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求同存异，同舟共济
[ 2009年第3期 普世价值：求同存异，同舟共济·彭 迪 钱 行 ]
普世价值问题在思想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这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划清一些影响国家甚至人类前途的是非和善恶问题的界线。但某些人士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全盘否定有普世价值观，尤其反对用普世价值观来启发和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首先，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普世价值观是不是西方的专利品，它有什么利弊，下面再谈。但全盘反对普世价值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谐、正义、法治等公德，实质上就是和对外开放、政治改革的方针政策唱反调。它同中国宪法中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权利的规定也是违背的。
回头想想新中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普世价值观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前中国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最重要的原因，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以缺乏人性的专政压制民主，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和价值观宣布普世价值观是反动思想，禁止在中国通行。这种闭关锁国一意孤行的偏见到文革时达到顶峰，使国家的政局和经济濒临崩溃，给人民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
再抬头看看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战开始，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推翻了维护个人崇拜的“两个凡是”的专制独裁。紧接着以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平反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大得人心。随后又按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果断地实行了给人民以广泛的发展经济的自由空间，释放了人民的巨大潜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胡锦涛强调的以民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召，为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请问：各国公认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同我国广大人民有什么过不去的矛盾而要对它大张旗鼓加以讨伐?当世界各国热爱普世价值观的千千万万的人听到中国某些权贵人士的反对噪音又会如何想呢?这种从原则上诋毁普世价值观的主张只能说是对内煽风点火，对外挑拨离间，违反科学、脱离群众、到处树敌，孤立自己。
有人企图搬出阶级斗争观点来从根本上否认世界上有普世价值观，认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只有互相斗争的阶级观，不可能有什么人性的价值观。这种看法，不管是根据什么主义或理论，是对人性的歪曲和丑化，似乎人类只有阶级对抗你死我活的兽性而没有远远超越其他动物的人性。人类不但有高超的智力，能改造客观世界，而且有高尚的人格，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能反思，有感情，有是非善恶优劣的意识和真善美的敏感。人类在有了阶级，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相当长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和历史阶段中，阶级压迫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悲剧，至今历历在目。但这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经济、文化、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人类会在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也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理国施政的方式方法，催生一个以人为本的正常社会。在这里，人们将形成大大小小的合力，协同解决社会里各种不同的问题，使一个和谐社会诞生，健康成长。
总之，从野蛮到文明社会，人类走过一个痛苦的过程。阶级分化，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殖民掠夺，帝国霸道，冷战对峙，导致不断的革命与战争，给世界难以估量的灾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达到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高峰。人们痛定思痛，想寻找调节国际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出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实践中，人类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和发展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赖以长期生存、化解矛盾、平等相处、自由生活、民主管理、仁爱宽容等本性和品德。对人类社会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应运而生。它并不由谁垄断，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它在欧洲人反对封建、宗教和皇权专制统治的思想启蒙和宪政运动中首创。它的价值远超出欧洲。这种价值观是人类在探索过程中达到的比较公平，顾全大局，兼容并蓄，可以说是最大限度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君子协定。它不是完美的，更不是排外的，但的确被许多国家广泛认同。它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反对的是兽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恩全集第一卷，414页)
价值观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各国如果同意这些原则，可以各自制定维护这些原则的具体制度和安排。事实上，各国在这方面都有创新。欧美国家大都通过立宪来落实这些原则。有君主立宪，有成文宪法，有不成文宪法，有总统制，有内阁制，日本还保留了天皇制，等等。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有些人听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字眼就反感强烈，硬说这些价值观都是西方国家所独有而深恶痛绝，甚至断言这些普世价值观是“干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霸权手段。这种言论不知将我们共产党置于何地，似乎共产党反对和害怕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原则，不禁令人想起过去大反“精神污染”和大骂人性论的日子。这种言论和中国普通人的想法怎么差得那么远呢?如果有人对普世价值观这个词过敏、恐惧，或者因为普世价值观这个词来自西方，有人不喜欢，那么，改一改，比如说，核心价值观，主体价值观，脊梁价值观或者世界公民价值观，等等，可不可以呢?随着人们的认识、悟性和自觉性的提高，普世价值观的内涵还要继续发展，人类的人格也会更加丰满高尚，形成一个人类自觉克服缺点，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美化过程，就像一曲交响乐，一直演奏下去，引领世界走向大同。
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既震撼世界，也发人深思，联系起来看，有可能成为21世纪历史的分水岭。上半年在中国发生的四川地震。下半年开始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这两件特大的天灾人祸，再加上其他重要事态的新发展，对当前这个充满着种种矛盾，甚至是四分五裂的人类社会提出了新的严峻的挑战。人们又在询问、反思和探索：世界要往哪里去?有没有共同利益和语言可以互相交谈，交流直到交心，增加理解，缩小矛盾，争取共存共赢?
目前，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小国家都是严峻的考验。它从美国开始，但它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不仅是欧美的问题，更不能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垮台，尤其不能自由联想，说它是普世价值观的破产。在工业革命的起动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欧美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在发展与危机反复交替的过程中，它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修补，并且吸收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早已不是原始野蛮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又到了一个大调整、修补和更新的时候了。当前的危机看来主要是那些操纵大公司银行财团企业的看不见的手，为了追求暴利，不顾后果，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规律而不能自拔，加上美国人一向靠信用贷款过日子，一旦公司企业信用破产，使广大的人民蒙受重大的损失，顿时消费市场凋零，从房地产开始，经济一蹶不振。各国政府手忙脚乱，对市场特别是对大公司银行企业加强监督调控干预，亡羊补牢，紧急救援，效果如何，人人都在拭目以待。 我们有些排外论者还想将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嫁祸于普世价值观。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从政治角度分析，造成这次金融危机发生正是因为在金融操作中偏离了公正廉洁的道德规范和民主透明的监控机制。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危机，正需要提倡而不是嫁祸于普世价值观。
中国同样也在经受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不可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更不应对西方国家有任何幸灾乐祸之心，高唱反调，而应该发挥积极作用，首先稳住中国的经济形势，同时加强同外国的协作，争取共渡难关。有人认为中国金融危机完全是外国引起的，看不到中国自身的脆弱。中国目前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首先，2008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它的经济实力发展的成绩与速度十分突出，举世瞩目，但也同样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权贵勾结，贪污腐化的现象水涨船高，屡禁不止。各色假冒伪劣，伤天害理之丑恶，层出不穷。这些负面现象暴露了这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软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出口带动经济作为措施之一是必要的，但过分依赖出口不是可靠的长远之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急剧减少，我国决定重点转为大力发展内需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转变很不容易，因为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国家积累的税收财富之多，占有的国土资源和生产资料之广，行政权力之大，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之落后，加上钱权结合，贪污腐化之严重，使国家的财力畸形发展，形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已非一日，突然要加强内需，提高国民特别是广大基层人民的购买力，也不是一日之功。由此可见，配合发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在这个关键时刻，从政治上参考普世价值观的原则应该是有益的。
2008年并不都是负面事态。中国主办和世界支持的北京奥运会就办得很出色。它也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大家庭的新契机，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起着催生和启发的效应。人们在问，既然有同一个梦想，难道就没有同样的价值观可以分享?
另一件好事是，伯仲对峙近60年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出现了缓和转机。先是国共两党的领导，以国家利益为重，高瞻远瞩，摒弃前嫌，恢复了党际关系，两党高层领导经常直接对话。特别是去年以陈水扁为首的坚持分裂中国的势力在台湾选举中失败，国民党重新执政，海峡两岸实现了三通(空中海上通航和邮政关系恢复)，为两岸关系全面恢复，铺平道路。虽然两岸统一问题还不成熟，但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加上双方的善意给和平解决分歧开拓了很大空间。岁末年终，大陆的团团圆圆乔迁台湾。两岸双方的深情迎送，感人肺腑，生动地反映了同胞骨肉之情是牢不可破的。胡锦涛在新年前夕发出的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呼吁，高屋建瓴，为力争民族和解，国家统一，既尊重历史，又敢于历史创新，表现了极大勇气、诚信和宽容，深得人心。如果双方再在普世价值观的问题上能取得共识，将从根本上缩小分歧，则和平统一有望，两岸同胞将额手称庆。
从时机来说，也许是凑巧，又是在2008年，美国大选创造了历史，第一个社会底层出生的黑人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其实，这也并非偶然。这次选举参加投票人之多，对候选人的调查研究、争论比较之认真，基层普通平民给候选人捐献之踊跃，在美国历次竞选运动中是少见的。尽管种族歧视在美国并未肃清，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远非完善，尤其是美国政府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在国内外都不得人心，但这一次，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奥巴马当选，都表示赞许。这不仅是对奥巴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黑人的祝贺，也不是预期美国政局当即会有多大改善，而是为美国各族人民经过漫长的努力过程，为实现美国人珍视的民族平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取得的新成就而感到鼓舞。
这件事情，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当中也引起热烈反响。随便举两个例子吧。一位中学老师发表感想说：奥巴马当选(总统)“激起了人们对真正自由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的向往”，而广大农民在中国还受到“二等国民”的歧视，连办个户口都困难重重。他认为对普世价值观的排斥是“某些人单方面设定不容置辩的‘国情特色’作为拖延政治改革的借口。”
另外一位没有署名的作者在“农民学习动态”上发表感想说：普世价值观难道不是各族人民实现幸福生活、发展与完善个性、获得人格尊严的基础吗?试问有哪个民族愿意被人奴役、愿意被人强行“代表”、自甘堕落、不要人权、不要尊严、不要公平、不要自由呢?
资深法学家，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正义、公平等理念体现了人的价值，“人权是硬道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维护普世价值观的呼唤，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阶层的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护，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得到尊重，社会生活公正和谐，国家事务人民做主等等共同的期望和理念不是哪几个人孤立发明的，没有谁可以垄断、剥夺或否定。因此，把这些称之为普世价值观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普世价值观的认识将继续发展深化。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提炼出有益于人类的公德交流促进，给普世价值观增砖添瓦。中国文明中也不乏公认的道德理念。中国孔孟老庄的哲学伦理和道德观念，如忠恕仁爱信义和平，以人为本，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孝敬父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西方国家也被奉为至理名言。在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和遍布全国的图书馆和书店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学者对中国哲学伦理研究之认真和有关出版物之多样，反映了他们思想开阔，令人钦佩。他们并不因为这些价值观来源于中国而加以排斥蔑视。
人贵有自知之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后起之秀。独立之后，它继承和发展了西欧特别是法国革命的传统，创立了一个民主和开放的新国家，吸引了全世界向往政治民主、个人自由、思想解放、经济发达的人连绵不断地涌进新大陆，其中包括许多知识精英，在宽容的政治环境中，以他(她)们的劳动和才华，建立了第一流的现代文明国家。美国的成长经过痛苦的也包括流血的改革过程。它现在的制度也远非完善，运行中更是问题重重，但他们的开拓者留下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精神遗产带有普遍意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跃而成为头号超级大国。不幸它缺乏自知之明，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受到世界的反对和谴责，声名扫地。但它对内奉行的民主和开放精神还是有可取之处。
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中国先人早期创造的文化思想中也有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遗产。除了修身治家的道德准则外，也有治国安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的萌芽。例如：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王者以民为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不可凌驾于人民之上)，等等。但由于历史条件，难以得到合理的继承和积极充分的新发展。
我们这个古老的，曾经强盛过的泱泱大国，一旦不求自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后，贪腐弊端日积月累，由强转弱，由盛转衰。与此同时，率先工业化的列强势力扩张。晚清时代，中国曾经企图单靠进口西方国家的科技成果，坚船利炮而不同时借鉴西方的民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抵御列强，结果以弱国逞虚强，屡战屡败，吃了大亏，几代不得翻身，经历着深深的伤痛和耻辱。帝制时期，普天之下，都属皇帝臣民，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谈不到什么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民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幸夭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昙花一现。暴风雨式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席卷全国，连“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们倡导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价值观都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草而扫地出门。这一系列失误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的创伤，罄竹难书。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领导反对总结教训，压制言论自由，甚至迫害不同政见者。其实，问题就出在恐惧和抵制绝大多数国家珍视的以民为本的普世价值观，把它斥之为来自西方的诡计阴谋，洪水猛兽，为中国所不容。
过分强调所谓中国特色，单凭中国固有的价值观而拒绝外来的先进经验是建不成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事实证明，包括亚非拉美地区在内的许多国家，依据崇高的普世价值观，以不同的形式，从专制国家和平转变为民主国家。这些普世价值观是中国优良传统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现在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千万不要由于这些中外的普世价值观的实现可能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而横加阻挠。可以断言，世界上没有什么老百姓不希望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摆脱专制统治。只是在有些国家，人民连话语权都被少数人垄断?不敢直说而已。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中央肯定这些普世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正如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温家宝总理也一再向世界公开宣告：“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们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
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宪章基本人权原则”等文件上都早已签字。中国大使李保东2007年11月在联合国会上说：“和平、自由、平等、公正与正义是我们的前辈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确立的最朴素的普世人权价值，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中国人民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不应该是说给外国人听的。
胡锦涛在2008年12月“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以人为本，同各国人民一道，切实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二十世纪从血腥的热战到严酷的冷战，给世界造成的苦难应该使人类变得更加清醒和明智。如上所述，21世纪伊始就发生了一系列人祸天灾，包括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大举入侵小国的单边军事行动，百年不遇的地震海啸和席卷全球的财政经济危机，再加上核武器的扩散，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安危。这一切都表明，说地球是平的或圆的，可以见仁见智，但它确实好似一叶扁舟，在看不到尽头的宇宙大洋中飘荡。谁都不能夸口说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能够压制他人，领导世界，平安导航到达理想的彼岸。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会消灭，但普世价值观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应该是大家的行为准则，定能有助于缩小分歧，促进世界大同。
站在历史的拐点，我们中国有东方大国的宽容气度，更应该发挥主动性，大力求同。缩小差异，而不是处心积虑地立异，更不要节外生枝，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制造莫须有的障碍。在基本国策中，我们需要的是思想上充分肯定普世价值观的意义，行动上加强它的落实力度，扩大它的内容，包括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以及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等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同舟共济，互相支援，虚心学习，取长补短，群策群力，才能战胜特大的天灾人祸，共建更加美好的未来，完成马克思发出的解放全人类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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