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登】
[ 2009年第1期 【读者来信摘登】 ]
《炎黄春秋》又一年
在所有文史类期刊中，《炎黄春秋》是我最喜爱的，每期必看，每看必有所得，有所悟，有所感。这种感觉决不自今日始。虽然年龄一年年增长，但感觉到有《炎黄春秋》相伴，心态反而更年轻。这种感觉的由来，实实在在是因为期刊的五大特色。
其一，勇于探索史实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我辈经历或书上读过的大事件，都能以事实为准绳，有的给以匡正，有的给以很有启发性的分析，不时给人以恍然大悟之感。其二，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慧。我是读过不少书，也在高校教过多年书的知识分子，很多东西似乎已成定论。但读过该刊，不少新视角、新观念、新认识、新发现，依然让我警醒，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其三，破旧立新的前瞻眼光。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要进步、要发展，都离不开坚持真理，摒弃谬误，总结以往、展望光明。阅读本刊，我自己也似乎一天天在变新，头脑更充实，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其四，有一批德高望重、勇于探究的老前辈，作为该刊的作者群，又有一批卓有见识的新学者做接续，使得该刊每期都有新发现、新观点显现于读者面前。其五，办刊风格有棱有角，大胆活泼。针砭时弊，毫不遮掩，“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呼唤改革，旗帜鲜明，犹如雷霆千钧，又如春风拂面。
出于对《炎黄春秋》的喜爱，提出一点也许不正确的意见：在《一家言》栏目中，我更希望看到不同观点的争论，比如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真理只能在比较和争论中才能扎下深深的根。要相信读者的鉴别能力。
时间过得真快，《炎黄春秋》又一年。我相信新一年的刊物会更好，让我更有所得、有所悟、有所感。
河北读者 甘彦洽
警惕没有喊声的“万岁”故事
近读贵刊2008年第10期雷颐先生的《“万岁”故事》一文就回想起自己喊“万岁”的故事。我是文革中开始喊“万岁”的。“像孩子一样透明、单纯、纯净”地喊，表示对领袖的尊敬和爱戴。在那个时代，当属“常情”、“常理”。也下意识地想过，人是不可能活到“万岁”的，这是“常识”。那时的一日三餐，都要先喊了“万岁”后才能吃。日子一长，习以为常，喊“万岁”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喊了那么多“万岁”，今天才知道“万岁”一词里竟包含着这么多奥妙玄机，我很感谢雷先生!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先有李世民后才有魏征》，立即联想到是先有皇帝老子喜欢听“万岁”。后才有臣民们喊“万岁”。现在虽然没有皇帝了，没有喊“万岁”了，但似乎“‘声’犹在耳”。比如，“一把手”的权位在一个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指示总是正确的，讲话总是重要的，言行总是不受约束的，耳朵里总是充满颂扬和掌声的。如果不能彻底肃清天、地、君、亲、师的等级思想，“人治”制度不能彻底改变为“法治”制度，没有喊声的“万岁”故事，还会延续下去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发表了很多振聋发聩的好文章，帮助读者启发了良知。感悟了人性美，辨别了真假是非，增长了见识才情，促进了独立思考。
武汉读者 周天表
贵刊2008年《炎黄春秋》第10期《通渭问题一“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一文中提到的“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此处有误，应是“八大二次会议”。
北京读者 张柏新
第12期《萧克与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一文写的很好，但也有两处错误。首先，文中说：1977年后，萧克回到军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军事科学院(应为军事学院)院长。需要指出的是：萧克是1972年回到军中的，5月份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8年3月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同样，蒋杰当时所在单位名称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读者 李建 王千菽
我在贵刊2008年第3期发表的《日本战犯重到南京》一文中所列《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引自2005年7月7日上海《新民晚报》A17七七专辑“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第七期)。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最低限：3480万。转录有差错，特更正如下：“死亡”项中，湖南应为920085人，云南应为130396人，冀晋热辽察绥应为1385539人；“受伤”项中河南应为239939人；山东漏列，死亡为1830215人，受伤为1632985。
另，拙文引用李煜词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国”字误印成了“园”字，亦请代为订正。
作者 叔弓
读了2008年10期《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联手的》一文，我认为文中有关公安部领导等任职的叙述有误。如文中第二部分说“1972年谢富治死后(华国锋)接任公安部长”，而据史料记载，1970年谢富治患病后，当年6月至1973年10月，由李震担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实际上主持公安部全面工作。华国锋是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的，并非文中所述“(由公安部长)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贵刊第11期中一些文章所提及的人和事与史实不符：
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一文中提到“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见16页)，这个提法是不对的。在1982年9月党的12大召开以前，中共中央还设有高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副主席，1981年3月的时候，李先念是党的副主席，副主席还有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3人，当时不是副主席的常委还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因此，笼统地把李先念称为“政治局常委”是不合适的。
2．《王府井亮起来背后的故事》一文中提到1984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委员长是万里(见35页)，事实上，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是彭真，万里是1988年4月才开始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
3．《中国的地震预警史》一文中提到辽宁省政府(见40页)，事实上，“文革”期间(包括1975年)全国各地的政府一般称为“革命委员会”，辽宁省也不例外。
大连读者 孙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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