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组织
[ 2009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李维民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2002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表述，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就是把沿用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改为“党的早期组织”。写了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见上册75页)。这一修改，恢复了原来的面貌。1920年入党的罗章龙，在1978年就说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1920年入党的张申府，1979年9月也说过：“中国共产党1920年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但是，至今还有不少报刊，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成立
因领导五四运动被北洋军阀逮捕的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出狱后，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在李大钊亲自护送下去天津，途中，他们在骡车上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从天津改乘轮船到上海后，就开始到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和工会组织一起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5月，组织一批革命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与其同行的有翻译杨明斋，杨是山东平度人，在俄国加入的共产党。4月，他们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些进步青年举行了座谈。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帮助陈独秀进行建党工作。6月，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施复亮)、陈公培等开会商议建党问题。开始对于使用共产党还是社会党的名称有不同意见，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名称，陈独秀完全赞成。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同时起草了党纲，11月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的成员有5人、6人、7人、8人和10余人等说。据8月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的李达回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共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定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党的一大之前，上海党组织的成员，在《党史》中列出了17个名字，除上述8人外，还有陈公培、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领导广州建党以后，李汉俊和李达在上海先后代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从第8卷l期起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并且编印《共产党》月刊作为半公开的党的理论刊物，还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与此同时，党在上海办的又新印刷厂，当月印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在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支持罢工与组织集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和北京支部，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和组织下成立的。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后，与陈独秀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步伐。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组织了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五一”节集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何孟雄等人分乘两辆汽车，在街上挥舞“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等旗帜，散发北京劳工宣言小册子和传单。邓中夏这一天也赶到北京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8月16日，李大钊联络北京和天津五个进步团体的代表20多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李大钊、张申府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会上发言。李大钊提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成改造联盟。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后来发展了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因意见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约40人，高君宇被推举为书记。青年团中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很快转为党员。1920年底，北京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在党的一大之前，李大钊还派张太雷去天津、高君宇去太原、邓培等在唐山，进行建党建团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武汉支部，是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成立的。1920年夏天，李汉俊从上海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写信，后又亲自到武汉，与董必武商讨建党问题。同时，陈独秀派刘伯垂，带着中国共产党党纲，到武汉筹建党组织。刘伯垂主持了有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陈潭秋、郑凯卿、赵子健等参加的武汉支部成立会，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推选包惠僧任武汉支部的书记。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武汉支部的成员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出席成立会议的有18人，其中11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董必武、包惠僧等在会上讲了话。与此同时，汉口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广州党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
最早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杨匏安。1917年他就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等40多篇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还有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以及谭平山、彭湃、阮啸仙等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们通过组织各种团体，出版刊物，办平民夜校和职工夜校，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1920年5月1日，广州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数万工人和学生当晚一起提灯游行。5月4日和7日，又先后举行纪念五四救国一周年和国耻纪念日大会。这些活动使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罢工、罢课此起彼伏，1920年广东、香港两地工人罢工就有17次以上。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党后，曾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在广州建立党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他们在北京经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于1920年底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参加建党的7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利用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了解和推动广州的建党工作。他把自己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拿到这个组织中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经过激烈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1年春重新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关于长沙和济南的早期组织有不同的记述
《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是这样写的：“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何时、何地、由哪些人组成，没有具体表述。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从巴黎写给毛泽东一封很长的信，介绍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组建情况，希望中国组建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1921年1月1至2日，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会时，围绕革命的目的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发言时曾提到巴黎“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但大家没有就建党问题展开讨论。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提到：“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没有提到在湖南建党的具体情况。
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新民“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他提到的8个人中包括易礼容。1997年易礼容99岁高龄去世时，他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常委。他的生平中说：“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立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88年和1989年，我曾两次访问易礼容。他很明确地对我说：“湖南的党组织是1921年何叔衡和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回来后才建立的。此前在湖南只有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没有党的组织。”他还说：1921年(民国十年)10月10日，在人们戏称为“30节”那天，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这与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的“1921年10月，湖南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我是成员之一”是吻合的，但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毛泽东亲自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这大概是党史中所说湖南在1920年建党的主要根据。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建立的时间，据《刘少奇年谱》记载：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主要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做准备。在这里学习后来与刘少奇一起去莫斯科的有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1987年9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载有彭述之的一篇题为《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的文章。提到1920年9月他在长沙与贺民范相识，当时贺已近60岁，但自嘲为“老少年”，真诚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并且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通过他的学生罗亦农与陈独秀建立联系后，陈独秀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彭述之说，当时在湖南教育界和青年中贺民范是无可争辩的首领。据史料记载，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是在1921年1月13日举行的。
关于党的一大前济南是否有党的早期组织，史学界的争论更大。过去一般史书中都说：1920年维经斯基和杨明斋从北京去上海时，途经济南曾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会见，对济南建党起了促进作用。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维经斯基在济南会见王尽美等，是1924年人团后转党的丁君羊，和1927年入党的杨一辰提供的一种传闻，他们两个都不是当事人。1920年参与建党活动的罗章龙、李达、包惠僧等人的回忆，均未谈及此事。特别是维经斯基本人1920年6月和8月17日写的两封汇报信中，都没有说他曾去济南，相反地却讲了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有关情况。1921年6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长达15000字的书面报告中说：“到今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接着分别叙述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南京7个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其中没有济南的地方党组织。因此，在1921年5月之前，也就是在1921年春天之前，济南有没有党的组织，还需要深入研究。有人认为，既然山东派了王尽美、邓恩铭去上海出席党的一大，那肯定在济南有党的组织。1921年10月13日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汇报信中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会议的12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50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他强调“自称为”、“自命为”，是认为这些代表并不全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王明1936年写的《英勇奋斗的15年》中也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计13人。大会代表不全系共产主义者。”有的学者认为，王尽美和邓恩铭是从党的一大回来后才在济南组建党组织的。一大之前，陈独秀曾与山东参加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王乐平联系，委托他在山东建党。但王乐平不是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他没有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派了当时比较年轻、思想比较活跃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去参加一大。第二年王乐平曾率山东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被遗漏的天津、南京、香港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6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的中共“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中，除上海、北京、汉口、广州之外，还有天津、南京和香港。但是，在过去的史书中，都没有提到一大之前这三个地方有党的早期组织。现将张太雷报告中关于这三地党组织的情况摘录如下：
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津浦铁路这个最大车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工业中心，这里有：(1)拥有2500名工人的京奉铁路修配厂；(2)拥有2000名工人的启新洋灰厂；(3)拥有14000名工人的开滦矿业公司的矿井。在这个地区，现在我们党正力求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建立各产业工会发起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工人小组，在他们周围，我们团结了相应的工会。
南京组织，它是最年轻的组织，但已经同周围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有理论素养的工作人员，所以在智力方面，中国的所有资产阶级派别都会羡慕我们党。
香港组织，它不仅依靠香港30个工会组织中的12个工会组织，而且还同汕头、福州、澳门等城市的工人保持着联系。
大概由于天津、南京、香港三地没有代表参加党的一大，因而没有把这三地党的早期组织写入党史中。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是不是他们就不是党的创始人呢?被派到中国指导和协助建党工作的维经斯基，在1920年6月的汇报信中提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建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他在1920年8月17日的汇报信中说：“近两周，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一系列学生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激进团体联合起来的问题。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彻底解决联合问题。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的报告说：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该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份文件还说：1920年7月4日，维经斯基及其助手来到北京，此前上海、天津等地组织的代表已到北京。7月5日到7日举行了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上述文件中都提到天津和南京。1920年马骏与周恩来在天津从事建党建团工作，李大钊还参加过觉悟社的会议，11月周恩来赴法后，马骏继续在天津工作，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都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关于1920年天津早期党组织的情况，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与其它地方采取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
“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由来
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保存的文件看，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以后，即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921年7月9日至23日，青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俞秀松等)写的报告中就说：“中国共产党是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同时成立的。”青年团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8月22日。1930年邓中夏发表了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一句话就是”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但是，在陈独秀被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后，共产国际的说法就改变了。王明1934年11月在苏联写的《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把中共的成立作为1921年。1936年7月季米特洛夫写的《中国共产党15周年纪念》也是这样。但没有举行什么纪念活动。1941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延安举行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活动。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准备会议上正式宣布：“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他接着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写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活动，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正式将党的一大之前各地的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各种党史均按照这种写法，直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再版时将共产主义小组改为党的早期组织。虽然现在不需要把沿用了60多年的“七一”党的成立纪念日再做变更，但对于党的一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各地党组织已经成立的事实，应该做出客观的评述。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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