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有故事
[ 2009年第2期 “麻雀”有故事·雷 颐 ]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195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的新华社消息：“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的报道，报道中说，“火器营乡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内被基本消灭了的”。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焙、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
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等人的观点的。
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各地都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灭雀大战役，各地报纸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整版的宣传报道，许多报纸还发了消灭麻雀的社论。这些报道的标题几乎全是“军事性”的：“调兵遣将、准备武器、摩拳擦掌：灭雀大军待命总攻”，“全市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纷纷落地”、“灭雀大军战果辉煌”、“准备武器、出动侦骑：三军誓灭小东西大敌人”、“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小麻雀命在旦夕”……
4月19、20、21日，北京市发起了连续三天的灭雀大战役，《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多次作了详细报道。从4月22日的《人民日报》对北京的报道，亦可看到全国情况：“这三天，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围剿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根据麻雀飞行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首都人民采取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到七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麻雀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的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赶到‘安静’的毒饵区和火枪歼灭区，都中毒、中弹死亡。傍晚以后，漏网的麻雀进了窝，由突击队进行掏窝、堵窝。”三天歼灭麻雀40万只。4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道，描述更加详细，文章最后写道：“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一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这样动人的奇迹。”4月21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舒芜先生此时在人民出版社刚被定案为右派第四类，留在机关监督使用，分派给他的任务是到机关大楼房顶坐着，有麻雀飞过便敲盆击碗，摇旗呐喊。后来停止打麻雀了，他“暗中还有些可惜，想来以后不会再有‘守空待雀’这样轻松的活儿了”。(舒芜：《戴段钱王之妙》，2000年9月19日《中国图书商报》)
上海的《解放日报》4月26日发表了《全民动员围歼麻雀》的社论，号召说：“全市城乡各路的指战员们，一场伟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立即动员起来，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一切准备，万众一心，英勇、机智、沉着地为保护庄稼、消灭麻雀而战斗吧!”据4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仅27日一天就“歼敌”25万。而12月13、14两日，上海再次发动“灭雀大战”。《解放日报》12月12日又发表了《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的社论，这两天共灭雀44万只。12月13日是全市第二次统一打麻雀开始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
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济南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攻击动员令”“特向全市人民发布战斗命令”：“各区指挥部暨全体指战员，必须整装待命，服从指挥，准时进入阵地，展开战斗”；“这次围歼麻雀的战役，是决定我市今年能否彻底歼灭的关键，为此要求我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我全市人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58年5月9日《济南日报》)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上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还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05页)对此，朱正先生评论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这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为了给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朱正：《赦免麻雀的‘说法’》，《随笔》2000年第4期)
这种不能直接承认消灭麻雀决策错误、不能不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说法”堪称巧妙，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使然。不管怎样，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值得称道。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他们的悲剧，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峋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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