，接着下去，又几乎每一行都是假设。而三首诗的种种假设，都是想突出《未选择的道路》最后一行：选择之后造成的差别。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差别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差别本身，或造成差别这一过程。而这，正是弗洛斯特的写作哲学。他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与同代人，尤其是推动现代主义的庞德、艾略特以至史蒂文斯，都走不到一块儿，尽管庞德曾帮助过他（而他后来也参与拯救庞德的努力）。他没有主义、没有流派、没有教条，只凭其直觉和固执。但他有一个信念，那便是与众不同，为此他抵制任何呼唤、诱惑和邀请。因为他要赶他的路，办他的事；他知道他选择的道路“也许更值得去走”；因此，对于那“进来”的邀请，他一向不予理会。而这一切造成了巨大的差别。再深一层想，《未选择的道路》其实讲的是已选择的道路，根据这个暗示，则他因未选择的道路而作的叹息，其实是他因已选择的道路而感到的自豪。
不过，这个解释，尽管可能是有道理的，但还是收窄了这三首诗的广泛指涉。把它们视为作者的一种心智游戏，一种“始于愉悦，终于智慧”的游戏，才会比较接近弗洛斯特的诗歌向读者发出的邀请。而这种游戏，其本质便是隐喻。弗洛斯特在《持久的象征》一文中说：“我发现我说了其他很多关于诗歌的话，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隐喻，指此物而说彼物，以此物来说彼物，那是秘而不宣的快乐……每一首诗里面要么是一个新隐喻，要么就什么也不是。还有一个含义，即所有诗都是同一个古老的隐喻。”
这古老的隐喻，博尔赫斯也看到了，他说，弗洛斯特“用农村和普通的事物，对精神现实作了简练而恰当的暗示”。
弗洛斯特又说：“每一首合格的诗或多或少是意志投入这样一种努力的象征，也即意志不断深入到一个圆满的结论，然后再判断原意是被有力地消耗或者是软弱地失去……有力地消耗等同于有力地维持。”
弗洛斯特的意思是说，好诗必须是不断偏离原意的，他曾在别处说过，一个句子带领你奔向另一个句子，一如“一条路引向另一条路”。愈是偏远原意，诗的象征性就愈是持久，也即“有力地消耗等同于有力地维持”：原意被有力地消耗意味着充分发挥作用，而软弱地失去则意味着根本连发挥作用的机会也没有。就上述三首诗而言，不仅弗洛斯特在诗中频频偏离原意，读者亦频频偏离一个又一个的解释，或者说，从一个角度引向另一个角度——这就是持久的象征。
这也意味着，诗（或语言）可能比作者更聪明（如果作者聪明）、更狡黠（如果作者狡黠）和更有智慧（如果作者有智慧）。奥登在《悼念叶芝》一诗中说：“时间……崇拜语言并原谅每个它（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诗人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是语言的载体，而不是相反。而时间因为崇拜语言，所以原谅诗人——当诗人做错事或持有害见解的时候。因此：
它还将原谅保罗·克洛岱，
为什么？
原谅他，因为他写得精彩。
诗人作诗的同时，也是诗在作诗人。弗洛斯特作诗偏离原意，诗也在偏离其原作者。诗人要隐藏和闪避的，被诗逮个正着——把“真相”揭示出来的，往往是诗人的仰慕者和崇拜者。布罗茨基就是他的仰慕者之一。
美国诗人理查德·威尔伯则是弗洛斯诗的崇拜者，据说他可以背诵几乎所有弗洛斯特的诗。他在谈到弗洛斯特自己钦定的传记作者汤普森在传记第二卷竟然揭露他大量负面材料时说：“我很清楚，他是一个（比汤普森描写的）更为黑暗和危险的人。他有妄想狂，还有一种野蛮的竞争性。但是你跟他在一起时的感觉，却不是这回事。”
这与布罗茨基的看法相似，他认为弗洛斯特是一位“恐怖的诗人”，当然他这样说，像威尔伯一样，并没有贬意。值得重视的是，威尔伯提到弗洛斯特的“竞争性”（好胜心）。他那种“我不上当”和“我偏要这样”的拒绝接受邀请的心态，就是一种竞争心态，而这种心态，背后有某种妄想症在起作用，这种妄想症经过诗化语言的提升，遂变成假设。当然，弗洛斯特的诗人形象，是与他这个人无关的。所以威尔伯与他私交，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这便涉及诗歌与诗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诗人这个人，第二个层次是诗人这个人在揭示他的诗歌世界的过程中树立的形象也即诗人形象（不是诗人这个人的形象），第三个层次是诗人所揭示的世界也即诗人的诗歌世界（不是诗人自己的世界）。
第一个层次不重要，诗人这个人可以很和善，也可以很傲慢；第二个层次很重要，它涉及诗人对他所揭示的诗歌世界的态度；第三个层次最重要，它是一个通过诗歌建立起来的客观世界，这个世界里，有人类心灵的真相。
这里，也连带涉及诗人和其诗歌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有的读者因为不认同诗人这个人（包括其性格和脾气），就连带拒绝诗人的诗人形象和诗歌世界；有的读者不认同诗人这个人，但认同其诗人形象和诗歌世界；有的读者不认同诗人这个人及其诗人形象，但认同其诗歌世界。在这三种清晰的关系以外，还有其他交叉关系或灰色关系。譬如我对弗洛斯诗这个人不怎么在乎，并与他的诗人形象保持适当距离，但对他的诗歌世界则怀着浓厚的兴趣，以至感到震惊。
这里，又涉及诗人的三个层次或者说档次。第一个层次的诗人，只表现诗人自己这个人，自己的情绪，这种诗人不重要；第二个层次的诗人虽然只表现他自己的世界，但由于严格遵守诗歌的规律，表现某一部分的诗歌世界，故也树立一定程度上的诗人形象，以至较充分的诗人形象；第三个层次的诗人有他自己的诗歌世界，揭示客观世界或人类心灵的真相，他甚至与他自己这个人和与他自己的诗歌世界保持距离，他通过诗歌讲述真相——他是诗歌讲述客观世界或人类心灵的真相的媒介或载体。第一层次的诗人是小诗人、坏诗人或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诗人之早期阶段；第二层次的诗人是优秀诗人或杰出诗人；第三层次的诗人是大诗人。弗洛斯特是大诗人，有其牢固的诗人形象，有其清晰的诗歌世界。
威尔伯引用弗洛斯特一句话的大意：“诗歌的材料应该是在经验上平凡，但在文学上非凡。”诗人弗洛斯特这块材料，也可作如是观：他在做人上平凡，在做诗人上非凡。他曾说过，一首诗“先得使作者自己吃惊，才能使读者吃惊”，同样深受弗洛斯特影响的奥登，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如果一首诗使作者打哈欠，他就很难指望会有一位较不偏心的读者肯费力去读完它”。要使作者自己吃惊，就得戴上面具。当平凡的弗洛斯特想“进去”时，非凡的弗洛斯特立即说“别进去”或“绕过去”。
企鹅版《弗洛斯特诗选》的编者汉密尔顿认为，汤普森在传记中提供大量负面材料，抖出他的阴暗面，是一件好事。因为弗洛斯特的公共形象被过分神圣化，大批读者根本就是附庸风雅，而这一阴暗面曝光，实际上是为他的真正敏锐的欣赏者让出一条路来。汉密尔顿还提到弗洛斯特八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大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致词中指出弗洛斯特最好的作品都具有一种“令人惧怕的”本质，此语一出，众皆哗然。这是触及了诗人的诗歌世界，不少大作家都显露或隐藏这种可怕的本质。诗人史班德在回忆录中说，叶芝跟他谈起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心灵是可怕的。”史班德要求解释，叶芝说：“莎士比亚诗中，存在的最终现实是可怕的。”
汉密尔顿谈到弗洛斯特的乡村背景，颇有眼光：“事实是，弗洛斯特在谈到乡村的事情的时候，他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他的诗歌也几乎全都是以乡村为基础的。也许可以挑剔他的，是他有点过于炫耀这种知识，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刻意披上粗布衫的感觉。实际情况显然是，他的诗竭力要造成一个乡下人在跟其他乡下人说话的幻觉，骨子里却是针对城市听众的。”
骨子里是针对城市人的说法，与布罗茨基的见解颇有相似之处。布罗茨基在所罗门·沃尔科夫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中说：“弗洛斯特的新英格兰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农民世界。弗洛斯特发明了它。它无非是他对着田园诗的方向点一下头……说这是农场是不确切的。说这些谈话是农民正在进行的谈话是不确切的。这些是面具，是面具之间的对话。而（俄国诗人）费特是一个真正的地主。这里有着非常微妙的区别。”
这里，是不是真正的农民，是不是针对城市人，不应存在价值判断。布罗茨基的分析就非常客观，他指出了，而没有哪怕是一点儿的是非判断。其实，弗洛斯特之所以是弗洛斯特，就是因为他无论有什么看法，什么态度，一旦进入诗艺的领域，接到诗歌的任务，他就严格要求自己去把它完成。
弗洛斯特的诗，也是做到不作价值判断，即是说，他最初可能有些价值取向，但是诉诸于诗歌这门艺术，这些价值判断便不断扬弃原来的躯壳，原来的东西不断被有力地消耗，像炉火消耗至“纯青”。他的拒绝也被有力地消耗掉，最后剩下对读者发出“进来”的纯粹的邀请。当然，肯定有不少读者拒绝接受邀请，但那是他们的损失，如果不是过失。
原载《读书》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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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观点有失偏颇。我个人认为：诗言志。每个诗人的诗都代表诗人自己的志。弗洛斯特的诗所有的主题就是表现了人和自然的不和谐。诗人渴望人和自然和谐，但是现实世界则是不和谐，或者说不可能和谐。象诗人的诗 《修墙》，《雪夜林边伫立》，《摘苹果》尽管其象征物不同，但是都是同一个寓意：人不可能和自然达到和谐。自然是什么？我个人理解她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自然人。诗人的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人（自然的人）和自然达到和谐。（他的骨子里希望他的作品能被人接受）另一方面他又深知这种希望是一种妄想！（也就是说他的作品不可能被人接受）。这就是诗人的心态。在另一首诗《未选择的路》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其实，不只弗罗斯特，古今中外很多诗人都有这种情结。象杜甫的《旅夜书怀》也是表现了希望人与自然和谐但又怕达不到这种和谐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