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神圣”到“告别革命”的60年
从“革命神圣”到“告别革命”的60年
从本期文章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国近60年来由近及远的政治全景图。
自从11年前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谴责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以“权力资本化”为杠杆，藉改革之名行“权贵私有化”之实以来，“权贵私有化”在公众心目中已渐成中国改革的同义词。10余年过去，何清涟一直跟踪研究中国的改革，并有了更深刻的判断。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 她首先从30年前中国当局构建改革合法性的三大目标入手，分析了改革结果与改革目标的巨大差距。接着，在探讨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她深入分析了中国政府如何一步一步地堕落成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通过社会分配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使经济资源向政治精英集团全面倾斜；通过自利性的立法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政治社会权利，并大力强化国家权力，以保证这种自利型统治的稳固；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传承方面则完全秉承前几代领导者制定的私相授受制度，以延续既定政治路线为唯一考量。维护着这样的统治格局，自然不容许再有任何“革命”甚或“变革”发生。作者指出，胡锦涛提出的“不折腾”代表了政治上的僵持固守。这种拒绝政治变革、高度依赖暴力控制的自利型统治，决定了中国未来十余年的前景是溃乱加沉沦这种“溃而不崩”的困顿局面。
吴国光在“剖析国家，透视权力――试论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一文中，指出了中国特有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极度落后，尤其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为学习政治领导人讲话和解读政府文件所取代。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国至今仍然是全能主义专制政体，这种政体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坚持与世界主流价值相悖离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凌驾于一切之上、当然也凌驾于科学之上的集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为一体的专制政治，极度排斥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奠基于这一专制极权政治之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仅铨释中国政治，甚至妄断世界形势，从而使得在最“讲政治”的国度里，国人甚至对本国政治缺乏基本认知。
中国境内与境外有关毛泽东的研究有如冰火两重天。国内的政治禁忌无处不在，真实历史往往被当局刻意隐瞒，于是左派们得以继续将毛泽东神化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甚至与时俱进地美化为“腐败的克星”；而国外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也不过停留在“初级阶段”，人们常常倾向于从理性层面分析毛泽东，侧重于讨论他的观点和政策。既然“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那么对他的研究就有必要考察其行为和决定的非理性层面。本期刊登的宋永毅的“‘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一文，在华人学者中首开从心理分析角度解析毛泽东政治行为的先河。
顾训中在“‘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这篇文章中，描写了革命如何吞噬自己的“亲儿女”。但顾文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因为作者超越了以往研究者对“文革”的评价，将“文革”之罪上升到“反人类罪”的高度加以反思与批判。丁凯文在“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剖析了陈伯达与毛泽东、江青领导的“文革小组”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通过展示陈伯达的悲剧命运－－最初被毛重用，最终被毛当作清洗自身罪孽的污水桶，揭示了中共对待法律与历史的机会主义态度。顾、丁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指出：所谓“反革命集团”，不过是毛统治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帽子”。然而，这种凭借权力打击政治对手的恶习，被毛之后的政治领导人沿用至今，奉为政治法宝。
郭宇宽“意识形态争论的30年循环：从‘唯一标准’到‘普世价值’”一文，分析了当前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与30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争论，指出二者相似的政治内蕴：即政治站队意义远远高于学术价值。不同的是，当年邓小平为“实践派”作了政治背书，“凡是派”退位；而在当下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中，部分知识精英充分领会当局意图之后所展开的抵制“普世价值”的“理论活动”，却获得了当局持续不断的政治背书。从近两年这一轮政治背书可以看出，“改革”以来的中国究竟在政治进步这条荆棘道路上爬行了多远。
200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开始大逆转，“改革”所积蓄的负面能量也以各种形式释放出来。12月胡锦涛“在纪念改革3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和谐”退位，“普世价值”谢世，稳定统治成为今后的首要政治目标。从鼓吹革命神圣到如今惧怕革命，其间正好历经了甲子之年，共产党名称依旧，不同的是执政集团挟权力之势，从无产者变成了大有产者。只是“改革”之船如今已划至湍流中心，这只船的未来命运，既不由当局者“不折腾”的意志决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别革命”的知识精英决定。
（本刊编辑部）
自从11年前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谴责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以“权力资本化”为杠杆，藉改革之名行“权贵私有化”之实以来，“权贵私有化”在公众心目中已渐成中国改革的同义词。10余年过去，何清涟一直跟踪研究中国的改革，并有了更深刻的判断。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 她首先从30年前中国当局构建改革合法性的三大目标入手，分析了改革结果与改革目标的巨大差距。接着，在探讨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她深入分析了中国政府如何一步一步地堕落成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通过社会分配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使经济资源向政治精英集团全面倾斜；通过自利性的立法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政治社会权利，并大力强化国家权力，以保证这种自利型统治的稳固；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传承方面则完全秉承前几代领导者制定的私相授受制度，以延续既定政治路线为唯一考量。维护着这样的统治格局，自然不容许再有任何“革命”甚或“变革”发生。作者指出，胡锦涛提出的“不折腾”代表了政治上的僵持固守。这种拒绝政治变革、高度依赖暴力控制的自利型统治，决定了中国未来十余年的前景是溃乱加沉沦这种“溃而不崩”的困顿局面。
吴国光在“剖析国家，透视权力――试论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一文中，指出了中国特有的“大国奇观”：政治学研究极度落后，尤其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本土基本缺位。对于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为学习政治领导人讲话和解读政府文件所取代。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国至今仍然是全能主义专制政体，这种政体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坚持与世界主流价值相悖离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凌驾于一切之上、当然也凌驾于科学之上的集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为一体的专制政治，极度排斥中国政治的科学研究。奠基于这一专制极权政治之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仅铨释中国政治，甚至妄断世界形势，从而使得在最“讲政治”的国度里，国人甚至对本国政治缺乏基本认知。
中国境内与境外有关毛泽东的研究有如冰火两重天。国内的政治禁忌无处不在，真实历史往往被当局刻意隐瞒，于是左派们得以继续将毛泽东神化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甚至与时俱进地美化为“腐败的克星”；而国外有关毛泽东的研究也不过停留在“初级阶段”，人们常常倾向于从理性层面分析毛泽东，侧重于讨论他的观点和政策。既然“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那么对他的研究就有必要考察其行为和决定的非理性层面。本期刊登的宋永毅的“‘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一文，在华人学者中首开从心理分析角度解析毛泽东政治行为的先河。
顾训中在“‘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这篇文章中，描写了革命如何吞噬自己的“亲儿女”。但顾文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因为作者超越了以往研究者对“文革”的评价，将“文革”之罪上升到“反人类罪”的高度加以反思与批判。丁凯文在“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剖析了陈伯达与毛泽东、江青领导的“文革小组”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通过展示陈伯达的悲剧命运－－最初被毛重用，最终被毛当作清洗自身罪孽的污水桶，揭示了中共对待法律与历史的机会主义态度。顾、丁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指出：所谓“反革命集团”，不过是毛统治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帽子”。然而，这种凭借权力打击政治对手的恶习，被毛之后的政治领导人沿用至今，奉为政治法宝。
郭宇宽“意识形态争论的30年循环：从‘唯一标准’到‘普世价值’”一文，分析了当前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与30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争论，指出二者相似的政治内蕴：即政治站队意义远远高于学术价值。不同的是，当年邓小平为“实践派”作了政治背书，“凡是派”退位；而在当下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中，部分知识精英充分领会当局意图之后所展开的抵制“普世价值”的“理论活动”，却获得了当局持续不断的政治背书。从近两年这一轮政治背书可以看出，“改革”以来的中国究竟在政治进步这条荆棘道路上爬行了多远。
200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开始大逆转，“改革”所积蓄的负面能量也以各种形式释放出来。12月胡锦涛“在纪念改革3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和谐”退位，“普世价值”谢世，稳定统治成为今后的首要政治目标。从鼓吹革命神圣到如今惧怕革命，其间正好历经了甲子之年，共产党名称依旧，不同的是执政集团挟权力之势，从无产者变成了大有产者。只是“改革”之船如今已划至湍流中心，这只船的未来命运，既不由当局者“不折腾”的意志决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别革命”的知识精英决定。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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