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圣经正典的形成
高峰枫：圣经正典的形成
《 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 》，[美]布鲁斯·M. 麦慈格著，刘平、曹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5.00元。
《 圣经正典 》，[英]F. F. 布鲁斯著，刘平、刘友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42页，37.00元。
与 圣经 相关的学问，经常会跨过经学的边界，扩张到其他的学科。比如文学批评界曾热烈讨论的“经典”（canonical works）和“经典化”（canonization）问题，都源自“圣经正典”这一概念。历代诗文当中，哪些篇章最终修成了正果、进了正史、被“封圣”，哪些作品被打压、被排挤、被“消声”，文学史上有多少定论可以推翻，还有几桩冤案有待昭雪，到底是哪些政治和文化力量在悄悄左右这种遴选过程，这些话题无不与圣经的结集、正典的封定息息相关。那么，什么是基督教所谓的“正典”？
“正典”一词（canon）本是希腊字，本意是“用作规尺的直杆”，随后便有尺度、标准、规矩等意思。早期基督教作家使用这个词，最初表示使徒传下来的核心教义信条，指基督教独有的教义最为简洁的表述（如后世的“信经”一般）。后来，canon一词的词义更趋具体，开始专指由教会认可的权威经书的目录，也就是指哪些核心典籍应当入圣经。“正典”就是一份标准的书目，凡是入了正典的书卷便是受了神的默示，沾了仙气，可入正殿；而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书便是凡人自造的，没有圣灵灌注，要被打入偏殿。不入正典的书被划归为次经（相当于“候补”），甚至被断为伪经。这些次经和伪经，在如今的文献学家看来，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在古代教会眼中，却登不得台面，不能在教堂中当众诵读。
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正典所包含的篇目也有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古斯丁在公元四世纪末开始写《论基督教学养》（
De doctrina christiana
）一书。在书中第二卷，他给出一份清单，将当时北非教会所认可的圣经篇目一一开列出来。奥古斯丁的新约包含二十七卷书，和现今各教派的圣经无异。但是旧约他列出了四十四部书，和现在天主教旧约的四十六部微有不同，和新教旧约的三十九部相比，则多出了不少卷。有些书从始至终都列在正典中，可还有一些书的命运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有时进入正典，有时又饱受争议。这些都是圣经正典发展史所要研究的题目。
研究圣经正典，需要真功夫和大学问。研究者不仅需要通晓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还需精通早期教会史，以及圣经的版本学、目录学、翻译史等等。只有广读早期教会作家的文献，从中钩辑出关于正典形成的各种意见，然后加以汇总和梳理，方能将正典的形成过程原原本本讲述出来。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两部论述正典的译著，就是出自两位学问淹博的大家之手。《圣经正典》一书的作者布鲁斯（F. F. Bruce，1910-1990）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圣经研究教授，一生著述三十余种，专治新约，也旁涉旧约。另一部书《新约正典的起源、意义和发展》（以下简称《新约正典》），作者的名声恐怕还要在布鲁斯之上。麦慈格（ Bruce M. Metzger ，1914-2007）毕生执教于普林斯顿神学院，是美国新约版本校勘学首屈一指的大师。如今学术界通用的希腊文新约，麦慈格便是主要的编辑者之一。麦慈格前年刚刚以九十三岁的高龄辞世，为后人留下了新约研究的三部曲：《新约文本》（1964年；2005年第4 版）、《新约早期译本》（1977年），还有就是这部《新约正典》（1987年）。
近些年，国内翻译西方学术书籍，又进入一个涨潮期。成百上千的译作铺天盖地而来，一时泥沙俱下，许多平庸的西书也趁乱登陆。出版社能选择这样两部严谨、扎实、深为学界推崇的著作来翻译，眼光颇为独到。这两部书都论述正典的问题，但侧重有所不同。布鲁斯常年讲授“圣经正典”的课程，他的著作乃基于其教案写成。他涉猎较广，欲将旧约和新约“一网打尽”，但既追求面面俱到，便难免不够深入。尤其新约部分，罗列史实偏多，分析阐发较少。而麦慈格的《新约正典》考证精审，在关键之处的分析鞭辟入里。若专就新约而言，在英文文献中，麦慈格这部书是该领域最权威的参考书。
这样两部有分量的学术书，幸好遇上了几位尽心尽责的译者。他们为两书增加了详尽的注释，尽可能为读者解难释疑，这可算两部译本最突出的一个优点。比如读者经常会碰到的关键词，《圣经正典》的两位译者便在关键的段落集中加以解说。关于“次经”（Apocrypha），译者简明扼要地告诉读者：“ 指旧约和新约正典以外属于真实作者所写的经书，不同于托名所写的伪书【pesudepigrapha】”（34页注4）。后面解释与“次经”和“伪经”稍不同的另一概念“第二正典”（deutero-canonical），译者又告诉我们“为了说明这类经书在通俗拉丁文译本中仍算作权威，只不过比原始正典经书稍微低一点”（90页注4）。对于教会史上的人物、事件、制度、特定术语，译者均不厌其烦，详加解释，就连近现代重要的圣经学者，译者也注出他们的生卒年月、国籍和主要著述。有时中译者加的注释长达二三百字。比如《圣经正典》第92页，译者就加了二百字的注释，帮助读者了解英国宗教改革史上所谓“伊丽莎白时代的和解”（Elizabethan Settlement）。对于初涉此领域的读者来说，读这样一部“贴心”的汉译本，恐怕比直接读英文原书还有帮助。
翻译学术书，有一桩令人头疼的事，就是如何处理作者在脚注中引证的大量文献。像麦慈格这样毕生研究新约的大家，平生过目的文献不可计数。他在书中引用的大多是英、法、德、意大利文的著述和论文，间或也有今人用拉丁文、荷兰语写成的著作（见29－30，172，174，187等页的注释）。所有这些西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的刊名），译者均不惮辛劳，悉数还原成中文。译者采用这种“费力不讨好”的笨办法，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竟能检校出原作者的笔误。如《圣经正典》17页注1，译者核对圣经引文后，指出布鲁斯援引《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句，书中误写作二十四章。又如《新约正典》41页注 1，麦慈格列出的研究文献中，有一期学术期刊的期数写错（“第95期”的罗马数字应作xcv，误写成xvc），这个极其细微的笔误，都没能逃脱译者的注意。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几位译者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几乎抱着译经的态度处理这些繁杂的脚注。在当今的学术翻译大潮中，对待原书能如此谨严、如此尽心，实在令人钦佩。
但是两个译本当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问题。我个人感觉，译者在注释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但译文的精准似有不足。我以麦慈格《新约正典》的原书核对了译本，发现译文总体上忠实、流畅，只是前半部在准确性方面明显不及后半部。一旦麦慈格的英文稍微“刁钻”些，表达含蓄些，译文便往往失之准确。比如译本第15页提到英国十八世纪一位作家意图调和新约各卷之间的矛盾，麦慈格特地用disarming candor一语来形容这位学者的风范。译者译作“令人信服的直率”，只能算译对了一半。麦慈格的本意是，这位英国学者十分坦率，不藏着掖着，但同时又能顾及别人脸面，不伤和气，可谓既率直又温婉。又如下一页，谈到一位十八世纪的德国学者“四卷不连续出版的著作”（four rambling volumes），其实原文指这些书啰里啰唆、枝枝蔓蔓，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和出版时间无关。
类似的小错在《新约正典》译本的前半部还有不少，但尚不至于影响读者理解书中的主要论点。而有些不甚精确的翻译，就直接关乎麦慈格的立论，这里就不得不“吹毛求疵”一下了。下面谨举两例，与译者稍作商榷，也顺便介绍书中的胜义。
麦慈格逐一考察古代教会作家的著述，他特别关注这些作家引证圣经的方式，以确定正典在当时是否已形成、范围有多大。在这种细致的文本考订当中，有几个词的意思有严格的限定，不可混淆。若是直截了当、逐字逐句地引用经文，这便是直接援引（citation, quotation）。如果提到某篇经文，只是撮述大意，没有一字不差地征引，这就是间接引用，或称“提及”（reference）。还有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就是作者并不明言某处的文句出自某篇、引自何人。但在行文中，一些关键词或意象，若明若暗，闪烁其间，熟悉圣经的读者立即就会联想到经文某章某节。这种方式便是“暗指 ”（allusion）。还有比“暗指”更难以断定的情况：作者将经文的只言片语松散地组合在一处，是有意的引用还是随意的联想，均难以断定，但字里行间充满经文的“泛音”，这可称作“回响”（echo）。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用语的分别，便会觉得译文有时过于随手。比如，allusion被译为“旁证”，于意未通，因“旁证”指间接的证据，非关引证；refer to译作“参照”，也不够精确；echo译作“回应”，可是原文中并无respond的意思（分别见42-43，47-49，59，62-63，85等页）。
下面是第二个例子。在《新约正典》中译本105页，麦慈格介绍了公元303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对基督教的迫害。当时这位皇帝颁布敕令，拆毁教堂，禁止礼拜，还命令基督徒将圣经上交官府焚烧。如若不从，则施以重刑，甚至会判死刑。据当时一部实录记载，罗马官吏搜查了基督徒住宅，在查抄行动中，有六人被迫交出三十余部不同开本的抄卷（顺便说一句，英文中“叛徒”traitor一词即来自拉丁词 traditor，指的就是在宗教迫害中，将经书上交官府者）。麦慈格随后总结一句，原文作 “All this is the product of a single round”（英文本108页）。意思是说，仅仅这一轮搜查便有这许多收获。而译者却译成“所有这些都是一卷书的完整抄本”，不明何义。是说所有被没收的经卷无一例外，都是装订成册的单卷本抄卷？还是说所有被查抄的书册都抄自一个共同的母本？麦慈格这句话只是形容当时在教会中传抄的书册不在少数，并不是描述被查抄书籍的版本和缮写情况。译者也许将原文中的round误看作 roll（卷轴）。译者在注释方面下了十足的功夫，倘若能分出一部分精力，推敲字句，那么这两部译著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现今国内，倡导读西方古籍者不乏其人，但空谈玄理者多，致力于朴学者少。缺乏圣经版本和译本的基本知识，不知天主教和新教圣经篇目的多寡，便放言高论，这样做出的学问，就像在沙上造塔，只要轻轻一碰，便如土委地。其实，与其空谈玄妙的“三位一体”，不如脚踏实地，先弄明白新、旧约的篇章顺序；与其苦思冥想“因信称义”的道理，不如老老实实，先搞清楚保罗书信的写作年代。麦慈格和布鲁斯这两部著作的译出，正逢其时。它们不仅让我们对圣经正典的形成史有一通贯的了解，而且还给好谈神学、玄学、政治哲学的“发烧友”们，额头上绑两个退烧的冰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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