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
[ 2009年第2期 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曾彦修 ]
知识广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他回到中国，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较精通中国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现你有本事，你也懂得这些高级文艺，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领导人写的诗，都不拿到《人民日报》发表。董老这些人偶尔写写，只在小报报屁股上发表发表。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瞳，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号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一九八。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厅堂，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有的是象牙笔杆的，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尽，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去。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你康生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中国此种瓦砚，现存数只，均已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玉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玉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他是个害人狂
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还是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六十一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叫林浩。我们到阳信几天，康生为整林浩从胶东回到何家湾，把林浩斗下来了。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叫曹大姐，两个人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他把曹大姐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大姐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捉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你也是个三八式，在党内无足轻重(虽然后来凌云当了安全部长)。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实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会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这就是我本人。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一共才七八个团员。七月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与张琴秋不愿在大热天跑八天去参加，就叫我去听会。在到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们村。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办公厅行政处在这里。这些同志，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二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陈伯达已经走了，没有参加，因为刘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过时，把陈伯达带走了。陈伯达又带走了田家英，所以，他们那个组等于撤销了。保德那个组，廖鲁言来参加了，于光远也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从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我是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这个文章，现在是彻底修改过的。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听说两三个。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讲话不一样。大家希望他在这个会上，对这些事作出结论。你康生自己实验的地方，有死人现象，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但他没有批评。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意思是作废了，再不能用了。
我们当时在朔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但我单独汇报时，康生听得进去。如果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我，说我右倾，我就完了。这件事说明，他并不是个傻瓜，心里边明白得很。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汇报的时间，连他讲话至少一个小时。
这次汇报，是他先给我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讲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宣传康生了不起，但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汇报是在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开始进行的，是凌云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要听我单独汇报。汇报时，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讲了好久，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没有办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听完了再汇报。
我知道我的话难说得很，带了三包土和一包糠窝窝头，旧报纸包的。土，一包是沙，我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分给人十几二十亩，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质，但不全部是沙，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这一来，就是百分之九十几了。第三包是半沙质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这个在全村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种田，只有种这样的田才有收成，而且还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来种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处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甜水井，一个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没有涩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盐碱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这个水，种庄稼也不行，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简直是天老爷赐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浇灌，一亩地照样打好几百斤，上千斤都办得到。我汇报时说，我们不但分了地，还访问过得地群众，但基本上没有兴趣，因为中农本来有相对好一点的一点土地，结果拿出一分，返回他五亩沙地，实际上是他吃亏了。我又把糠窝窝头给康看。康问，是老百姓吃的?我说，老百姓还吃不到呢，是县委吃的，也是我住县委时吃的。因此，那地方现在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手很厉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卫工作的，第一条就必须精明。我不带些东西，凭我的身份，我敢说什么呢?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可能认为你这个年青人，竞知道这样来汇报。如果盲目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整我。以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由这晚定下来的，可能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说白了，就是印象很好。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仅仅封你个“书呆子”，这就不简单了，没有说你是“反革命”，没有说你是“反党”，没有说你是站在恶霸地主的立场上，只说你是书呆子，只是叫你回去“扫地出门”，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件事，说明他的很多议论，跟他的内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这些客观情况之后，他还是非要往“左”办不可。什么原因，现在怎么说呢?他无非是背后是一套，当众是一套。当众这一套是为了自己过关，自己上升。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
康生并不因为在晋西北的土改，我给他汇报的情况，我执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就把我看成是反动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他还给我看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还盖个印给我看。我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比他年轻十好几岁。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优礼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我老早就感觉不一样。
一九六。年六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单位的负责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单位奉命要编《蒋介石全集》，要我参加做注释工作。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辞海去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对我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须告诉你呢?王子野说，算你走好了。他问你，不是要整你。当时他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你戴着“帽子”，不能参加写作组，但写作组需要资料，你能提供。那种写作组又没有任何机密，是空对空作战，所以叫你去协助，一点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烦了。
我提这些，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不要只看见他凶恶的那部分，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实反映一些东西的人；并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为什么，党内谁敢表现?诗，你能超过神?你写得比神好，没有人敢的，不敢发表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一个帝王，认为自己的诗好，书法好，别人敢表现吗?隋炀帝不是有个故事吗?记不清了，好像就是因为一首诗的一句“空梁落燕泥”什么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杀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华的大臣。以后当大臣的人都知道，如果皇帝诗词歌赋都懂的话，你只能装傻。皇帝喜欢写字，你写字就得歪歪斜斜。皇帝会做诗，你做诗要显出你的诗不够擦屁股的资格。如果你写出来的比他还高明，那你就不要想活命了。历史上的帝王，可能只有曹操与唐太宗二人开明一点。他们允许臣下表现艺术才能。曹操比唐太宗更开明一些。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曾彦修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大学者束星北·方 朔
李政道向周总理推荐的老师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教授正在做什么，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未能如愿。
束星北在1943年，是李政道上浙江大学时的物理老师。
束星北早在1926年到1930年，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就开始进入国际理论物理的一些前沿。1931年应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束星北在这里，启蒙了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设在湄潭的双修寺。年仅16岁的李政道，大部分时间在双修寺实验室里。他在向束星北、王淦昌(建国后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二位物理教授的学习中，最初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学从此对他一生，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每一两个星期，束星北教授从湄潭专程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李政道和老师束星北经常是一对一的讨论，老师的科学精神和很多观点，使李政道终生受益。
李政道在和老师告别时，束星北送他一本《电磁学》名著。这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大学做研究时用的参考书。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站在爱因斯坦、玻尔大师的身边
一生只是当过李政道的老师，算不上天才。有件事，足以证明束星北的天才。
1979年年底，国家航天部首次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最佳的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家并没有相关的专家，来承担这项绝密的任务。
有人推荐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束星北教授，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在任职的海洋研究所手中的一台计算器和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计算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实验经费，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年，他72岁，在国内高度保密的科学界传为佳话。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实验事业创始人之一)是束星北惟一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他认为束星北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计算Lamb效应，当时世界上还未有人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
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随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他利用全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这方程被称为：用最简练的数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1年8月，束星北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洛罗克。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到中国。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玻尔寸步不离。
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玻尔回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他当面责难蒋介石 国难当头投身报国
束星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
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日后告诉说，蒋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开始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各处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作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这个时期的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做下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硝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不惜用生命维护民主法制
2006年6月，青岛。在绿树簇拥、青草盈盈的一片静谧之地，一位年近花甲的女人，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父亲束星北的铜像前，留下一张合影。她，就是陪伴父亲半生的女儿束美新。
如今，束星北教授已经成为青岛以至山东的骄傲。他的名声和山大的中国著名生物学教授童第周、著名文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共载史册。
然而，岁月也曾留下沉痛。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童第周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住在这里，只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
1953年，有一天早上，山大物理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记带校徽，被门岗指住。眼看着上课时间已到，解释了一下，就向里闯。不料门岗竞打开了枪刺指住他，两人较上了劲，周北屏往里挤，门岗就用枪刺向外顶，结果连他的外衣也刺破了。正是上班高峰，周北屏的面子很是过不去。
周北屏的父亲是江南名儒，虔诚的基督徒，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就是他家中座上客。周北屏把脸面看得跟生命一样，回家后越想越窝火，便在自家院门口上了吊，虽被及时发现抢救下来，人却伤了元气，耳朵出现幻听，常常在床上睁着眼睛坐到天明。
束星北知道这事后，一个人去了校党委，非得让校领导向周北屏道歉不可，双方互不让步。束星北站在校党委办公室的门口，向围观的人大声喊：“法西斯，民主死了!”这样一来，性质变了，有关领导一方面马上派人去周北屏家做解释、道歉；一方面追究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这事不但惊动了青岛公安局，省公安厅也来了人。硬是让校长华岗给压了下去，否则束星北在劫难逃。
在1950年浙江大学“三反运动”中，全国著名的束星北教授没有幸免，为友人受累。
有一天，他听说苏步青这位被国外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教授，被人诬告贪污学校东西，要在家中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星北怒不可遏地只身闯进校“运动办”，见管事的那个人正和一人谈话，伸手便将其揪了起来：“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拳过去，那人鼻孔蹿血。
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批斗。
1956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肃反领导小组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当众宣布停职反省。他以理相争，甚至准备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他四处呼吁，给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竺可桢闻讯后，将束星北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科协主席的陈毅，专为处理他的问题，两次召开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人参加了“同行评议”。最终，校党委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鱼山路26号大院，我家和束星北教授家楼门，只隔一道木栅栏。越过来就是我家的后院子。1955年5月，我父亲在山东大学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隔离反省。当年8月，山大校长华岗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逮捕入狱。学校停发了我父亲的全部工资，母亲领着我们五个孩子，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收入。全大院的人都不敢与我家公开往来，怕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和影响。
9月的一天晚上10时许，束星北教授的二儿子束庆新，那时有十八九岁，钻过木栅栏秘密来到我家。
他说：“我爸爸让我来转告方伯母三句话：方教授不会出大问题，他和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大家都知道是冤枉的；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全家人被遣送到哪里，千万不要绝望，方教授一定能回来；卖书最好先挑文艺类的书卖，家中的《俄华大辞典》、《英汉大辞典》和一些教学参考书，千万不要卖掉，以后方教授回来还要用!”
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30元钱，悄悄地说：“这是我爸爸让我送来的。”
母亲十分感动，但怕连累束教授，万万不肯收。束庆新看到地上有几本稿子，就灵机一动说：“把方伯伯翻译《彼得大帝》用剩的稿纸，拿给我几本，就算我们家买稿纸的钱好了。”这样，母亲才肯把钱收下。
两个惊人的“要求”和特殊的“脑力运动”
1958年，束星北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强制劳改。3年后，回到青岛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清扫厕所。
作为一位物理科学家，他有两个既惊人又痛心的“要求”：
一个是1964年8月9日给院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核战争”让祖国“迅速获得足够的核武器”，主动要求协助党和国家，动员在国外自己“熟悉而且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即学生李政道等人回国，共同研制原子弹。
另一个是在常年的“思想改造”中，他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来解决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为人民做一件好事。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程开甲看到樊洪业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ll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的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
确实，束星北在万分痛心自己，20年代就开始钻研理论物理，今日竟无用武之地!一心想要为国家研制核武器，却对祖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及成果一无所知，竟然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
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有时，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急忙从床上爬起，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第二天早上，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
1978年，束星北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了。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希望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科研人员，参加他主办的培训班学习。在青岛李村，他每天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1979年3月9日，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活动中，《光明日报》以束星北的署名，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回忆文章。
主动捐献遗体竞未能如愿
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70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
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医学院领导更替，无人顾及束星北捐献的遗体。半年后被人发现时，一代天骄束星北的遗体已经腐烂不堪。后来，被人草草地埋了。1991年，束星北家乡的两位同志，来到医学院征集史料并提出瞻仰遗骸。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带到束星北教授葬身处，竟然是“医学院宿舍一块小运动场地的双杠脚下”。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问世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以后，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青岛医学院，发现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
当年，束星北逝世后，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键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
1995年，青岛市委、市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教授，竖立了一座二米多高的束星北教授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束星北的铜像和故居，同在青岛生活过的康有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童第周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一起，成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著名人文景点。
老友王淦昌的评价
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
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
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
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
(作者为本溪日报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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