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
[ 2009年第1期 “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黄修己 ]
199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入学40周年聚会，前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出席讲话。谈到1950年代的北大科研成就时，他说：理科是胰岛素的合成，文科呢，就是你们55级的文学史了!这说明直到1990年代，“大跃进”中55级编写的、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书，有的人还认为是1950年代北大文科能拿得出来的重要成果。
所谓“红色文学史”，是55级部分同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为了响应思想文化战线上“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利用暑假编出的70多万字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开始剥夺了“资产阶级专家”的学术话语权。所以很是轰动，加以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因此被称为“红色文学史”。书出版不到一年，又由全年级同学来修改和扩写，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新版，这一版的封面是黄色的，后来便戏称其为“黄皮文学史”。55级在校期间，还出版多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编著，因而被誉为“集体科研”的先进集体。后来这个年级的同学，有不少成为专业上有成就的知名学者，于是他们在学期间这一段特殊经历，被某些人视为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成功实例。长期以来这个集体也一直笼罩着荣誉的光芒。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回顾那一段历史，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认识和反思的价值，问题集中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之上。
撞上的和撞不上的
“反右”后，社会上、文化界的阶级斗争之弦已经绷得很紧，需要大学文科培养能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中起作用的人才。这个问题必然引起关注。那时善于揣摸、紧跟政治形势的姚文元还不太受到大学生的注意；而李希凡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冒了尖，被一些年轻学子所羡慕。北大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已成了著名“右派”的林希翎，所以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字，就是表明她是李希凡和蓝翎的综合。此说真假不知，但可以说明李希凡在大学生中的影响不小。而那时认为李之能冒出来，因为他“撞上了”，即所研究的题目、内容“撞上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这当然要看机会，1958年，这样机会来了。紧接着“反右”，高校开展“双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专家”，要在学术领域“拔白旗，插红旗”。当时北大许多系、许多学科已经掀起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热潮。
1950年代初期，中文系的教学显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系主任杨晦从我们入学那一天起，就要求大家踏踏实实做学问，强调学生要多读书，反对过早发文章。而且后来杨晦还明确表示：我们中文系不培养李希凡、姚文元那样的人!在课程安排上，可以看出在义理、考据、词章之间，他看重的是考据。有的同学认为这是“钻故纸堆”，与杨晦有过冲突，我在《精神上越来越亲近了》一文中已有记述。那时55级在北大已经被熏了3年，老一辈教师授课，树立了踏实治学的榜样。而且我们对老师也是很尊重的，有的人报考北大就是为奔某某教授而来的。传统学风使一些同学开始养成做学问只认事实，只认道理的作风，不考虑学问以外的什么“需要”，嘲笑那些观点随风转的学者。他们在北大学的这一套，与当时的政治对文科学生的要求是有差距的。
但是，时势造“英雄”，55级也会有人想出来“撞”一下，有人提议用学生集体编书的方法创造学术的“大跃进”，以显示“无产阶级”有能力剥夺“资产阶级”的学术专利。集体编书的建议便由三班的个别同学提出，得到了年级和系的党组织的支持。为了要“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学史”，便提出了自以为“革命”的文学史观，即“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和中国文学史上始终贯串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还要在书中点名批判“资产阶级专家”，包括自己的老师。然而，三年里所受的熏陶和训练，又使这些学生并不十分善于承担这样的使命，或者说他们并非理想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
例如他们的“革命”观点，实在太不新鲜了。早在建国之初，浙江著名学者蒋祖怡，已经在1950年4月出版了《中国人民文学史》(北新书局)，就是为了给下层人民争地位，该书专门记述古代的民歌、民谣、话本、杂剧等，把民间文学扶上了中国文学的正位。甚至五四时期的胡适，还有一些北大师生，也在这种民主思想的激荡下，在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想把民间文学提高到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的地位上来。至于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贯串中国文学史，首创者是茅盾。在各种创作方法中独尊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视为自古以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方法，把一切必须否定的作品都视为是反现实主义的，这种认识自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后，已渐成新文学领域的主导观念，所以就连茅盾这样的大作家也在《夜读偶记》中，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极力反对这一观点的何其芳，在1959年北大中文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发言时，批评的矛头就指着茅盾。他说：“茅盾同志那么有学问，怎么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来!”总之，所谓“革命”新观点，都不是55级学生的创造发明。
“红色文学史”出版后，它的这些旗帜鲜明的“革命”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批评。这批评如果来自“资产阶级专家”，那一定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扑”，偏偏这批评主要来自党内专家，而且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如邵荃麟、何其芳。他们一个主管中国作家协会，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文学所所长，都是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的领导者。他们把55级同学一个也不能少地请到王府井八面槽的中国作协会场，听他们做长篇报告，细细地分析、批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公式的错误。这时55级已是名噪一时的教育界“大跃进”的先进典型，邵、何等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究竟是他们个人的顶风行为还是有什么来头，不得而知。这里姑且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做一些分析。
茅盾在“反右”之后提出他的文学史公式，当然也会有他的针对性。但是到了1958年1月开始发表《夜读偶记》时，“大跃进”的高潮已经掀起，农村出现“新民歌”运动，特别是毛泽东，亲自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一时间浪漫主义的身价大为飚升。而按照茅盾的公式，是把文学史上的积极浪漫主义归人现实主义，把消极浪漫主义归人反现实主义，这实际上贬抑了浪漫主义，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毛泽东的新观点里这两种创作方法是平等的、并列的，在强调革命理想的时候，浪漫主义甚至更重要些。邵荃麟、何其芳那么起劲地反对“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可能有学术思想上的原因，但会不会也有为宣扬毛泽东的“二革结合”新观点扫路的意思呢?1959年，邵荃麟还专门在北大做了一场关于“二革结合”的报告，所要论证的就是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从来都是不同程度地与浪漫主义结合着的。这些行为透露出的信息，也许可以解开邵、何反对茅盾的观点，并且拿当时影响很大的55级的“红色文学史”开刀的原因。
年轻的55级同学，包括那些想“撞上”的，显然对这种文学行情的变动认识迟钝，只感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红色文学史”非改不可了。这就是它出版不到一年就全面修改，扩大为四卷“黄皮书”的原因。但这么一改，就把自己与“一切资产阶级文学史的根本区别”轻轻地抛弃了。套用一句老话：这部文学史的“革命性”就被“阉割”了!而且在1959年，又因时局的变动，开始强调团结旧知识分子，《人民日报》发表小文章，批评55级没有感谢老师的教育培养，又要他们来担当未能尊师之责。许多同学对党报为什么这样批评不理解，还瞎猜是李希凡写的，后来问过李先生，李先生否认。到了“黄皮书”，所有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内容全都删去。
“红色文学史”套上“革命”观点、红色外罩，但内容不见得都“红”。只举最著名的李、杜的诗为例，它肯定了李白诗歌的“反战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肯定“李白诗歌的人道主义思想也表现在能够写出人民的痛苦生活，直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认为“杜甫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人道主义“通过对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而深刻地流露出来”。到了“黄皮书”，对古代文学遗产的肯定就更多了。岂知此时又发生中苏交恶，中国开始批修，人道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观的核心。这时已是毕业前夕，来不及大改，但还是做了局部的修改，凡提到人道主义的都改过来，把这些修改的部分抽出来印了一本约二三十万字的“白皮书”，用于内部参考。
从“红皮书”提出自以为是“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根本对立”的观点，到“黄皮书”的抛弃这观点，从肯定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到“白皮书”删掉人道主义，变化不可谓不大。这样的变化使原先“红色文学史”的“革命”色彩大为消退，企图显示与资产阶级学术“根本区别”的意图大半落空。然而55级同学可能还没有明白过来，疲于奔命，反复修改，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治的需要团团转，与真正的学术革命并无关系。学术要紧跟政治形势，学术观点也要服从政治需要，对于此道他们(至少是大多数人)还处于蒙昧状态；所以不懂得“跟风”，不知道在抛弃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后，如果换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自古相结合”的新公式，说不定会改出一部更趋时的“红色文学新史”来。后来继续出版的或编或著的《中国小说史》、《近代诗选》、《成语小词典》等，只是“大跃进”的余波，其内容与当时的政治风向并无多大关系。他们毕竟是些小书生啊!
1958年，55级同学被卷入“大跃进”的浪潮，被推上了时代的浪尖，也许有人自以为这回“撞上了”；其实这些小青年的学风还没有全被扭曲，他们的理论观点就总也“撞不上”。用学术观点紧跟政治需要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远未修炼到家。这就是他们的矛盾，也是他们的尴尬。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起，他们中很多人一夜之间从“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变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让他们的弟弟妹妹，比他们“革命”十倍、百倍的红卫兵们，抡起铁扫帚，同着他们曾经批判过的老师扫到一堆去了!
这时，离他们走红的年代，相隔不过几年!
个体和集体
如果要还原一个真实的55级，那还应该说：编写“红色文学史”并非55级全体同学的意愿。55级也并非团结一心的“战斗集体”，而是存在思想分歧和思想斗争的，这里我要利用一些旧材料。55级毕业时有一篇《在红专大道上成长的战斗集体》的专稿，其中保存了一些当时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报道记述了1957年后学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景，也记述了编写“红色文学史”的提议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同。报道称55级有的同学崇拜、羡慕资产阶级教授，把他们当做偶像，把他们的话“当做经典一样地奉行不苟”。也有的同学对集体科研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大三的学生能编出大部头来。他们“坚持要回家去，拒绝和同学们一起战斗，他们认为文学史根本不可能写成，不如回家休息休息，写写自己的文章”。甚至在“红色文学史”出版后，55级已经名声大振，在还要不要继续搞集体科研的问题上，也还有人反对：“个别同学动摇了。他们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每个人读的书少了。现在几个人在一起还可以，将来毕业出去一个人怎么办?”’为此，全年级开展了辩论，那些反对的同学当然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白专道路”。报道说他们后来都转变了、进步了，却是未必如此的；精神上受压抑所形成的心结，也许终身都化解不了。那年暑假我不在学校，等到开学回到学生宿舍，这里已是“平安旧战场”，但还能嗅到一点火药味，如某同学宿舍的门上残留着他离校前被贴的大字报，令其“悬崖勒马”。当时我确有一种感觉，编书的气氛还很紧张哩!为什么不能来点“兼包并容”，让想度假的回家去，想自己写作的写他的作品，让真心实意要集体编书的一起来编书，那就不至于那么紧张。但那是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做事强求一律，追求清一色，不允许有个人的意志，自由主义已经扫地出门。北大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培养人的，好学生就应该绝对服从集体，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做党的驯服工具，自觉消泯个性。否则就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报道记述了55级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情景。为了说服某同学，“党支部领导大家算细账，使他看到30多个人苦战35天等于一个人工作7年”。还有同学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咱们几个人一凑，不就是一个集体专家了吗!”
但是，科学研究能这样“凑”出成果来吗?55级在集体科研中确实发扬了协作精神，这是他们很突出的优点，“一个人发现了一条材料，便立刻告诉别人，一些同志把几年来做的卡片都拿出来给别人参考”。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还很年轻、单纯的学生们似乎攻破了“学问私有”的思想堡垒；但就是这样无私地“凑”，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升“红色文学史”的学术质量。在科研攻关中需要团队精神，需要集体主义，但不应完全否定个体的作用和意义。其实55级的书能够编出来，不就是许多个人(主动地或者勉强地)贡献了个人的力量吗?
归根到底，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思想上、文化上必然非常强调树立集中、统一、服从等观念。那时55级同学都是“准国家干部”，通过集体编书来批判个人主义，培育服从集体的观念，这是55级受到表彰的另一原因；即使书中的“革命”观点都改掉了，他们仍然是先进集体。
幸运的和不幸的
“红色文学史”的编成，给55级带来了许多荣誉，他们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榜样，是全国群英会的代表、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青年集体。我并不主张全盘否定55级和“红色文学史”，例如把中国古代文学史贯通到现代，补齐了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这还是第一部。但是利弊相比较，弊远远大于利。它的点名批判伤害了自己的老师，在编写过程中批判“白专道路”又伤害了部分自己的同学。而这种集体科研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损害了学生的基础训练，以教育、学术为紧跟某种政治的工具，助长主观唯心主义的学风，破坏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破坏了学术规范的养成，对学生学业的健康成长的伤害更大。更不用说要求做“驯服工具”对青年思想成长的严重损害，最终是大家都是受害者!“红色文学史”昔日似乎为北大带来了光彩，其实是教育“大跃进”的瞎折腾的典型产物!
55级的确是建国以来北大中文系出人才较多的一个年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有母校培育之功。但在校最后两年的折腾，也使他们受害，他们本来是可以学习得更好的。而且为荣誉付出代价，并没有给每位同学以公平的回报。55级的名声使他们毕业时成了“抢手货”，北大人事处曾经要中文系把这个年级所有的骨干都留下。但别的单位也抢着要，北京日报社还一定要党员。我本来是分配去读研究生的，就因为原定留校的某位党员改派到北京日报去了，把我来补了他的空缺。那一年分配去的单位多是教育、文化部门，多数人都留在北京，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都分去了不少人。因为多数人都想做学问，所以留在北大任教被认为是最理想的。那年留校的就有14人，加上有两人提前毕业留校教马列，后来成了哲学系的美学教授，再加上读研究生的毕业后又有两人留校，我们年级总共留校18人。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在5年中遭遇不幸的同学也不少。只以我所在的二班为例，在学期间有两人被错划为“右派”(是全年级划“右派”最少的班)；有两人因“反右”中的“错误”受到团纪处分；有一人因为说了1959年安徽农村的真实情况，被当作“反动学生”勒令退学，劳改后回乡当了一辈子农民；有一人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被他家乡的公安机关逮捕入狱，中断了学业；有一人因生活作风小有缺陷，被当作“流氓”勒令退学了；还有两人因毕业鉴定中“政治态度”划为“中右”，被用人单位误为是“中等右派”，报到后立即送到劳改队去。据我所知给每个人划政治态度是“反右”以后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划一次。分为左派、中派(又分中左、中中、中右)、右派(也有一般右派、极右派之分)。我是团干部，有时班上党员也给我看看这种划分，所以我知道我在1957年的“鸣放”时期，也是个“中右”。那两位被误送去劳改的同学在发现是弄错了之后，从劳改队放出来分到北京近郊的中学去教书，“文革”中又都受到冲击，因生活、工作不愉快，于“文革”后都回故乡去了。究竟谁把他们定为“中右”，至今也搞不清楚。
我们班是全年级人数最多的，共29人，不同程度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就有9人，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了。这比例实在够大的。就是受团纪处分最轻的某同学，后来的分配也受影响。他本是留校读研究生的，却赶上了“三年困难”调整、压缩研究生名额。跟他一起分去读现代文学的3人，只有他是受过处分的，便被压缩了，改派到据他自述从未听说过的某地的一所还没有校舍的大学去了。我这只是说的我的班，其他三个班还有比这些更严重、更悲惨的故事!
现在这些同学已经全部得到平反，有的也已成为著名学者，在后半生得到一定补偿，但也有的终身受难。荣誉后面并非都是欢歌笑语，未名湖也并非尽是柔波荡漾，杨柳轻拂。想想那么多“同桌的你”的惨淡人生，当年那些荣誉、那些豪言壮语都显得何等虚妄，甚至可笑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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