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是真名士自风流
[ 2009年第1期 蒋百里：是真名士自风流·王贵肚 ]
70年前，56岁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去世。他一生有许多传奇：23岁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从此学校将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第一；30岁他被委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因抗议陆军总长段祺瑞的百般刁难而拔枪自杀，伤愈后与护理他的日本女子佐藤结婚；“西安事变”时他成为张学良的阶下囚，却以谋士风范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促成“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他有个女婿叫钱学森，美国人称钱“一个人可抵五个师”；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社”的成员，写过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由梁启超先生作序，今天仍是美术学院的教材；1923年他就预言中日之战是“持久战”。1938年完成了著作《日本人》，最后一句话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黄炎培先生在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一、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
1882年，蒋百里出生在人文荟萃的浙江海宁。1900年，他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学习，两次考试都名列冠军。杭州还有一所东城书院，他课余参加应考，五次考试还是全列第一。从此，他名声大震。1901年，他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惨痛教训中省悟，决心弃文习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他与同是浙江人的同学蒋伯器，才华出众，成绩突出，被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两蒋，倾国倾城”。在此期间，他与士官学校的同学蔡锷成为莫逆之交。蔡锷讲：“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这句话，促使蒋百里终生献身国防。他们两人与另一位同学张孝淮，被誉为士官学校的“中国三杰”。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按照日本的规矩，士官榜首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却不料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视为奇耻大辱。从第四期开始，士官学校的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冠军。
1906年，蒋百里回国。浙江抚台张曾扬久闻他的大名，想委派他做第二标统，他却举荐了同学蒋伯器。蒋伯器凭借这个职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二任浙江都督。蒋百里在老师的举荐下，进入东北总督赵尔巽的幕府，任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可谓少年得意、飞黄腾达。他向赵尔巽表示：“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取法乎上，研究世界军事。世界陆军以德国为最强，我希望能有到德国实习的机会。”赵尔巽非常赞同他的想法。蒋百里来到德国，在第七军任实习连长，统帅就是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当时，德国军官看不起这位文弱斯文的中国军官，但一个德国教官说：“你们不要嘲笑他，看他的步伐，就知道他骑术的高明。”的确，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就是有名的骑手，从来不用缰绳、马鞭和马鞍。有一天，兴登堡元帅召见蒋百里，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这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此话传出，蒋百里在国内更加名声大震。他的德语老师阿司特夫人30年后对蒋百里的女儿讲：“你的父亲年轻时在柏林参加跳舞竞赛，以华尔兹舞夺得第一名，德国名媛都很注意这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军官。秋深了，树林旁的人行道上，徐徐的松风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诗。依稀如神仙中人，这就是你当年的父亲。”
二、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
1910年，蒋百里回国。当时的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邀请蒋百里担任禁卫军的标统。蒋百里讲：“我在日本当过排长，在德国升任连长，今后宜为管带。我做事的目的还是在求学，要一级一级地历练上去。”蒋百里虽然任管带，但良弼大事小事都向他咨询，实际履行参谋长的职责。1911年，蒋百里的老上司赵尔巽奏调他复任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由中校一下子跃升为中将，“直升飞机”坐得太快，“上谕”只好以“二品顶戴”任用。当蒋百里辞去管带的时候，因为平时深得人心，所辖官兵包围着他不放行。最后还是良弼替他解了围，用梯子从后楼把他接了下来，当天离开北京。
蒋百里到东北的第一课，就是建立东北第一线国防，这是他平生最快意的工作，也是他最拿手的工作。蒋百里认为，练新军必须除旧军，招抚改编的绿林队伍应在淘汰之列。当时招抚队伍中任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视蒋百里为眼中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将东北三省大部分新军调往关内，赵尔巽只能对旧军采取绥靖政策，蒋百里遂无用武之地。张作霖对蒋百里久有必除之而后快的野心，有一天赵尔巽密告蒋百里：“现在应该是你走的时候了，迟了我无能为力。”蒋百里毅然登车南行，张作霖亲自带卫士追上车。蒋百里只好躲进厕所，把门反锁，躲过了张作霖的追杀。
三、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
1912年，蒋百里被袁世凯委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向学生表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谢天下!”他多次强调：“办第一流的军校，就该不惜任何代价，将来才有莫大的收获。”但他很快被官场上的复杂人事关系搞得焦头烂额，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任用他的主意出自袁世凯，他的顶头上司、陆军总长段祺瑞没有把他视为心腹，事事加以刁难。当时学校的学杂费由公家供给，但蒋百里请求拨款的电报，却被陆军总部搁置起来。他亲自到北京交涉，却得不到任何结果。他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到保定，致电辞职，袁世凯不接受；再向部里催款，结果还是不理会。1913年6月18日清晨，他面对全校两千多名师生沉痛地讲：“我到本校后曾经教训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他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开了一枪。
蒋百里的自杀壮举，很快震动了朝野。袁世凯委托日本公使迅速派一名最得力的医生到保定施行手术，并派一名最好的助手同往。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毕业考试夺得第一，日本人非常看重他，公使当即派军医平户和助手佐藤来到保定，挽救了蒋百里的生命。美丽的北海道女子佐藤为蒋百里把脉、量体温、喂饮食，尽了最大的努力。蒋百里的伤情稳定后，她用温和的语调对他讲：“忍是大勇者所为，自杀非勇者的行为，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你如果不能忍，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胜大任?有热血、有能力的男儿如果轻言牺牲，国事由何人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植你的老前辈?”蒋百里对她讲：“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以后遇到生死难关，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谁来提醒我、鼓励我的勇气呢?”蒋百里伤愈后，感到自己的心被一支爱的神箭射中了，佐藤小姐从他的目光中发现异样的东西在闪动。在此后一年间，蒋百里给佐藤小姐写了很多信，有一封信向她正式求婚，却遭到委婉的拒绝。蒋百里回信讲：“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年后，佐藤小姐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平生最喜爱梅花，为她改名“左梅”。他们先后生育五个女儿，其中第三个女儿蒋英嫁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四、陆军总部军事处的一等参议
蒋百里伤愈后，袁世凯委任他为陆军总部军事处一等参议。段祺瑞时任陆军总长兼任军事处处长，蒋百里如果来办公，还会受到刁难。袁世凯转告蒋百里：“不必到公府来办公，月薪三百元按期支付。”蒋百里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当然有所感戴，但对他的倒行逆施行为却义愤填膺。当时，袁世凯用调虎离山计，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蒋百里与这位同窗好友经常碰头，密谈军国大事。蔡锷秘密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后，袁世凯派蒋百里赴天津劝他回来。蒋百里将计就计，来到天津后与蔡锷谈了一整夜讨袁计划。回京后，他向袁世凯报告：“松坡(蔡锷的字)未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蔡锷在云南举起反袁的大旗，全国各地一呼百应。不久，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很快被气死了。蔡锷因身患重病，东渡日本治疗，不料以35岁的盛年死于异国。蒋百里亲赴日本，料理蔡锷的后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蒋百里任总统府顾问。1917年后，他在政治上的出路越来越窄，在学问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梁启超所办的《庸言报》和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有关军事的论文都由蒋百里执笔，他的军事学者大名更加显赫。1918年12月，蒋百里与梁启超等组成赴欧洲考察团，1919年1月2日到达伦敦。蒋百里的研究精神和好奇心理，与梁启超非常吻合。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深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演讲，蒋百里记录下来，便是后来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为本书作序，老先生动起笔来像长江大河不能自制，序文比原书的篇幅还长，只好改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考察期间，蒋百里从巴黎出发，考察了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的国防建设状况，写成《裁军计划》、《精兵主义》两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杂志上。蒋百里在欧洲游历考察10个月，返国时又添了一个女儿，这就是蒋英。
五四运动后，蒋百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斗士。当时梁启超成立了推进新文化的三个机构：(一)读书俱乐部；(二)共学社，主要出版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丛书；(三)讲学社，每年请一位驰名世界的学者来华开一次讲演会。前两个机构都由蒋百里主持，后一个机构的总干事也是蒋百里。同时，蒋百里主编《改造》杂志，他的文章散见全国各大报刊。他还参加了浙江同乡徐志摩发起的“新月社”，与这位多情诗人成为道义之交。这一阶段，是他一生中最宁静的时期。
五、唐生智将军的幕僚
1926年，北伐战争打破了蒋百里宁静的生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讲：“百里先生如果参加革命，则革命的进展必然更快。他是老成持重的稳健派，如果插足革命阵线，必然使国民更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而不存踌躇不前的心理。”那时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由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兼任，他不能兼顾，改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暂代。国民党要人都想借重蒋百里担任总参谋长，因为北伐军出湖南，湖南军官的90％都是他的学生。而此时，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想请蒋百里做总参谋长。他不觉好笑起来：“绕来绕去都是参谋长的呼声，好像我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材料。”他主张全国尽快统一，自然不肯做割据军阀孙传芳的总参谋长。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是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他的队伍英勇善战，在湘鄂大地所向无敌，被升任前敌总指挥，很快攻占汉口。当时，唐生智的声势如日中天，他手下的几个军长都已晋升为总指挥，这批人都是他的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同学，他们当年的校长更是被高看一眼。北伐军攻占南京，蒋百里被蒋介石派专车接入总部洽谈时，针对国内外形势提出建议：“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不让它袒护中国的残余军阀，等到中国统一完成后，再和它清算也不迟。”蒋百里亲赴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获得相当的佳果。
北伐战争胜利后，唐生智在武汉的势力太突出，桂系组织“西征军”讨伐，他兵败后通电下野。唐生智的大起大落，对蒋百里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1929年4月，唐生智被重新起用，担任第五路总指挥，总部设在北京顺承王府旧址，便迎接蒋百里及夫人北上。1929年12月4日，唐生智忽然领衔于许多将领，通电劝蒋介石下野；他的军队很快被击败。蒋介石派人在蒋百里的住宅中搜出与唐生智通电的无线电机，在残留的电稿中发现蒋百里亲笔所写的“东不如西”的句子。蒋百里曾认为：“内战打了十几年，打来打去打不出个所以然来。凡是中原逐鹿的武人，往往爬得高跌得重，只有东北的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能够偏安一隅。唐生智若要做不倒翁，就得到远远的地方去，莫存问鼎中原之志。新疆是政治真空地带，留待一个有眼光、有作为的人去填补。”于是，蒋百里的眼光移向这片地广人稀的政治处女地，想指导他所器重的这位学生去做立功西域的民族英雄，这就是电文中“东不如西”的内涵及由来。但蒋百里对这一切都不作解释，1930年元旦后被捕入狱。两天后，他被提解到南京三元巷军法处待审。如果军法处开庭会审，他的罪名就成立，判决的结果必然是死刑。他的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陈仪时任军政部次长，只好采取拖的办法，使军法处会审无法举行。而蒋百里在狱中照常读书、练书法、打太极拳，一副泰然自若、视死如归的样子。著名诗人徐志摩亲自到狱中探望，带着被包要与他一起坐牢。此时，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陈铭枢已是国民党中常委，兼代行政院长，并被推举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他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一起为蒋百里说情，蒋百里终于出狱。为表示谢意，蒋百里写了长幅心经，赠给学佛的陈铭枢将军。
六、研究军事问题的专家
蒋百里出狱后，取“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自号“澹宁”。他虽是在野之身，却胸装着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心。1932年1月28日，陈铭枢将军从前所领导的十九路军，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不时前来向老校长讨教。据著名记者曹聚仁回忆，“一·二八”事变的第三天，蒋百里拿着一张上海出版的《每日新闻》说：“七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接着，他指着一条东京同盟社的电讯说：“日本陆相昨日晋谒天皇，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依日本的运输能力和长崎到上海的距离，估计七日早晨可以运到一个师团。”果然，2月7日，日本第九师团运抵上海参战。曹聚仁感叹：蒋百里不愧是第一流的军事家。这一时期，蒋百里最关注的是国防。母亲去世奔丧，他路过徐州，若有所思地对学生龚浩北讲：“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洛阳、襄阳、衡阳为根据地。”他先后写成《国防论》、《以政治控制军事》等专著，为最高当局出谋划策。
1935年夏，南京军事当局召见陆军大学教官史九光，询问这样一个人才：“第一精通外国语，第二有军事天才，第三驰名海内外，我想派他出国考察现代军事，你想哪一个好?”史九光讲：“条件兼备的只有一个蒋百里。”蒋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的身份，去欧洲考察各国的总动员法。他对意大利发展空军的过程调查得很细致，认为中国为大陆国，速成国防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空军有独立的必要；成为中国陆军出身却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第一人。他还渡过大西洋来到美国，见到在美国留学的未来女婿钱学森，认为他舍弃航空工程而改学航空理论的转向是对的，美、德等国航空的新趋势是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1935年12月1日，蒋百里考察结束回到上海。他在返程的船上对妻子左梅讲：“和平，和平，人类所乞求的是和平。可是相隔不到二十年，人类又播下了战争的种子。我看不久的将来，二次大战会在东方爆发。”
六、“西安事变”的阶下囚
1935年12月8日，蒋百里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请他到西安晤谈考察欧洲的情况。12月11日，他飞抵西安，当天下午就去华清池与蒋介石会面。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他清晨被零乱的枪声惊醒，天亮时被一名军官带到客厅，信口说了一句：“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12月12日下午4时，张学良来到客厅拱手说道：“对不起，各位受惊了。”当天晚上，张学良嗫嚅着对蒋百里讲：“您是个无党无派之身，我有疑难问题想向您求教。”蒋百里讲：“今天是力的问题。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是在招待所，两条枪足够应付我们。可是西安以外怎样呢?”张学良讲：“西安以外我是鞭长莫及，假定中央军飞机对西安轰炸……”蒋百里不等他说完就毫不犹豫地讲：“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不会来轰炸。”12月16日，张学良对蒋百里讲：“我每次见委员长，他必大动肝火，不让我陈述意见。我想请您劝一劝委员长。”经过蒋百里劝说，蒋介石同意让蒋鼎文带着他的亲笔信回南京。12月21日，宋子文飞抵西安，12月22日宋美龄也来了，一切问题由紧张到和缓。12月26日，杨虎城设宴为蒋百里等饯行，蒋百里又讲了一句：“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在西安的两个星期，蒋百里每天写一张明信片给在德国的两个女儿，让她们保存以作纪念。他写得非常轻松：“飞机轧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又一轧轧声，委员长今天飞回南京去。”“明天再来一轧轧声，你们的爸爸将离开西安这古城了。”
七、陆军大学的校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蒋百里任国防参议会议员，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如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讲：“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有一天，少壮军人孙元良在蒋百里家里吃饭，倏地把酒杯摔在地上说：“我们决心拼命打，战至最后一人!”蒋百里哽咽着说：“你们年轻人要活着看咱们中国翻身的日子，我这老命却拼在这一次!”
蒋百里对战时国民心理建设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文坛上的拼命，就像在战场上拼命一样。他写了《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认为敌人想屈服中国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1938年他在专著《日本人》一书中，提出“持久战”的思想，写下最后一句话：“成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几乎在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下了不朽的著作《论持久战》。
在抗日战争最关键的时刻，蒋介石让蒋百里担任陆军大学校长，这的确是他最适宜的工作。当时校址设在湖南桃源，后来又迁到广西桂林。他在桂林发表演讲：“日本当局用十年工夫养成的蓬勃的民气，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战争，便倏然消失了，它的溃灭可以断言!”1938年8月11日，蒋百里因心脏麻痹症抢救无效，在广西宜山去世，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1938年11月8日，著名记者陶菊隐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讲：“蒋百里不仅为中国唯一的军事学者，而且对政治和文学无不富于天才。他所教育的学生，有些在北伐过程中建过功，有些在这次抗战中立过伟绩，他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对中华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响是必然无疑的。他撰文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不啻长夜中的一盏明灯，他的精神是永远不灭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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