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的真实身份
[ 2009年第1期 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的真实身份·诸有琼 ]
1947年底我和同学李树藩相识。1948年7月中共南方局职业青年支部成立，李炳泉担任支部书记，树藩是支部委员。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那是党的秘密。炳泉家住东城遁兹府大草场甲16号，这是我们多次去的地方。他和树藩谈“正经”事时，我就和他的夫人刘可兴聊天。1948年我和树藩结婚后，炳泉也到过我们在东皇城根62号的家。这里后来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为了保护文化古都北平的文物和二百万人民免遭涂炭，地下党从多条途径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李炳泉曾经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以采访部主任为掩护职业，加上“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是炳泉的堂兄，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1948年秋，地下党决定把炳泉从职业青年支部调出，专门做傅作义的工作。他就是最先向傅作义转达党中央和谈意图的人。从那时起，我就看不见炳泉的踪影，但也从不打听他的下落。直到北平和平解放，炳泉随解放大军进城见面后，谈及他作为我党代表，参与了北平和谈工作的全过程，才知道他这一段传奇式的经历。
北平和谈的史实，在党史、解放军战史中都有详明的记载。1951年放映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有中共代表李炳泉引导傅方代表崔载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时的场面。但在十年浩劫中，李炳泉被迫害致死，还说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投靠国民党，是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有叛特嫌疑，以致在关押中受到残酷迫害，含冤致死。
“四人帮”垮台后，李炳泉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党组织特别肯定了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受党派遣，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和谈工作，为人民立下了功绩，当时《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有专文报道。当年北平和谈亲历者中共方面的佘涤清、崔月犁，傅作义方面的周北峰、李腾九所写的回忆录也都有翔实的记载。按说，这桩冤案已彻底澄清，应该了结了。
然而在“文革”之后，明明是“文革”中对李炳泉的诬陷之词，却又公然出现在某些史料及传媒中。
经查证，这种敌我混淆的错误言论原来始见于当年曾任“华北剿总”《平明日报》主编杨格非的文章。他在《北平和谈二三事》中说：“北平和谈……第一次的代表是崔载之、李炳泉。”“崔、李接受的关于和谈的指示多是原则性的……”(见1979年《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为此，李炳泉的家属曾专访杨格非，向他详述了北平和谈的经过。说明：①李炳泉是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出的参加和谈工作的代表，不是傅方代表。②进行和谈时，李已离开《平明日报》一年之久，与《平明日报》毫无关系。他此时的掩护职业是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等技术科的教师。③说李炳泉是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恶意诬陷，早已平反纠正。
但在建国50周年时，杨格非又发表《傅作义的心路历程》坚持说：“傅第一次所派的与中共和谈代表是《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见《炎黄春秋》1999年1月)
无独有偶，当年曾任“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的王克俊，在《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中说：“我便与傅先生商定，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李炳泉为代表……”(见1980年文史资料选编第六十八辑。)中共党史早已说明，指派中共党员李炳泉参加北平和谈工作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傅作义，更不是王克俊。
由于北平和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热门话题，杨格非、王克俊又曾是当年“华北剿总”一方的人士，因而他们笔下所写的，就格外引人注目，从而产生误导。据知，北平和谈是在绝密中进行的，国共双方参与策划者，仅限个别上层领导。为了确保安全，当时李炳泉作为北平地下党代表的身份，也绝不能公开。
建国后，在1950年中苏合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摄入了中共北平地下党派遣李炳泉为代表，弓悍傅方代表崔载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代表接待的几个镜头，李炳泉作为北平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公开载入史册。
然而，在某些书报中把中共北平地下党所派参加和谈工作的代表李炳泉，却说成是傅作义的和谈代表。
例如北京市档案馆编著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后》(1988年12月，赵家鼐等编)对中央军委的电报多处注解错误。如说“李炳泉……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参加了北平问题的谈判。”(第50页)“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李炳泉到涿县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驻地，要求谈判。”(第509页)
其他散见于报章、杂志以及人物传记中涉及北平和谈的错讹之处不及备述。现在仅介绍其中一件令人惊叹、痛心之极的事例如下：
1999年隆重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的庆典中，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时。竟也公然出现敌我混淆歪曲党史的错误，也把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出的参加北平和谈工作的代表李炳泉，说成是国民党傅作义派出的代表。
如《北京青年报》1999年1月26日第13版，有长文题为《五十年前，“三大法宝”拯救北平》，作者徐达、赵晋。该文对李炳泉作如下介绍：“地下党员李炳泉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载之的副手，参加了三次谈判的全过程。”
《光明日报》1999年1月29日第7版，也有长文题为《彪炳史册光耀千秋》，作者同为徐达、赵晋。该文对李炳泉作如下介绍：“傅作义……遂派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报社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携电台……出北平城……”
李炳泉的家属曾为李炳泉的形象横遭歪曲而提出抗议，要求北京市委有关当局为党史、党员负责，公开澄清错误消除不良影响。但回答却是“捂盖子”，以回避错误了结。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和谈期间，李炳泉的政治身份甚至前线司令部的接待人员参谋处长苏静也不清楚。他在回忆录中说：“李炳泉对和谈表现了高度的热情与胆识，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我还不敢相信。”“李炳泉为傅派出的代表，由他传达对方的意见，名正言顺。”(见《回忆北平和平谈判》，1991年解放军出版社。)他详述了何思源等为北平和平解放奔走，却只字未提北平地下党做出的贡献。
现在看来，当年李炳泉参加北平和谈及其身份问题，只有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清楚，亡羊补牢难道不应该吗?
试想现在党的领导作风如此，党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可知。但令人担忧的是，李炳泉被诬为傅作义代表的这一冤案，又何时了呢?让炳泉同志在天之灵得以安宁吧!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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