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民主的限制
赵鼎新：民主的限制
《 民主四讲 》，王绍光著，三联书店2008年9月第一版，256页，21.00元。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国家，并且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国家生活的。
近三十年来，中国发表的有关民主的著述不少，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处方”式的工作。这些著述的作者大多对西方民主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存在条件不甚了了，许多人也没有足够丰富的西方生活经历，但都把西方在二十世纪的强盛和发展看作是民主的成果，并把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看作缺乏民主的表现。“只有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官员腐败”、“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公共卫生和食品危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民主是个好东西”似乎成了一个不容争辩的铁理。
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与以往那些著作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四讲》中虽然也有不少“处方”，但其核心则是描述和分析。《民主四讲》的第一章讲述希腊古典民主的起源与消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哲人和大量近代哲人对民主政体的厌恶，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对民主政体的恐慌，以及代议制民主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章综述西方社会科学家关于代议制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的核心文献及其论点。第三章围绕代议制民主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讲解其运作机制及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种种弊端。第四章则对代议制民主的实效进行评价，对代议制民主的得失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针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民主四讲》展现了王绍光深厚的西学造诣及他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深入了解，书中多处到位的点评也凸显了作者的多年积累和思考。《民主四讲》为中国读书阶层提供了一部了解西方民主的高质量入门教材，它走出了八十年代来盛行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思维方式，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出急功近利的启蒙而趋于成熟，这对今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是一件好事情。我为王绍光《民主四讲》的出版叫好。
《民主四讲》在学术上质量上乘，但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却不尽赞同。为了深化对于民主和民主转型的认识，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提出以下分析供参考。
王绍光对古典和近代政治哲学家的“反民主政治观”的分析十分精彩，但他忽略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家的反民主政治观对西方民主发展的正面意义。近代西方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是进步保守主义者，他们中不少人认识到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但同时也非常惧怕社会发展出一种谁人多谁说了算的“ 多数暴政”局面。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托克维尔才富有远见地提出（而不是王绍光所言的“莫名其妙”地提出）：“民主政府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少数个人利益的保护”。（31页）正如王绍光所言，在当时的西方，“自由”、“宪政”等思想及相应制度的提出和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对民主加以限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但是，这些思想和制度框架也为在西方居于少数派地位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为西方工人阶级的抗争提供了思想和法律保障，并为西方民主和社会的渐进发展提供了可能。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的西方经历了世俗化和去贵族化、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和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发展，其社会变动以及这些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利益和阶层重组，带来的思想混乱不可谓不大。但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为英国、美国甚至是法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缓冲，为这些国家以及最后整个西方政治的渐进发展提供了可能。
王绍光对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中许多观点我深有同感。中国今后如果发展民主的话，《民主四讲》中指出的西方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种种弊端都是应当努力克服的。王绍光同时提出，“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 、“程序民主”中的每一个修饰词都是对民主的限制。对于这一论点我也同意。但是，王绍光认为这些修饰词都是在对民主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 ”。（242页）言下之意就是那些有修饰词的民主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国家，并且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国家生活的。毛泽东在五十年代邀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这一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民主。但在党外意见稍一不中听，政府就马上展开“反右”运动。超过五十万知识分子，包括前总理朱镕基，都被打成了右派。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局面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时候提倡的民主没有“自由” 和“宪政”加以限制，从而不能够对少数人的声音加以法律保护。“文革”期间，毛泽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可谓不民主。但是其结果呢，却是一片混乱，大到武力相向的派性斗争和残暴的多数压迫少数的批斗会，小到由于一张匿名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而引起的自杀和家破人亡（王绍光曾经写过一本我个人认为是至今为止在西方发表的最优秀的关于“文革”的著作，他是“文革”研究的专家，我无需在此班门弄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革”时代的“民主”，第一，没有“自由”加以限制，因此少数人的利益和声音得不到保护；第二没有“宪政”、“代议”和“程序”加以限制，因此恶意中伤成了家常便饭，肉体惩罚成了司空见惯，普通百姓不断被中央的和地方的、老的和“文革”中新涌现出来的大大小小魅力型政治领袖加以操控，而一旦脱魅了的政治人物会马上被大众在“灵魂和肉体上”同时扫入“历史垃圾堆”。王绍光强调，西方近代政治理论家的反民主政治观源自其阶级立场，但是我并不认为我的上述“ 反民主”言论是在为任何特权阶层辩护。“文革”中我在工厂工作了八年并经常在农村劳动，我深知工人和农民也不是铁板一块。就当前的工人而言，他们中间有白领和蓝领工人、外企合资或国有及私人企业的工人、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生产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工人、城市工和农民工、女工和男工、南方工人和北方工人，等等。他们的利益和兴趣十分不同，意见达成一致谈何容易。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中，工人、农民中的各种群体，特别是少数群体的声音也需要有“自由”和“宪政”的保护。我这里无意为西方民主的现状辩护，而只是想表达对于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前景的担忧。
在批判西方民主之余，王绍光还提出了一些建立新型民主的建议，其中有通过抽签来产生领导或进行决策、加强政治协商、利用现代网络加强百姓的政治参与（如网上民意调查、网上咨询、网上抗议、网上请愿、网上投票）、(250页) 以及“工作场所民主”。（251-256页）其基本精神是：必须以民众对各个领域决策的参与程度作为民主程度和质量的衡量标准；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以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打破任何特权，尽力拉近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让百姓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当家作主。王绍光的许多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我在此想指出的是，作为制度，它们都有各自不可克服的弱点：
当个人之间或小群体之间产生矛盾时，抽签在没有任何共识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方法，但全国范围内抽签产生一个大国领导在今天的社会中恐怕只能想想而已。
政治协商十分重要。在解决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时政治协商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协商的范围（议题范围和参加者的范围）、协商的规则（比如怎么对待少数意见和利益），以及协商结果的产生方法，却必须明确、公正，而且有法律保证。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决策过程不可能样样拿来协商。有些问题永远不可能产生共识，国家却必须做出决策，因此，协商可能造成国家效率无比低下。有些问题的处理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由协商导致的拖延就会贻误时机。大量的、常规性的政府日常事务还得由科层来处理，而在医疗和刑法等领域，由监督的专家处理还是比协商来得好。
网上民主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网上的意见只代表网民的意见，而过度强调通过网络来拉近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势必会导致领袖与百姓（网民）之间相互操纵的民粹主义的兴起。
最后，工作场所民主的想法很好。但是，在私有制下老板会把自己的工厂拿来给工人“民主”吗？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下，特别在“文革”中，曾经对“工作场所民主”大加实验，但却问题成堆。其核心问题是，如果一个工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工人就会放羊（即所谓的“搭便车”困境），于是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甚至是废品成堆）、劳动效率下降而成本大大上升。而如果一个工厂有着有力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就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权，从而逐渐背离“工作场所民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西方工人阶级往往是通过组织工会并罢工和示威，而不是争取“工作场所民主”来争取自身权益的原因。
即使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也免不了需要占据关键职位的领导人。除抽签产生大国领导人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决不可行的方法之外，王绍光所提出的其他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这些措施不能够为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以及他们作为领导人的正当性提供一个能为大众认可的、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就这一点而言，竞争性的、程序的选举有自己的优点。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选举上，只要选举被认为是公正的，这个政权及其产生的领导人就具有合法性。
王绍光的《民主四讲》强调，“只有真正民主才是好东西”，（242页）也只有“真正民主”的社会才能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正义、人类幸福”。（243页）这似乎是肯定了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存在的可能性。对这一乌托邦情怀，我既感动又担忧。一方面，我认为，乌托邦精神和理想主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支柱。我同时认为，就中国知识分子目前的行事方式来看，乌托邦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另一方面，经历过“文革”的我，深知在政治生活中保持现实主义的核心地位的重要性。政治上过于追求完美，往往会被一些政治家用完美理想作为口号，以“理想挂帅”绑架历史，结果给百姓和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同样重要的是，即使一个制度在其形成时十分完美有效，人们也会出于不同的自身利益对其加以利用，从而逐渐改变该制度的初始性质。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不仅需要有一个理想制度，更需要其国家和制度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王绍光虽然对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却没有涉及西方学者对民主转型失败和不成熟民主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在这里，我主要指的是由 Juan Linz和Alfred Stepan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主编的一套《民主体制的崩溃》丛书，Jack Snyder的《从选举到暴力》、 Mchael Mann的《民主的黑暗面》等等著作。我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些著作，是因为它们对于中国读者的重要性。这些著作，以及许多其他相关的研究，将会为中国读者进一步展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困难，展示民主体制在面对各种具有截然不同价值观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如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时的无力，展示民主一旦搞不好的话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
尽管本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我毫不否认王绍光《民主四讲》一书中存在的大量真知灼见，以及该书在中国出版的里程碑意义。让我们响应王绍光的号召——“以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实现民主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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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到，工人、农民不是铁板一块。
键盘坏了，汗。
我的想法是，农民是真正的一盘散沙，在农耕文明时代，农民个体之间天生具有的争田、争水、争肥倾向，他们的利益冲突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之间的竞争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偶尔的合作，这是封建王朝（中国）和贵族统治（西方）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假借强大的专制，农民社会会进入无序状态。
前些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的官员，不会认为自己就是“民”呢？现在我明白，这是一种传统，也许从武王伐纣，或许更早，就开始的一种传统：君权民本。
至于这种传统好不好，有没有可能设计一种克服了现在所有已知民主弊端的制度，很是个问题。现在社会都有有核模型，在工厂中资本家说了算，在政治上，资本家代言人说了算。马恩说：资本主义是以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历史编年体的，当时还没有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资本家的领导能力很有效率吗？换作工人怎么样？会不会更糟？如果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不能埋葬封建制度，凭什么工人起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呢？当我们意识到真正改变社会面貌的，不是制度，而是生产工具的革新，它不仅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改变了社会团体（比如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对社会的上层建筑提供了变更的动力，那么一切的童话，都是假的。中国虽然可以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凭借中央集权的帝国结构领先西欧，却在被两次游牧民族入侵后，衰落下来。至今比欧洲落后二百多年，鹿死谁手，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