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与公仆
[ 2009年第1期 公民与公仆·吴若增 ]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也包括了第一阶段或日初级阶段或曰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得以知道，这个“联合体”即是“公民社会”，它的组成是“公民”。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由公民们组成的公民社会或日联合体，将有一些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需要有人出来协调乃至处理。那么这些人应该是些什么人?他们与公民们的关系应该怎样?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称谓是——“公仆”。这个“公仆”，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在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中，公职人员与公民的关系。
简单地说，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民”与“公仆”关系的基本观点。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理解的是：“公民”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以及“公仆”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公民”。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公民”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要做一个新社会的“公民”，需要两个条件：一，他是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人；二，他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所谓“自由发展”的人，他俩指的是：那是一个摆脱了传统和异化，以及旧的体制的束缚，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智的人。显然，这样的人必是一个对于社会享有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人，必是一个在政治、法律、价值、人格等等与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是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人，同时，也必是一个尊重他人具有同等地位并尊重他人自由表达的人。当然，这样的人是一个人的个体而不是某群体中的一个。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这个概念，是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完全不同的。
至于“公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一，所有公职人员全部由公民直接普选产生，之后受到监督，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二，所有公职人员全部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即他们的工资标准与一般工人工资标准完全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96页和第58页。)那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政治上无特权，经济上也无特权，公职人员才能被认作公仆，也才能成为公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仆”这个概念，是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完全不同的。
另有一点，尤其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千万不要忘记，公民和公仆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他俩的关系堪称时时同在，处处同在。也就是说，没有公民就没有公仆，没有公仆就没有公民。因此，我们切不可只谈公仆，而忘记了也谈公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喜欢谈论公仆却很少谈起公民——因为要知道，在—个公民社会里，倘若没有公民，那就绝不会产生真正的公仆!
比方说吧，包拯和海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清廉且最最正派的好官了——其实这样的好官现在也很不少，或者应该说现在更多，比方说他们的优秀代表焦裕禄、孔繁森等，但很遗憾，他们是爱民如子的好官，清官，父母官，或为了人民的利益能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领导干部，但却不是公仆。那么这是为了什么呢?道理十分简单，就是因了与其对应的，只能是臣民或草民，或人民或老百姓，而不是公民。没有公民，何来公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上述两项条件。
范长江晚年对新闻工作的思考·于 友
理论家谢韬说得好：“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课，是最好的公民课，最好的理论课，是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最好教科书。”“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名记者范长江也是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他的经历，特别是他从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到执政党领导干部，却不幸反被迫害的经历，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和现实的课题。
本文作者是范长江的后辈，读过他的许多遗作，其中包括他的通讯和他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从而知道了他一生的经历，包括他的成功史；还知道了他被迫害致死，原因就在于他持有不同于当时“主流思想”的主张。我从他一生经历觉得他一直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怀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抱负，较早具有“两头真”的阅历，而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在这里我试着写下我思考范长江经历的一点体会。
早年热心宣扬民主理念
范长江在1935年5月开始担任《大公报》记者工作，为西北通讯采访和写作。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当年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发表许多通讯宣扬他的政治见解，受到读者的欢迎。
1937年4月20日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长江1939年入党以后，结合党当时的政策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更努力地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举例说，1941年9—11月他在连载文章《祖国十年》中的《中国人民的立场》一文中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体，这不是新理论，也不是新事实，全世界各民族千百年来可以说无例外地向这一个民主目标奋斗。从理论到实践，各民族都曾流过巨量的血，争得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孙中山先生所致力的四十年革命，也是以民主主义为骨干。只有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才想阻止历史前进，重新恢复古代专制黑暗的时代。”
长江上述言论都反映他信仰民主的先进理念。中共在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舆论一律，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长江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
1959年恢复独立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两年以后的1961年，他终于就他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创新的政见，他写下了题为《记者工作随想》的长文，开头一节的题目为《在新问题面前》，宣告“我们必须认清面临的问题，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从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
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明确地写道：“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
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范长江的这些话无疑是他对同业的肺腑之言。他说的是：记者啊，千万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和正确的思想一边。
范长江后来在“文革”中遭遇到严重的迫害，经长期关押，在1970年含冤自杀。我现在体会，他的自杀和“文革”中其他许多公众知识分子自杀一样，是一种抗议，一种决裂，是同“文革”那种错误领导下的政治决裂。他的死难将会同古代的屈原一样，受到后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开始，他就得到了平反昭雪，并已被树为记者学习的模范。
范长江的反思记录值得学习和参考
长江在“文革”开始以前就有了那样勇敢的反思，显然同他早年继承五四传统和信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关。他的主张，显然同张闻天和顾准等这些大智者们留下来的遗言一样，是较早的改革呼声。改革需要提倡说真话和反对奴才思想。长江的晚年经历，不仅对当今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后来人具有启蒙和教育作用，对其他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都会是宝贵的启示和鼓励。
我过去读范长江的通讯，知道当年他有随时思考和记录的习惯，不知道他晚年是否坚持；如果晚年还有随记，肯定会有他更多的反思记录。此外，他晚年也可能给挚友们写过说真话的信。我希望他如今健在的亲友，及时把这些有关的笔记和信件都整理出来，供我们大家学习和参考。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集，就是由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众多随手记录完成的，那里就有马克思晚年的许多新创的论见。
常言道“众志成城”，我国蒙受极左灾难的众多觉醒者的往事反思，必将是对当今改革的一种重要的推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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