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民与珠海特区
[ 2009年第3期 吴健民与珠海特区·方小宁 ]
像许多参加新中国建立的革命者一样，吴健民抓过笔杆子也抓过枪杆子。他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潮州市委书记、中南局农林局局长、广东省计委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炼狱洗礼；“文革”后，他在珠海市市委书记、珠海市市长任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开放路线，坚韧不拔地艰难拓荒。
两位书记的冲突
吴健民记得，1978年国庆节后不久，省委书记习仲勋约他长谈：“省委现在着手筹建深圳和珠海两市的领导班子，有人推荐你当珠海市委书记，我找你谈的就是这件事。”接着，习仲勋问起他以往的许多工作情况。当听到吴健民1962年曾经搞成过一个中南地区农业商品经济基地的建设规划时，习仲勋兴奋得站起来说：“那时候，这是很新鲜的观点。现在我们要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你的思想观点对头。看来要你去珠海主持这个边境城市的工作是不成问题了!”吴健民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让我去开拓，我不会拒绝，就怕任务完成得不好。”
习仲勋说：“当然，建成一个省辖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信你会努力的，省委也一定支持你。”
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件事情吴健民至今铭记：在一次会议上，习仲勋批评珠海市委“有许多事情，没有请示省委就干了。”感到压力和委屈的吴健民据理力争，请书记“批评一定要弄清实情”。但已接到不少对珠海市委“指控”的习仲勋仍在火头上，他站起身说：“你这样讲，就谈不下去了。”会后，吴健民想：办特区的艰难不仅要承受冷枪暗箭，还要承受明枪明炮。
没过几天，吴健民接到习仲勋的电话：“那天对你的批评太生硬了，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我这个人有时讲话过头了，请不要介意……”两个多月后，习仲勋打电话给吴健民，谈完了工作，就那天会议上对他和珠海市委的批评再次表示歉意，并说：“工作上如有困难，可以找我。”
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光明磊落、民主平等地对待干部，这对于开放民意、启动民智何等重要!习仲勋常说“我们千万不要看领导脸色办事”的言传身教，成为吴健民严于律己、体察下情的楷模。
叶剑英：感恩先烈，立法护航
1980年清明时节，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帅来到珠海。吴健民回忆说：多年不见，年已83岁的叶帅脸上多了些寿斑，头发显得稀疏了。但老帅要求先听汇报再用午餐。谈到边境贸易时，叶帅说：“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接着，叶帅问他：养蚝的生产怎样?渔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香洲港还能利用吗?引进项目已投产的有多少?市的警备区设在哪里……都是关乎百姓生活、城市发展的事情。吴健民把实情一一向叶帅禀告，并直言“中央的政策如果同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将会产生突变。”。
叶帅视察行程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大革命时期掩埋着粤军“香洲兵变”的烈士墓园。老人特地让随行的儿子手书挽联，献上花圈。之后，叶帅细读碑记，细看每个烈士墓碑。他说：“这片土地上牺牲了不少烈士。过去这里尽是荒山，现在辟为烈士墓园，满园有绿……很好，很好。谢谢你。”说完，伸出双手紧紧握着吴健民的双手。吴健民领悟到：今日要树起中国经济特区的旗帜，仍要用“前赴后继、杀出血路”的精神和意志，搞好特区建设，让“远者来，近者悦”。
闻讯而来的六七千香洲百姓围在墓园前面。叶帅殷殷招手，向大家致意。临别时，叶帅再次握着吴健民的手说：“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那么多工作，做得很好，很好。”
兴办经济特区初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声音。先行一步的广东，开局困难重重。熟知广东情况的叶帅对此了如指掌。无论从宏观或是微观，吴健民都真切感受到了叶帅的用心：他此刻来到“前沿阵地”，倾注着对民族命运、国计民生的高度关切，凝聚着他润物无声的强有力支持。
此行的4个月后，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当时，有人说，全国人大只应讨论全国的法律，不讨论地方法例。叶帅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用广东的名义办全国的特区，应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样全世界都承认，否则以后杀头都不知怎么被杀的”，为办好特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邓小平：珠海经济特区好
1984年初，改革开放已经过了五年的实践，但怀疑、反对的意见仍然不少，舆论尤对广东不利。这年的1月26日，主持接待工作的吴健民到深圳迎接邓小平一行。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指定吴健民一人上了面包车，坐在小平同志身边。
一路上，吴健民向小平同志汇报特区创办过程、目前的发展与面临的困难。当汽车开到拱北关闸口，小平同志看到澳门那边楼房破旧萧条，拱北这边却是新修建的海关大楼和整洁的关闸广场，顿时兴奋起来，脸上堆满笑容；汽车转上迎宾大道，40米宽的新马路实在舒畅，老人朗声说：“你们做得对!”
车到九洲港，小平同志下车巡看这个自筹资金二千多万元、仅年余时间建成的现代化港口，老人开怀欢笑。接着，又看了直升机机场和工业区，进到毛纺厂、电子厂参观。汽车行进中，老人不时纵目看珠海的城市建设、园林布局，时轻时重地点头说“好”。在老人身边介绍情况的吴健民，体会到小平同志是要全面检验特区发展的质量，用第一手材料说话。
午餐席间，吴健民布置宾馆经理请小平同志题字。小平同志把目光转向吴健民，带笑问：“你看写什么?”说着，健步走向摆好宣纸和笔墨砚台的桌子，挥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字。全场掌声热烈。吴健民问老人：“喝点茅台?”小平答：“可以!”
吴健民说：“改革开放之初遇到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很多，费多大劲才能前进一步。小平同志检视完深圳、珠海的建设成就之后，豁然开朗，才由衷写下这富于远见的七个字。他到南方视察，肯定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思路，他的嘉许和鞭策，极大鼓舞了士气，使在一线拼搏的开拓者如释重负，顶住压力奋勇前进。” 对于吴健民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改革开放付出的心血，他们的胆魄和风范，是他难以忘怀，学之不尽的。
要科学地放开自己的手脚
1978年，吴健民受命到珠海之时，那里还是“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座工厂，一家饭店，马路上人车鸡牛混合走”的小地方。
基于科学历史观的认识，吴健民了解到珠海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对外开放传统，这里曾孕育了容闳、苏曼殊、唐绍仪、容国团等等风云人物；珠海的地理位置特殊，毗邻港澳、海岛过百、海岸线长、资源丰富；这里地属亚热带，很多经济作物、观赏植物生长繁茂……是片人杰地灵的宝地，也是一张可以好好地构思、画出美丽画卷的白纸，绝不能野蛮开发。
遵循科学实践观的原则，吴健民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首先组建各机构的领导核心。当时全国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吴健民冒着政治风险，大力引进各方人才。原市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珠海市委灯火通明的三个办公室是书记室、机要室和组织部；第二件大事是确立建市方针，制定总体规划。除了组成以广东省建筑设计院为主要力量的珠海规划室外，还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论证，反复考量后，定下把珠海“建成一个海滨花园城市”的总方向。诸如市政公用事业、文化事业、环境保护、工业建设、农林牧渔等方面，都审慎地做出了规划。
拓荒难，改变落后观念更难，要排除极左思想干扰尤其难。当时，本地和外来人员偷渡到澳门，一律都按政治问题处理。吴健民意识到：只要搞好经济，改善生活，偷渡难题就会迎刃而解。经报省委批准立即恢复了边境小额贸易。边境农民所生产的鲜花、药材、水果、鱼虾等，可以直接凭证件运往澳门、香港销售。以珠海湾仔的农户为例，在恢复小额贸易后的8个月内，仅鲜花一项，就收入52.3万港元：从中拿出部分买酒糟回家养猪。当年，澳门每年有两万桶酒糟出售，25斤一桶卖4毛钱；2.5公斤大虾在澳门可换得180公斤柴油……政策对头，激活了经济。珠海的面貌出现了大转机，偷渡出去的人成批地回来了。边境不稳定问题获得解决，珠海与澳门的合作进入良性循环新阶段。
当时，澳门的垃圾长期威胁着珠海，到七十年代末，成山的垃圾已超过80万吨，时刻喷放恶臭、孳生疫病、毒害土壤、附近海域鱼虾绝迹，直接影响着当地人民和驻军的生命安全。吴健民看了格外痛心!但当时珠海有部门却把这视为生财之道，每天派船运回垃圾做些买卖，年收入约100万。为这事，珠海市委层层商议、民主讨论，才扭转了死抱“小饭碗”的抵触，结束了澳门垃圾污染的历史。
当年，市委还决定不搞政治城徽，而是结合风土人情，建一座美丽的“珠海渔女”石雕。有些干部听说这要花20万元，极力反对。1984年，北京举办“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珠海渔女”被放在首位，《人民日报》还作了报道。至今游客络绎不绝地留影，雄辩说明了艺术的魅力和市委决策的正确。 其他“主干道是40米宽还是20米宽”、“建滨海城市阻碍了‘三来一补”’、“错过了原始积累”等争论，都越辩越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吴健民把这称为“渔村的艰难起步”。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作为开拓者，吴健民深有感触。他回忆道：当年胡耀邦提出，“看准了的东西就主动去干。具体地说，中央没有想到的可以想，中央没有限制的可以干，中央规定得不对的可以争。”党中央这种开放的态度，创造了特区建设生动活泼，大见成效的局面。他认为：今天党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重大决策。
2007年，科技发达、商贸活跃、环境优美的珠海被选为“全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每天早晨或黄昏，人们在当年建设的情侣路漫步，享受着花园城市的清新空气……吴健民欣慰地说：“我是属鸡的，但却是牛的命，经常当开荒牛。当然，我是甘心情愿的。哪怕拖着耕具倒下，埋在耕耘的这块热土上，也是个心安理得的归宿。这也是我入党宣誓时就许了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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