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胡自杀之谜
[ 2009年第4期 谢胡自杀之谜·王洪起 ]
1981年12月18日晚8时，阿尔巴尼亚的阿通社向全世界发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担任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达28年之久的谢胡“因精神错乱自杀”。消息传来，阿国人顿时万分震惊。今日，谢胡之死，却依旧被阿尔巴尼亚媒体称为阿建国近百年历史上“最大的谜”。
谢胡其人
谢胡是阿尔巴尼亚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于1913年1月10日生于阿中南部的马拉卡斯特拉，青年时期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任第12国际纵队第4营营长。1939年2月，西班牙战争后，他被流放到法国集中营。1942年8月，经多方努力，他回到了阿尔巴尼亚，加入了阿共产党(后改名为劳动党)，投身阿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亲自组建了第一突击旅和阿民族解放军第一师，为国家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解放后，谢胡曾被派往苏联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奉调回国，任人民军总参谋长，以后又担任过内务部长、司法部长、警察总长以及国防部长等职，并于1953年至1981年去世前一直担任政府总理，达28年之久，被人民议会主席团授予“人民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被视为阿最高领导人霍查的“亲密战友”和内定接班人。在谢胡死前，霍查对他赞誉称赞有加，说他是“天才的军事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1981年5月，阿党中央还决定出版谢胡著作选集。
谢胡生前曾多次率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及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在中国许多地方发表过讲话。我国一些年岁较大的人对他也还熟悉。1967年，他最后一次访华时，应邀为武汉两个对立面的“造反派”做说服工作。当时，两派人马都试图争取阿国人的支持，在一片混乱中纷纷向谢胡的坐车里塞“红宝书”毛主席语录。1972尼克松访华，阿军一名基层军官一边看着《人民画报》上刊载的有关报道，一边向我专家组同志提出置疑：“为什么你们邀请帝国主义头子访华?”——这其实反映了阿高层的看法。谢胡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悉了这一情况后，发话说“这名军官的言行破坏了中阿友好，要枪毙他”。我大使据国内指示，出面说情，才得以从轻处置。这到底是谢胡代表阿党有意作秀，还是他本人出自对华友好，不得而知。
谢胡“自杀”后的大清洗
谢胡是18日凌晨“自杀”的，而就在他死前的17日下午，他还会见了来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当晚，以霍查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他的批判会。显然，当局是有意推迟了谢胡之死消息的对外公布时间。
消息公布后，当夜首都的气氛非同一般。持枪的警卫战士加紧了巡逻，放置在中国使馆对面的广播电视总局大楼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高炮、机关枪隐约可见。“祖国烈士大街”旁的党中央大厦灯火通明。阿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霍查亲自主持下紧张进行。霍查像往常一样，打着强有力的手势说：“谢胡一方面被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要他杀害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的命令所逼，另一方面又慑于阿党和人民团结的威力，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可耻地自杀。他的死是自绝于党的可耻行为。党不会为他举行葬礼，只能把他像狗一样埋掉!”与此同时，国防部通讯总工程师易布拉辛·沙马塔伊奉命来到谢胡住所，径直登上2层谢胡的卧室，检查屋里的通讯仪器，以便搜集证据，证明谢胡与外部和外国使馆的联系及进行的“敌对活动”，为霍查搜寻打击谢胡的炮弹。
第二天，地拉那的所有日报仅在头版下方1／4处，在“讣告”的标题下，刊登了阿党中央、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的联合公告：“12月18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在神经错乱情况下自杀。”仅此而已。讣告没有像其他高级领导人逝世那样写上“光荣属于他”、“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永远缅怀他”等字眼；没有刊登他的巨幅照片；没有冠以黑框；没有全国志哀三天；电台、电视台没有播放哀乐，体育和文艺演出没有停止；没有葬礼。地拉那的一些外交官代表他们的政府欲向阿政府及谢胡家属致哀，遭到拒绝。
第三天，所有公共场合都摘下了谢胡的照片(在此之前，在各机关的办公室里，谢胡与霍查同样大小的照片平行地挂在墙上)，擦掉了颂扬他的语录标语。
时任阿党中央委员和“列宁”高级党校校长的谢胡遗孀费切列特·谢胡不再公开露面，而是携全家离开了高干区仅与霍查家相隔不到50米的第15号别墅。是霍查亲自下令立即对谢胡全家采取“革命行动”的：逮捕谢胡遗孀及其3个儿子，逮捕谢胡在党内、政府内的同伙，将他们扫地出门，绳之以法。
1981年12月21日，阿党八届二中全会，听取政治局关于处理谢胡问题的录音，霍查在党内公开宣布谢胡是“自绝于党的敌人”。1982年1月14日，任命副总理查尔查尼为政府总理，接替谢胡，同时初步改组政府。内务部长哈兹比鸟改任国防部长，费乔尔·谢胡(谢胡的亲戚)升任内务部长。2月26日，阿党书记处召开整顿军队会议，霍查命令全军听从总司令(霍查)的直接指挥，要求军队把谢胡作为巴卢库反党集团的总后台进行彻底清算。4月26日，阿党书记处召开清洗“列宁”高级党校校长谢胡夫人的专门会议，要求党校今后向阿利雅直接汇报清洗谢胡夫人流毒的情况。5月29日，阿党政治局听取查尔查尼总理关于政府消除“谢胡流毒”的报告，决定中央各部委“精简”400人。
1982年下半年，霍查又以间谍罪逮捕了哈兹比乌和费乔尔·谢胡。说他们从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就充当苏联、美国和南斯拉夫的间谍；说他们相互勾结、孤立霍查。当年10月，霍查在阿党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关于“谢胡反党集团的间谍活动”的报告。11月，霍查在地拉那选民大会上首次公开谢胡事件，宣布谢胡是为南、苏、美、英、意、德服务的“多国间谍”。根据霍查的命令，阿内务部人员将谢胡的遗体先是埋在地拉那西郊的沙拉公墓，几天后又把他的遗体拉到一个秘密地方埋掉。此后，谢胡遗体的所在便成了“国家机密”。
谢胡死后，他的家人、部下及身边人员都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而受到株连。整个集团均关押在地拉那313号监狱。按照霍查的特别命令，全部审讯由高等法院和军事特别法院在313号监狱内进行，共持续了18天。司法当局把“谢胡集团”分成“文”、“武”两组分别进行审讯。“文组”有谢胡夫人和谢胡的次子及幼子(其长子弗拉季米尔·谢胡在牢房经不起折磨已触电自杀)、外长纳赛(曾任驻华大使)、卫生部长兰比·齐奇什蒂等；“武组”有国防部长哈兹比乌、内务部长费乔尔·谢胡、内务部副部长米哈拉奇·齐奇什蒂，前都拉斯区党委第一书记兰比·齐奇什蒂的弟弟、中央安全局局长兰比·佩齐尼、谢胡贴身卫士阿里·切诺和加尼·科德拉以及达依蒂饭店的理发师等。
谢胡夫人为了保全她的两个儿子，在狱中屈打成招，承认她同丈夫都是“外国间谍”、企图毒死霍查，结果被判处25年徒刑，1988年死于狱中；谢胡的一个任空军党委书记的弟弟杜洛·谢胡跳楼自杀，另一个旅居俄罗斯的弟弟幸免于难；次子斯坎德尔·谢胡和幼子巴什基姆·谢胡分别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直至1991年阿发生剧变后才获释放。次子现旅居瑞典，任工程师，幼子旅居西班牙，当职业作家。外长纳赛被判长期徒刑，现已故。
国防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内务部长费乔尔·谢胡、中央安全局长兰比·佩齐尼在法庭上拒不接受任何指控。他们与卡·哈兹比乌的弟弟穆罕默德·哈兹比乌以及兰比·齐奇什蒂一起，被判处死刑。
1991年，阿尔巴尼亚剧变。谢胡的两个儿子开始多处打听父母遗体的下落。他们首先打听到母亲费切列特在阿北部的莱什区翟伊曼劳改营服刑期间死去的消息，并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到加尤什村监狱墓地三号墓就是他们的母亲之墓。1996年，他们把母亲的遗骨迁到了地拉那，埋在沙拉公墓92号墓地第五排位置。这一年，他们得到时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加兹代代(2008年去世)的协助，从历史档案中找到了谢胡“坟墓”的位置。2001年7月，谢胡的后代终于将密埋荒野20载的谢胡遗骸重见天日，并在沙拉公墓举行了谢胡夫妇重新安葬仪式。同年，谢胡被他的家乡——马拉卡斯特拉区首府巴尔什市议会追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地拉那民族历史博物馆还为谢胡88岁冥寿举行了纪念仪式。
霍查版本的“谢胡间谍史”
1982年底，即谢胡死后的第二年，霍查的《铁托分子》一书在地拉那出版发行。这本书对谢胡之死作了离奇的描绘。书中说：
谢胡“1930年到地拉那的一所由美国人弗尔兹创办的技术学校学习。这时，他便成了一名美国间谍。”“潜伏在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间谍穆戈沙与谢胡接上了头。谢胡摇身一变，又成了南斯拉夫间谍。1943年，谢胡与穆戈沙同时打入阿游击队第一突击旅，活动更为频繁。出于特务工作的需要，穆戈沙在突击旅又物色了另一个合适的女特务人选——费切莱特·桑贾克塔尔，并将她介绍给谢胡结为夫妻。”“实际上，谢胡从他回到阿尔巴尼亚的那天起，就充当了英美的雇佣兵。1942年，谢胡草拟了一份建国纲领。纲领根本不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多党制，完全是一个英美使团所希望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
1944年，阿尔巴尼亚获得解放。“美国驻地拉那使团的官方代表弗尔兹命令谢胡不失时机地打人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谢胡遵照美国主子的命令，写信给苏联驻地拉那的军事使团团长伊万诺夫少校，信中攻击阿党路线，大骂霍查、卡博等领导人，以讨得伊万诺夫的信任……谢胡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国家解放前后，总是在南、苏情报机构间走钢丝，时而维护南斯拉夫观点，时而又在苏联军事顾问支持下向南发起攻击。”铁托和赫鲁晓夫企图利用1956年地拉那党代会向阿党发起猛攻。当时，谢胡夫人任地拉那党委第一书记。会上，阴谋分子首先发难，要求党中央按照苏共“二十大”纲领重新审查对科奇·佐治、屠克·雅科瓦等人所作的决定，要求阿党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敦促阿党与南共建立联系。但是霍查未陷入圈套。六十年代初，谢胡夫妇利用机会同苏联的科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谢列平，南斯拉夫的铁托，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弗尔兹、英国情报局特工兰多弗·切尔吉尔等人进行了密谈。
“该行动了!”英、美、南的情报机构终于向谢胡发出了命令。1972年，谢胡到巴黎做手术。在法国，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设计了三种干掉霍查的方案：一、制造车祸；二、远距离枪杀；三、使用慢性毒药。谢胡回国后努力扩大自己的间谍网。1972年，谢胡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示：制造颠覆阿尔巴尼亚、使它倒向西方的具体计划。谢胡是阿国内文化反党集团、军事反党集团和经济领域破坏活动的“幕后黑手”。在这些活动失败后，谢胡于1980年4月接受南斯拉夫安全局的毒药，阴谋对霍查下毒手。谢胡又觉得还未准备好，不便匆促行动，决定推迟到1982年3月霍查休假期间再动手。在这之前，可在党内大造舆论，大搞自由化，制造分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赞同谢胡的方案。
为了大搞自由化和在党内制造混乱，谢胡决定让自己的儿子与一个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的姑娘订婚。这个姑娘的亲友中有六七个战犯、逃犯和美国间谍。阿党及时地进行了干预，取消了谢胡儿子的订婚，并对谢胡犯的这一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要求他在党的“八大”举行之后作深刻检讨。南斯拉夫人感到事情不妙，便在阿党政治局召开讨论谢胡所犯政治错误的会议前夕，指示费乔尔·谢胡，向谢胡夫妇转达南安全局的“最后通牒”：“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干掉霍查!”翌日，阿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与会者同声谴责谢胡的错误。政治局准备给谢胡记大过一次。当晚，谢胡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似乎认为，反正是一死，不如死我一人，保住全家。谢胡夫妇将准备毒死霍查用的毒药抛入厕所，嘱咐他们的大儿子将电台的主要部件毁掉。为了保全自己和儿子们，为了保住他们的名声，谢胡的老婆竟然同意自己的丈夫自杀!1981年12月18日凌晨，谢胡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侍卫坚信谢胡死于“他杀”
曾在谢胡身边工作了12年之久的贴身侍卫阿里·切诺坚持认为，谢胡是“他杀”。
年逾7旬的切诺在谢胡死后不几天，也同谢胡家人一样，以“投靠外国情报机构”的罪名深陷囹圄，在牢房里艰难地度过8个春秋。1989年获释后，他在地拉那的拉比诺特小学任体育老师。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从1972年到谢胡身亡的那一天，一直是他的侍卫长。……我发现，他在去世前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受到了威胁，很可能被撤职，也可能被打死。他死的那天夜里，我正在他的住所前警戒。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可能自杀。因为他是一个极特殊的人，性格十分倔强。一般人见到他就会打哆嗦，说他凶狠，但我始终认为他只是憎恨那些软弱无能的人。……谢胡当然有罪，但肯定有人比他的罪过更大，更令人恐怖，那就是杀害他的人。他常常告诉我，他已经感到威胁，于是我们就加强了警戒。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要当心些，说不定有人会从你们想不到的地方向我开枪。他在12月17日那天开完会之后，没有同霍查一起乘电梯，而是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走出来。回到自己家的书房，把皮包往地上一扔，对我说：‘阿里，你知道政治局会议开得什么内容吗?哼!算啦，快去好好注意警卫吧!’显然，他已预感到危险近在咫尺。”
“晚10时，谢胡叫我进到他的房间。他正在与霍查通电话：‘请原谅，恩维尔同志，我希望到您那儿去一趟，哪怕是5分钟也好，以便一起讨论一下我准备的明天会议上的发言。’过了一会儿，便挂上了电话。跟我道了一声‘晚安’，意思很明白，我没有陪同他外出的任务了，叫我到外面值勤去。第二天，谢胡夫人跟我说，霍查当时的回答是：‘没有必要。我已经累了，我家来了一两个客人。你无论准备得怎么样，都在明天的会上谈，而我将做出自己的结论。’”
“当晚，我们确实加强了警卫。但事情还是发生了。”
切诺说完上述一连串蹊跷事后认为：“谢胡死亡之谜，隐藏在一封他死前几小时写的长达30页的信中。这封信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被他的长子弗拉季米尔拿走了。我看到谢胡的尸体后，立即给阿利雅打了电话，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及在床头发现的那封信。后来听司机说，阿利雅接完电话马上去了霍查家，再从那里打电话给内务部长哈兹比乌，让他马上到谢胡家拿那封信。哈兹比乌立即照办。弗拉季米尔相信那封信很快就会到阿利雅和霍查及其夫人奈奇米叶手里。值得庆幸的是，我之所以还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没有看过那封信，而看过那封信的人几乎全死了：弗拉季米尔在他父亲死后不久被捕，在关押期间被电死；哈兹比乌也在1982年因被指控参与了一桩反革命阴谋而遭镇压。”
谢胡绝命书曝光
2005年，阿尔巴尼亚议会外交委员会书记、前外长、民主社会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巴斯卡尔·米洛向媒体首次公布了他保存至今的谢胡临终前给最高领导人霍查的亲笔信(即绝命书)原件，证明谢胡是自杀。信件刊登时对信中涉及的目前仍在世的重要人物及一些情节打了省略号。下面便是谢胡给霍查的绝命书：
霍查同志：
你于1981年6月11日亲手撰写的《党诞生的时候》一书中曾经写道：“亲爱的谢胡，过去和现在你都是党的光荣的领导人之一，你始终站在每场斗争的最前线，随时准备为捍卫人民、社会主义祖国和党而进行不屈不挠的、原则性的斗争。你是人民的儿子和忠诚战士，你为人民而进行过并正在进行伟大的斗争，党和人民感激你。我。作为你的患难之交和患难与共的最亲密的同志，拥抱你。”
但是我，你的莫逆之交和患难与共的最亲密的同志，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犯了错误：最近我同意了我儿子斯坎德尔与杜尔迪乌(一个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的女儿的婚事。在你的直接干预下，我解除了他们的婚约。我之所以犯这一政治性错误，其原因我已作了检讨。我11月12日长达39页的检讨，是真诚的，绝对真诚的检讨。但这个检讨，在11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却被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所否定。最后，您称我为“狡辩”，并要求我今天进行反省和接受政治局会议上对我提出的所有批评，彻底推翻被您称之为“狡辩”，也就是谎话、欺诈的检讨。
霍查同志，我随时准备为党献出生命。而我现在正在这样做：为党献出生命。我，你正确地称为同甘苦、共患难的最亲密的同志，利用你给我留下的唯一机会，让你，我亲爱的同志、导师和兄弟，了解真相。
我正在毫不犹豫地、冷静地把生命交给党，因为我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捍卫党。
现在，当我们就要从肉体上分别时，我要告诉你我至今没能说出的话，因为此前从没给我说出真相的机会。我是犯了政治错误，但它被夸大了，直至昨天的政治局会议。(……)我认为，所谓“我凌驾于党之上”、“狂妄自大”、“独揽国家大权”等，都是五花八门的恶毒指责。不，霍查同志，我由于我在检讨中所说的原因而犯了错误，我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说我要(与您)平起平坐、凌驾于党之上，以及对我的其他类似性质的指责，我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永远不会接受这种荒谬的指责。我的检讨不是狡辩，而是诚心诚意的。我一生为党为人民工作，从未争“名”、争“地位”，争“战略家”的称谓，没有把自己置于你之上。对我进行的最为严重的指责是说我把自己置于党之上，树“我”自己，出人头地，也就是反对党。我们曾经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而一起进行过许多斗争，难道如此健忘?您个人没有把我称为敌人，但是(……)其他人指责我把自己置于党之上，实际上就是指责我是敌人。
不，霍查同志，我不是敌人。您还记得吗?有一次我去你家，谈起斯坎德尔的婚事，分析了我犯的这一政治错误，我曾说敌人总是极力挑拔我俩间的关系，也就是分裂领导层，并提到科奇·佐治、丽利·贝利绍娃和周恩来。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巴卢库也曾这样做过，但阴谋未能得逞。(……)你想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吧，你大权在握!但我即将为党而死，我要说出最后的遗愿：请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否则，在你身后，赫鲁晓夫们会统治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就要告吹。假如你不重视我现在说的这些话(……)，那么，亲爱的霍查，过错则不在我，而所有的责任都将落在你的头上。我用我唯一可用的方法——自杀完成我的使命。
再一次祝福党!(……)我们的党有忠诚的干部。(……)
一贯在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的我们光荣的党万岁!祝您长寿，至少能以维护党和社会主义!(……)
打倒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社会帝国主义(还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为首的修正主义!共产主义万岁!打倒反动派!
请保佑我的家人们!如果您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就说“谢胡是玩枪走火死亡的!”或者随您怎么说吧。您也在把我看做敌人，我相信时间会揭露一切，真理永存。
我就要含冤而去!(……)
穆罕默德·谢胡，1981年12月18日，地拉那。
信件刊出后，霍查夫人及其次子在接受采访时说，谢胡信中“赫鲁晓夫”后面应当有阿利雅的名字。霍查的次子甚至把逼迫谢胡自杀说成是阿利雅而不是霍查的责任，并称阿利雅不仅背叛了霍查，而且也是阿民族的叛徒。阿利雅确信谢胡“自杀”
霍查的接班人、阿剧变后首任总统阿利雅每当谈起谢胡之死，都坚持谢胡“自杀”的说法。谢胡事件发生时，阿利雅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的第三把手。他是这样描述谢胡自杀的：
谢胡与霍查之间曾发生过争论，但没有发生过导致冲突的矛盾。导致谢胡悲剧的事件确实与他儿子订婚有关。1981年9月，谢胡的儿子斯坎德尔打算与一个阶级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女排运动员订婚。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是“阿奸”，以后出逃国外。……当时，正在筹备拟于1981年11月8日召开党的“八大”，所以决定等“八大”之后再讨论谢胡的问题。“八大”还是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并保留他的总理职位。这清楚地表明，谢胡儿子的问题并没有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政治局起先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只是找谢胡谈了一次话，要他做一下自我批评就算了。谢胡也曾表示解除这门亲事，并向政治局交了检讨书。在代表大会后，于12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谢胡做了书面检讨。会开得很长，因为政治局委员在发言时对他的自我批评不满意，……建议给他党内“记过”处分。会议很晚才结束。霍查本来没有话要讲，后来决定第二天上午9时继续开会时再说。我和霍查一起离开，并送霍查到他家门口。路上，霍查对我说：“明天我们听谢胡说些什么，然后我再发言，这事就算了结了。我也同意大家的意见，给他党内记过处分。”第二天早晨8时左右，我在家里接到谢胡的卫士长打来的电话：
“谢胡总理在自己的卧室自杀了。”我丝毫不怀疑谢胡是自杀的，立即离家到霍查家。霍查正在吃早饭。我没有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以便等霍查同志把饭吃完。而霍查却催问我有什么事，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觉得今天的会不会很长，只有我和穆罕默德发言。这个问题也就算完了。”我接着他的话音说，看来事情还没完。昨晚谢胡自杀了。听到这一消息，霍查皱了一下眉头，表现很惊愕。他对我说，怎么会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还是召开了。同志们对谢胡自杀感到无比愤恨，并谴责这是“敌对”行为。此后，霍查便开始对谢胡发生了怀疑。为了证实谢胡的死因，霍查取出了有关谢胡过去的一些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原本存在卡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党内第三把手，霍查的亲信，1979年病故)的保险柜里，但钥匙在霍查手中。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英文材料，大约20页。我的英文虽然不熟练，但粗略看看，大致也能明白：谢胡在西班牙战争结束后，被关进法国集中营，在那里被招募为英国情报局间谍。二战期间，英国驻阿尔巴尼亚通讯联络官员一直同他保持联系，直至1953年他任总理为止。文件中说，1945年至1950年，谢胡的立场发生过动摇，更多地偏向苏联。最后一份文件是1953年的，其中写道：“谢胡已经担任总理，不要再干扰和刺激他了。”
霍查是怎样得到这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材料的呢?霍查告诉我，这些文件是某人于1964年送交阿尔巴尼亚驻维也纳大使馆的。某人还称，如果肯出钱的话，他还有其他一些文件。阿大使馆把这些文件立即直送卡博，卡博又转交霍查。霍查曾认为，这些文件旨在挑拨和离间阿尔巴尼上。如果他是美国或南斯拉夫的间谍的话，他早该行动了，但是他并没有行动。……至于我亲眼看到的那些文件。确实存在。1987年，我也亲自收到一封由美国人从阿根廷寄来的信，而且那个美国人说文件是可靠的。也就是说。文件是存在的。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事实证明这些文件的可靠性。而且霍查和卡博看到的1964年的文件已经下了结论，认为谢胡到那时并没有采取任何间谍行动。亚领导层。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已经跟苏联闹翻，苏联报刊不断攻击阿政界要人，其中攻击最多的就有谢胡，指责他与帝国主义有联系。鉴于上述因素及与苏闹翻后的紧张关系，霍查与卡博得出结论说，这是挑拨离间。但是，在谢胡自杀后，这些观点就变了样。
谢胡死后6年，即1987年，我又收到阿尔巴尼亚驻阿根廷大使馆的一封信。信中说，一位不肯透露身份的美国人交来一份文件，证实1964年递交的文件全部是真的。我便把这封信向中央委员们做了传达。不过当时我也不能保证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当被问及谢胡生前在政治路线上与霍查是否有分歧时，阿利雅说：“谢胡人很聪明，有时显得很乐观，但野心勃勃，好走极端，待人苛刻。他与霍查可能在权力问题上有摩擦。因为霍查知道谢胡能力强、有气魄。但这不能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谢胡对霍查是言听计从。霍查也不反对谢胡提出的主张。两人很合拍，但谢胡的极端主义对霍查影响颇大。”
2005年，阿利雅首次改变初衷。他除了重申原来坚持的谢胡自杀的观点之外，对霍查的“谢胡50年间谍史”开始提出了疑义，也不同意霍查“肉体消灭”党内的战友。他说：
……说心里话，谢胡从1942—1943年(当时他在集中营里)到1981年自杀，整整40年。这40年，谢胡在干什么?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导岗位
阿利雅同时强调，“谢胡的确是自杀，因为他不能忍受所受到的那样的批判，他感到在那样的批评的重压下简直活不下去了。他自杀，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谢胡是我国天才的领导人，有知识，好读书，政治观点尖锐，工作勤奋、积极，走遍了国家的四面八方。”
谢胡之子如是说
谢胡的两个儿子对其父之死有何说法呢?二儿子斯坎德尔·谢胡说：“是霍查首先对谢胡进行政治迫害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随声附和。他们先是反对真正的敌人，接着反对的并非是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再后来是反对自己的人。谢胡是被逼自杀的，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是他杀，其实自杀与他杀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小儿子巴什基姆曾在上世纪90年代就谢胡之死写了一本畅销书《忧虑的秋天》。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回答谢胡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问题。笔者在重新安葬谢胡遗骸的仪式上曾问及巴什基姆，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是谁扣动了击中穆罕默德·谢胡的扳机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谁促使他扣动了扳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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