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县反右倾和整风整社运动
[ 2009年第4期 亳县反右倾和整风整社运动·梁志远 ]
1959年8月29日安徽省亳县县委召开了县直党支部书记和公社大队书记以上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主要危险是：少数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思想严重的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大跃进”的成就。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之后，城乡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全面展开，打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彭德怀。从此“左”倾错误更变本加厉。我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始末。现将这场运动情况及其严重后果作一回顾。
实事求是者的“右倾罪”
在传达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以后，县直机关单位首先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县委又于11月10日至17日召开了三级干部大会，通过学文件、摆成绩，开展“四大”，大反右倾。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者，上至县委第二书记，下到大队书记均视为“右倾罪”，进行了无情打击。以大会小会和《简报》点名批判。分别不同类型有：
县委第二书记周茂新和县委张集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从修，他们为解决穷富队之间矛盾，贯彻三级所有，在群众的迫切要求下，搞了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在全公社455个生产队中，搞280个。因此，被大会批为“诬蔑供给制是绝对平均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反对人民公社等”的“罪行”。被批判后，周茂新由县委第二书记降为第三书记。
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秦茂林，为防止生产大兵团作战无责任制的约束和预防旱灾，种好胡萝卜，在十九里公社与干群座谈，搞胡萝卜包工到户。具体是：“四定”(定工、产、肥、管)到田，种子自解，抵作口粮，优先预支，超产归己，减产不补。这个办法干群积极拥护。但由于没有把握，未敢推广。之后秦调省委党校学习，在省遭到批判的同时，县三干会上点名批判为反对生产大兵团作战，搞胡萝卜包产到户，破坏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等罪名。之后秦保留县委书记处书记，免去县长职务。
县政法党组副书记兼检察长负责党组全面工作的李廷芳，1959年因自行决定释放吃人肉的农民，触怒了县委第一书记。反右运动开始，调查李的一贯右倾，58年以来县共抓908人(大部分是“吃青”和小偷小摸)，仅上报500人。在未报人员中，有的已经释放，有的准备释放。另从1959年3月1日到9月18日在押314人中，李只批捕34人。据此认为“对敌斗争和对偷盗打击不力的严重右倾”，批斗后(处分不明)，调带民工去修铁路，从此未回毫工作。
在县直机关里，单位批判的，除我本人的“右倾罪”(具体问题本刊已刊登过)，免去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等一切职务、调离工作外，还有：
县公安局涡北派出所长(副科级)李玉贤，1959年春，办过吃人肉案件后，曾与人说过人吃人情况，被内定为“制造反党言论”。批斗时不准公开扩散，因此在斗争中，只批枝节小事，但处分时比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重。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两级，调出公安系统。当李提出为什么处分这样重?问谁都不答复。在1962年甄别平反时，仍给予降级处分。本人糊涂到40年以后的2002年，才明白自己受冤的原因。
还有其他一些说过真话的人也受到种种不同的处分。
在县直机关，对党员干部是大搞人人过关，连说一句实话的人也不放过。如县委办公室打字员苗金山说：“报纸文件都说形势大好，我看亳县不是大好的样子。”为此被批判为“反对大跃进”后，调离了县委机关。
再回到县委反右三干大会上来看，通过鸣放和掌握的原有材料，主要以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三天时间共批斗29人，其中26名是社队干部。他们的“反动言论”都是讲了真话，指出了“大跃进”和“公共食堂”中的问题。
回社以后，除对上述人员进一步批判外，还召开全党动员大会、誓师大会、鸣放大会、批斗大会等，大搞人人过关。到1960年3月结束，不少受到处分，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此时农村已进入饿死人的高峰期。
整风整社定指标 打击重点是中农
整风整社是党内反右的深入和发展。县委指出：“这次整风整社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和解决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次整风运动要比1957年全民整风整社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刻。”
1959年11月14日县委下发的整风整社计划，有八大要点：
一、全党动手，书记挂帅。要抽无右倾思想的人参加整风整社领导组织，每个大队要派5-6人领导整风整社，有右倾思想的领导人要及时撤下来。
二、层层办好30年(解放前十年，解放后十年和1960年以后的十年远景规划)阶级教育展览。
三、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各级领导要排好队，切实掌握好那些叫得最厉害的人。同时要求白天搞生产，晚上搞整风整社，前(河工)后(生产队)结合进行。
四、打击面“不要过宽”。斗争面应控制在总人口的1.5％以内。打击的对象：
1一般是富裕中农中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错误言论的人；
2忘本思想严重(注：主要指贫雇农)，并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错误言论的人；
3敌对阶级中有反动言行和严重错误言论的人，该法办的应依法惩办；
4坚决清洗党、团员和基层组织中的不纯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
五、批判内容与要求：这次运动主要是彻底揭发和批判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要把他们搞深搞透搞臭，要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党团员和贫雇农积极分子手里。
六、搞好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集训与评审工作。
七、在组织上要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健全和充实起来。在制度上实行党的统一领导，把生产、生活、财务、分配、民主管理体制制度建立健全起来。
八、制定10年远景规划，掀起“更大跃进”。总的要求40天结束。
整风整社计划下达后，全县农民饿着肚子，迅速掀起鸣放和批斗高潮。在农村不论任何人，只要对党的领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吹大牛放“卫星”、生产大兵团作战、旱粮不宜改水稻、搬家并庄、参加食堂吃不饱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都以种种“罪名”惨遭批斗。有不少地方出现打、骂、食堂扣饭、收锅、砸锅等多种惩罚。有的对批斗不服或反驳的，被送火箭营(公社小农场)连(大队小农场)关押或劳动改造。同时县里也逮捕了一批。至此，所谓打击面不要过宽的问题，变成了一句空话。不少地方超过了总人口1.5％的打击指标，全县受到打击的农民就达万人以上。搞了40天以后，农民不敢再说一句实话。等待他们的就是饥饿和死亡。
反右为首 粮食征购领先
在这场反右倾运动中，有“右不右看征购”之说。由此可见在粮食高估产的情况下，征购任务完成的多就是左派，完成的少就是右倾。粮食征购完成的如何?也就是区别左右的标准。1959年7-10月全县有严重旱灾，加之“五风”摧残，使全县粮食实产仅有32700万斤，是解放以来产量最低的一年。到县委反右倾的三干会议时，尽管采取挤、压、搜等各种手段，还未完成全年征购2.2亿斤任务的一半。而农民已被推到生命难保的境地。
县委的反右倾整风三干大会，采取了“先反右再搞粮”的办法。同时提出了“三结合”即反右与粮食征购结合，前后方结合，会内会外结合。在会议转入搞粮食阶段，对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差，并没有反对“三面红旗”言行的人也列入右倾之列，分别以大会小会的形式进行批斗。对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倒数第一的十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邢占秀，以粮食工作一贯右倾的“罪名”进行大会批斗。同时也批斗了一些大队书记。在十河、十九里、张集等公社的部分大队书记，白天在会上检查，晚上回去催粮入库。十河公社孙大庄大队地处豫皖交界，被迫到河南省××大队借粮几千斤，放出了粮食征购“卫星”，从而免除了一场批斗。
与此同时，为更好的做到前后方结合和会内外结合，大会各住地都安装了专用电话。并设置粮食征购红旗塔、喜报栏。以粮征购任务比例大小为序，红旗插在塔的上层和下层。大会组织与会人员天天看谁的红旗插得高，谁的喜报贴得多。高的多的受表扬，反之，作检查受批判。这样反复搞了几天，完成好的先过关，完成不好的再整顿。大会期间有130多份喜报贴挂在喜报栏。可是征购入库的粮食却是寥寥无几。
大会结束以后，全县大力宣传1959年“粮食大丰收”，“形势大好”，“前途光明”。开展征购入库放“卫星”，再掀入库高潮。这个新高潮，把农民挤得更苦，挤交了种子、口粮、饲料，但离完成任务仍然很远。转回来再在干部中反“右倾”，农民中反“偷盗”。不少社队再次对农民翻箱倒柜，搜家挖粮，连干菜、红芋侧根都列入了统购范围。至此，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说实话就批，农民有粮就拿，见富就斗，拒抗者就抓”的局面。送火箭营连者大有人在，县批捕者也同时出现。
通过各种残酷手段，只完成粮食征购12924万斤，仅占全年征购任务2.2亿斤的58.74％，商品率已达39.5％。更惨的是，粮食征购任务搞到农民没吃，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上级仍坚持“不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不准回销”的错误办法。时至12月26日整风整社结束时，农民死亡率愈来愈高。1960年1月15日以前，地委拨给亳县一点救济粮(不是回销粮)，并要求用到重灾地方去，“保证度过雨雪关”。对亳县库存的5000万斤粮食，下令调出1500万斤。在农民开始大批死亡的2月10日，县委隐瞒着饿死人的重大事件。仅向地委报了缺粮账：从2月10日至6月10日每人每天按半斤计算缺粮5010万斤，缺柴2080万斤，缺资金333万元。粮食库存与实际需要相差3225万斤，外调实有困难，但地委仍然坚持外调，库存留作回销。1959年粮食留量加回销全年人均占有粮357斤，除去种子饲料等，1960年春最困难的地方，人日均口粮1.5-3两。一场人为的灾难，导致农民的大批死亡。
层层树立反右标兵
面对农民整体饥饿的严峻形势，出于反右的政治需要，要求层层树立反右和粮食征购的标兵。一些善于迎合领导需要的人，以欺上压下的手段，争当反右、粮食工作的积极分子和标兵。经过大吹“大跃进”成就，县委树立十八里为反右标兵公社。在县委反右的三干大会上他们吹嘘全社达到了所谓“十化”，“五多”。
“十化”是：
1、群众胶鞋化。羊庙大队凡庄44户187人，有130双胶鞋，占总户的82％。
2、户户茶瓶化。羊庙大队张阁寨44户有51个茶瓶，社员赵现礼家有3个茶瓶，来客用长城牌的，平时用竹壳的，小孩上学提个小的。
3、社员线衣化。军王营118户489人有线衣497套，还有皮袄和毛衣97件。
4、自行车化。军王营一个庄有37辆自行车。
5、纸烟化。十八里公社没有吸毛烟的。羊庙社员张土斋家里纸烟放着成条的，腰里装着成盒的，嘴里吸着成棵的。
6、衣服新式化。全公社有缝纫机132部。佟营大队佟营生产队22户82人，其中51人穿的是制服。
7、手电化。全公社19000个成年人，有手电15100个。
8、毛巾化。陈坦大队高瓦房92个成年人都有新毛巾。
9、户户瓷盆化。陈坦大队西李庄21户有25个瓷盆。
10、生活集体化。全公社299个生产队，有314个食堂。
“五多”是：
1、具有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社员多。大部分社员成为爱国、爱社、爱劳动、爱公共财产、爱团结的“工爱”社员。公社化以来，大队、小队都开展了大协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踊跃缴公粮、卖余粮、还贷款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2、社员增加收入多。据羊庙大队调查，58年社员人均收入75.7元，比公社化前提高23.4％；59年人均收入86.2元，比58年提高14％。社员程明道4口人，今年收入478元。
3、集体福利事业多。公社化后，根据“自愿原则”，办公共食堂314个，99％的社员参加食堂；幼儿园11个，入园儿童1795人；妇产院11个，90％的产妇进院生育；敬老院11个，入院老人411人。
4、粮食增产的多。由于充分发挥了公社化的优越性，58年粮食总产5100万斤，比57年提高28％，增产粮食1428万斤。59年粮食总产6700万斤，大旱之年比58年增长25％，增产粮食1600万斤。
5、多种经济发展的多。现全公社共养猪8600头，羊16700只，鸡鸭30万只，户均一头猪，2只羊，9只鸡。
此外，公社化后新发展养蜂、养鱼、养蚕、炕鸡、园林、药材种植、种菜等10余种多种经济，社员增加了收入，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公社的所谓“十化”“五多”，是明目张胆的造假整人，而县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却如获至宝，作为反右武器，大批右倾。要他们大会发言，登《简报》表扬，要全县社队学习。十八里公社的“光辉成就”殃及全县，害死了本社的农民。县委同时要求，各公社大队都要树立批右标兵，要找苦主，像土地改革那样，诉旧社会苦的同时，思新社会的甜，以促进反右运动的深入开展。
严重的后果是饿死农民
反右倾整风运动，在政治上破坏了民主与法制，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在经济上农民的财产一切归公，特别是粮食征其口粮留量低到剥夺农民生存权利的地步。同时高征购不完成任务不给回销。因此，1959和1960两年农民死亡惊人。
在1960年饿死人高峰后期的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死人掌握心中有数，要我安排一个中等大队的人口调查，我安排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到古城公社李腰大队进行调查。其结果：这个大队原有3130人，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8日共死亡791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我向县委汇报后受到批评：“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再查。”接着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选点，定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我又派另一生活检查组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结果这个大队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占被查原2890人的29.15％。同时仍在继续死亡。汇报后县委点头默认。
这两个大队的死人数字，如再加上他们1959年和1960年春后到1960年底的死亡人数，肯定要达到30％以上。
为了切实掌握死亡人数的实际数据，1960年底，我与姚志远等人，去全县一类的双沟公社偏重的王阁大队大王庄等六个村庄调查。他们原有127户，575人，两年共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41.5％，其中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此外，我还通过自己的家乡和亲友所在的村队调查，在古城公社的梁庄、张潭、任大庄、后马西、柴王庄，双沟公社的后湖、大尹、小尹、李小楼，十河公社的嘉楼，核桃林场的王庙东、王庙前、王庙西等13个村队的调查，他们原有543户，2387人，两年共死亡801人(我的女儿也在其中)，占总人口的33.5％。死绝38户，孤儿38人，外流死亡他乡38人，因生活自杀2人，因生活偷拿吃青关押致死1人。吃人肉竟达10户。两年出生7人中有6人是干部家庭，1人是饲养员。
根据上述多点调查，加上1960年冬整风整社划定的观堂、五马、张集、魏岗、大杨五个三类公社，其人口死亡都比被查的公社死亡严重。这样全县1958年底总人口71万，其死亡人口应该是30％以上。
在农民大批死亡中，儿女不孝的老人和患慢性疾病的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因群众意见大而被撤职的党员干部与家属；上吵下闹搞不好团结的人；不讲卫生乱吃东西的人；手脚不干净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在外地工作的职工家属；老实人；残疾人；有传染病无人敢接近的人。这十种人是死亡的重点。
同时死亡影响较大的，也有中共党员、烈属、军属、复员军农、归国华侨、县知名人士、死在学校教室里的学生、解放后劳动致富的新中农、劳动模范、名老中医，有18口人死17人的死人大户。另据1960年4月的典型调查贫农死亡者就达到28％。有的中农死亡比例很大，我家所在村庄8户中农有6户户主饿死，其中有一户只剩下一个孤儿。全县死绝户占的比例十分惊人，据统计，全县共减少2万8千余户。
在农民大批死亡中，农民家中、田间、路旁、甚至食堂门口等均可见到农民的尸体。大部分地方出现死人无强壮劳力抬埋的情况，用车拉、人扛尸体的均有出现。有的为减轻挖墓坑的劳动，采取“一井多尸”的埋葬办法。十河公社宋大大队胡阁生产队农民胡玉陶1960年2月死亡，在屋内化尸，到7月22日，县委生活检查组发现时，已是一架白骨。
县委树立的反右标兵十八里公社如何?尽管他们大吹“十化”、“五多”，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不到一半，其死人并不少于其他公社。在1960年3月中旬，副县长陈同位去十八里公社检查农民生活，由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廷昌和茹凤华二人陪同，到孙口大队检查，许多死人无劳力抬埋，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亲自动手，一天之内共抬埋七具尸体。至今还流传着陈县长抬埋农民尸体的悲惨故事1 1960年5月6日我接待了解放军某部派人来亳，到十八里公社查其亳县籍战士家庭生活情况，共查九户，其中有4户家中有饿死人。他们查后不仅表示遗憾，而且发愁回去如何向战士交代?在他们的先进的红旗羊庙大队，集中收容11个孤儿竟饿死10人!生活最好的军王营村，1961年1月7日还有因生活浮肿40人!候桥大队孙河滩生产队竟出现了儿子吃父亲的惨剧!
上述惨状，县委不仅没有向上报告，而对死亡人数仍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进行隐瞒，最后上报：1959——1960两年的农村人口比1958年底净减28824户，占总农户的15.75％，居阜阳地区第一。人口净减150503人，占农村人口的21.19％，居阜阳地区第二。(见1979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解放以来30年[1949－1978]农业统计资料》)。可是县委主要负责人曾点头默认自己选定的中等大队的死亡率29.15％。
时过17年之后，1996年出版的县级《亳州市志》的大事记上连个“大跃进”的字样也没有。而第75页人口统计竟采取“以城补乡”的混合统计方法，两年户数净减2.94万户，13.4万人。
此外，两年的农村耕地抛荒几十万亩，房屋倒塌20多万间，80％左右的树木被砍伐，耕畜由1957年的9.1万头，下降到3.8万头，粮食产量降低到解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村容村貌面目全非，在观堂公社张苇大队流传着：“黄蒿长成树，兔子走成路”的悲惨绝句。农民许德成家里没有人了，屋内条几上却卧上了野兔子!凡此种种都给农民造成了久治难愈的创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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