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72年
[ 2009年第4期 邓小平在1972年·徐庆全 ]
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陈毅的追悼会。令参加追悼会的周恩来和叶剑英意外的是，在长长的大衣里面仅身着一袭睡衣的毛泽东，突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会场。
毛泽东此举，自然耐人寻味；而他在与陈毅夫人张茜和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谈话中，除了肯定“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之外，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就更加意味深长。
“文革”爆发，邓小平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邓小平被逐出北京，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劳动改造。此时，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多来，尽管邓小平的党籍依然被保留，在中央，也保留了与汪东兴联系的一条线，但他基本上淡出了毛的视野。现在，毛泽东突然提到了邓小平，意味着什么?
因接班人的确定，邓小平被逐出北京；因接班人的不确定，邓小平又回到北京
邓小平是1969年中共九大后被逐出北京的。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而在1967年，在“文革”初期时，毛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现在，既然林彪成为党章上的接班人，邓小平自然就不会被留在北京了。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也被作为二号人物打倒。九大上，林彪这位毛的“亲密战友”则成为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他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外，别无长处。
接班人问题怎么办?在没有确定人选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采取“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互制约”。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分析说：“为使国家机器继续运行，他用忠诚厚道的‘老臣’；为使‘革命’路线得以保证，他用他认为忠于这个路线的新兴势力。”由此说来，在林彪覆亡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已变得更为现实。
当然，对于身在江西极其闭塞环境的邓小平来说，毛泽东有关他的谈话他并不知晓。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尽管身处政治信息不畅的幽禁地，邓小平依然对于北京政坛的动向十分关注。
1971年11月，在正式听到关于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传达后，他一改以前只给汪东兴写信的做法，而是直接致信毛泽东，对林彪事件表态，表达出来做一些工作的愿望。这是邓小平自被打倒后第一次正式提出这样的要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认为：“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因为毛泽东不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而且将这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
将邓小平的来信“印发政治局”，毛显然有自己的思考，可以说，邓小平适时的一封信，触动了毛的思索，他在陈毅追悼会上特意提到邓小平，显然与这种思索有关。而追悼会后，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放放风”。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就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他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为邓小平的复出公开制造舆论。
此后，邓小平一家人的“运气”真的来了。毛毛兴奋地写道：“1月份，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2月份，父亲恢复了组织生活；4月份，我和飞飞得知可以上大学；而在6月份，我们又接到通知，父母亲的工资开始照发了。”
感受到这种好“运气”的邓小平，1972年8月，通过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提出了恢复工作的请求。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的批示，称邓小平为同志；在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的批示，当然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请邓小平回北京，但实际上已经传达了同意他回来的信息。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至此，邓小平复出，似乎已无悬念了。
因接班人的确定，邓小平被逐出北京；而因为接班人的不确定，邓小平又将被请回北京。这大约就是历史的诡异吧。
邓小平的思考轨迹
在江西新建县的两年多中，邓小平基本上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他从未停止思索的——那条“邓小平小路”，即被后人誉为思索之路。
在千万次地踏过这条小路的时候，邓小平在思考什么?后人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来演绎这一段历史。但历史本身的严肃性，是排除演绎和想象的。因此，要追寻身处闭塞流放地的邓小平思考的轨迹，还不如从他在1972年两次出行中的言行来的实在。
1972年9月，已经感受到“好运气”的邓小平，通过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1月，邓小平踏上了井冈山之行。
井冈山之行，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有详细的记载，而能够展现思考轨迹的，是他在泰和与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老战友池龙见面时的谈话。池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谈话中，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邓小平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毛毛写道：“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历史昭示的事实，远比毛毛的分析更富有新意。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革”一直是抱着抵触的态度，只着眼于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整顿，实际上，他在千万次走在“邓小平小路”上的时候，已经对“文革”形成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中国一场灾难了。而到了1975年，毛泽东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由他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此，他宁愿再次从政坛上沉寂下去。
由此说来，邓小平在泰和与池龙酣畅淋漓的谈话，说毛泽东、说周恩来、说林彪、说中央文革那几个“书生”，实际上是在阐发自己对“文革”的思考。虽然“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但远没有改变到可以公开地臧否“文革”及仍在中央的“几个书生”的程度。但邓小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事实上在梳理自己的思考轨迹。从另一方面来说，邓小平明确提到中央文革那几个“书生”。这几个书生就是后来成为“四人帮”的人，也是邓小平复出后所要面对的对手。邓小平已经预见到，一旦自己复出，与“四人帮”的斗争将不可避免。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再次出行，到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1932在中央苏区，他被王明路线指责为“右倾错误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批示中说的“毛派头子”。40年前，他因为这个“毛派头子”而被批判。40年后，他能踏上这里并在第二年重返中央，自然也是因“毛派头子”这个历史资源。因而，邓小平将出行之地选在这里，就具有了某种政治含义。比如，参观毛泽东旧居，他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而自己目前所处的境地与当年又何其相似乃尔?言谈中所蕴含的意思，又不难参透。
邓小平此行，实为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的足迹而抒怀自然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着眼于调查研究也是此行的由头。因此，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会昌的物资交流大会，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在瑞金，他参观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邓小平一路参观，显然比他上次井冈山之行多了一个内容，要对“文革”中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亲身的了解。他在1973年复出后，大刀阔斧地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虽然不能从这种调查中微言大义地予以解释，但他对“文革”中经济的凋敝状况，显然早就有所了解。
一个应该引起史家重视的细节：在瑞金制糖厂，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邓小平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这种政治家的言论隐含着什么?
此时，邓小平重新复出已成定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他显然认真地思考过：在毛泽东维护“文革”的前提下，他如何既能坚持自己否定“文革”的主张，又能在政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答案是什么?“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是对复出后命运的一种答案。
邓小平从1973年复出后的整顿，到1975年因拒绝毛泽东为“文革”做出一个“三七开”的历史决议而再度从政坛沉寂的轨迹，也昭示了这种答案。
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王学泰
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前“反动学生”这个词虽也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真正作为政治帽子、作为正式处分大学生一个案由，只实行于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到了1966年有些特殊，如果是年初划的、并送劳改了，也就是“反动学生”了；如果拖到文革起来了，到了7月，毛主席下令不许“整学生”，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并指出北洋军阀镇压、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于是这批“反动学生”也就一风吹了。而此前的“反动学生”依然在劳改场劳动改造，直至1969年1月24日起，被各校陆续派员召回为止。嗣后，有的随1966-1968三届毕业学生分配；有的延宕至1970年随1969届学生一起分配工作或劳动；有的不幸，再次戴上帽子驱逐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如人民大学的“反动学生”)。
缘起
整“反动学生”始于1963年暑假的北京高校毕业生毕业鉴定时。据1963年河北北京师院数学系毕业生朱志曾先生回忆，毕业前，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写自我鉴定(政治性的)，然后集体讨论通过才能毕业。在写鉴定之前，校方传达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高教局的文件。文件说在北京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毕业生中就有阶级敌人，并公布了一些案例。有北大的“反动小集团”案，科技大的“叛国投敌”案等，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尚育森投书中央广播电台“驳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案。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发表，广播电台日夜广播，声势很大，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是个山东汉子，对“25条”有异议，马上给中央台写了一封据说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公开辩论，结果被定为北京的第一个“反动学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报告给了毛泽东，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见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理文件汇编：1950-1987》)。毛泽东的批示，指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文件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于是从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清理“反动学生”。第一批“反动学生”被清理出来了，计有尚育森、朱志曾、李明昌(河北北京师院)，以及北大的吴启元、伉铁保、科技大的马家骅等。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
铺开
处理“反动学生”的文件在1963年暑假就已形成，但据我所知，除北京外，其他各个省市没有马上按照这个文件清理和处理“反动学生”。大约是学生在文件下发后都已分配完毕，已经离开学校，不好追回来重作一次鉴定。
到了1964年，毕业前阶级斗争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以1963年3月5日为标志的“学习雷锋运动”就拉开了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的序幕，先是“学雷锋，做好事”(现在许多人认为“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其实目的在于抓阶级斗争)，跟着就是照着《雷锋日记》中的精神搞“青年学生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忆苦思甜”等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教育。并要求同学们联系实际，人人过关。“三年困难时期”校方允许甚至倡导的东西(如保持热量，劳逸结合，展开文娱活动如跳舞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动员学生自我检查提高。北京师院化学系还揪出学生于某作为“反动学生”的样板，并被送至劳改局农场劳动改造(1999年我碰到该同学才得知他劳动教养后又在劳改农场就业了十多年)。1964届学生毕业之前，学校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政治运动之前必然要酝酿的一种氛围。
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是全国性的(包括上海、广东、广西、四川、河南、河北、安徽等省市)。我亲身经历过北京清理“反动学生”的运动，仅就北京各高校清理“反动学生”运动的过程做些说明。
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名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自1964年的新学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级“选举问题”，认为那就是阶级斗争，于是，在学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类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利用毕业前学生对日后命运的关注，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有目的地找一些学生回忆既往、制作有关同学的言论材料，定出打击重点。其中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成为普遍现象。这立即引起骚动，被列入黑名单者立即陷入无人搭理和暗中有人监视的孤立窘态。
7月中旬鉴定开始，斗争的势态已经造得很足。几乎每个同学的检查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包括回国不久的华侨(1950年代末印尼排华，许多华侨回国读书，我所在班有二三十名华侨)。如喜欢唱《外国名歌200首》、穿花衣服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检查先要在小组里通过，最后由“系总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后难，“思想进步”的同学(依靠对象)放在前面，很快通过，轻装上阵；问题多的放在后面，要反复地揭发批判，弄清每一个学生的思想面貌。其关键是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态度。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吴子牧在1964年7月18日对各高校党委等讲如何做“毕业鉴定”时，特别强调要关注学生的“政治立场”。他的讲话里透露出当时搜集了不少学生“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是“采用保卫手段获得的，这种他不谈，我们也不动他。把内部得到的材料暗挂，作为认识材料转过去”；另外还有一种是“有关人检举，这要拿出来，他将来要对证也不害怕。这暗挂就不对了”(见北京档案局开放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工作档案)。这份档案还附了一份“检举材料”，即北大数学系64届某毕业生给东北工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东北同学的母亲在沈阳军区某少校家做保姆，东北同学到少校家去玩，不慎把这封信遗落在少校家。被少校的妻子看到了“认为其中有些话与我们时代不相称，带有反动性”。少校看了也认为“作为党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学毕业生，青年一代，还有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打算(如信中提到要报考研究生)”。于是他写了“检举信”和这位毕业生的信一块儿寄到北京市委。其实那封信只提到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适合的话，可以工作两年后考研究生。考前要“千方百计做好准备，这次要来个稳当的考取”。这就是被视为有“反动性的话”，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
7月底，每个同学都轮流检查了一遍，大多通过，每组都有一两个通过特别困难的，这就要经过反复揭发批判，反复地认罪检查，痛哭流涕，勉强通过。我也检查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是小组不予置评，不说不通过，也不说通过，令我十分惊异。考虑自己的状况，自觉不会顺利通过，我做了遇到麻烦的准备，没有想到“麻烦”没来，这就像笑话中说的那只应该落下来的靴子没有落下来一样，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在礼堂开会，总支书记宣布，毕业鉴定胜利结束，从现在开始转入对敌斗争阶段，也就是清理“反动学生”阶段。接着宣读上面说过的“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还宣布了划“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
这样没通过的同学自然被视为“反动学生”的候选者。中文系约有十来人，其中我属于最严重的，因为我的鉴定还没有进入讨论阶段。果不其然，大会后，就勒令我单独交代，派同学监视行动，不得擅自出入校门。经过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有的程序：自己交代，群众揭发，写认罪书，自我批判，最后宣布为“反动学生”，给予劳动考察三年的处分。全系、全院公开划为反动学生的只有我一个。程序少了一项，就是没有让我看“定案材料”，更没有签字。这个案件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中文系四个班，每个班还各有2个内定“反动学生”，这些人虽然都分配了工作，但“问题”写在档案里，文革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定“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只发生活费(每月28元)，先是在学院参加劳动，1965年1月4日被发往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
此后三年，共清理三次，来南口61人，分属27个院校，年龄均在22岁28岁之间，只有3人30出头。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动学生”被毛泽东一风吹了，高等院校党委以及后来派去的工作组都被打倒，这一清理运动才告终止。
1963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动学生”的大专院校几乎囊括了当时北京所有的有影响的高等院校，最奇怪和突出的是没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大学只是在学生中搞了“清理思想”运动，同时进行“评功摆好”的正面教育。
“罪行”
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说这些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是不公正的。除了个别公开上书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二三知己平常闲聊中揭发出来的，所谓“拣鸡毛凑掸子”。或在清理思想时，诱导学生自己主动谈出来、或互相揭发出来的，有的甚至是根据本人日记(正常的社会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犯罪)、或亲朋好友的写信请求学校对该学生帮助时而发掘出来的。这与反右时鸣放会上发言，或贴大字报而被抓住的问题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这些言论不管正确与否都呈现于个人私生活中，这与在公共空间的表达有根本的区别。大多数只是与当局想法不同，这是因思想获罪的典型。
这些“反动学生”究竟如何“反动”，究竟犯了什么法，被认定的是什么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反修防修：
2、关于“三面红旗”问题；
3、为1957年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4、同情彭德怀的处境，赞成其观点；
5、反对个人迷信呼吁民主自由。
以上所谓“罪行”大多只有思想和私下言论，以言论和思想定罪，已属违宪，而许多“言论”，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罗到“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俏皮话就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吹捧修正主义”。另外还有四名1957年右派学生(北师大萧书长、陈寿康，北京农大张慎行，北大张世林)，完全是为了凑数又打成了“反动学生”。
处理
“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从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集中管理。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由高教局参与管理)在二分场有劳动据点，称“高校大队”，是市委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统搞的劳改基地(与文革“五七干校”类似)，专门安排市属高校教职工下放劳动。“反动学生”在组织上属高校大队，但不归它管理，另设“反动学生”管理组管理。管理组由相关的高校派出的保卫、后勤和政工人员组成，受市委大学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领导。参与管理组的前后计有北大、矿业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三校，高教局也有临时派员。一般是三人，也有一人的时候。前后共九人。
管理组管理“反动学生”的方法与通行的社会控制是一个路数。首先是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谓“左”就是与当局一致，或假装一致；所谓“右”就是与当局不一致，或不屑于表达“一致”或“不一致”)，管理组把这些人分类排队，制造差别，让其内部自我消解反管理的力量。在管理组看来，虽然都是“反动学生”，但为了管理就要把他们分成“积极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分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促进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积极的，团结一般的，打击反改造的。为了做到这些还要人们互相监督，揭发举报。人性的弱点就是打击既来，谁都想承受最小的，于是都想挤入“积极改造”行列，至少也要列入“一般”，不要陷入“反改造”。所谓“积极”要付出人格的代价，给自己增加许多痛苦，给管理组带来许多方便。
管理组人员都是临时的，有时要换，于是对谁是“改造好的”就有不同的认识，常常前一拨认为是“积极改造”，后一拨认为是“反改造”，翻云覆雨，打击面越来越大，人们逐渐觉醒。
“改造”是极残酷的，有的地方比监狱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文革时期。本来“反动学生”是处理过的了，问题清楚，用当时的话说是“死老虎”一类，可是南口期间，经常有针对反动学生的批斗会。所谓“批斗”许多是手口并用，打人、打伤人的现象屡屡出现。特别是没问题的同学，问题越轻、或被冤枉的人们，在劳改场所中是最倒霉的。因为一被处理，管理人员就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你不承认，就是不认罪，就是搞翻案，就是向党进攻。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下，就要受到更严厉打击。管理组在文革中几乎不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不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凭个人好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伙同农场职工以莫须有的问题殴打“反动学生”(几乎打死)的现象也出现了数次。至于批斗会上辱骂、殴打、挂牌子，会后不让睡觉、给同学身体和心灵上造成严重的摧残。
最悖论的改造目标的设定。因为政策是“给出路的”，所以目标是做“新人”。什么样的新人?监狱对于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时正赶上反修高潮，学习“九评”。这也是我们改造学习的重点。文章中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本是对接掌国家大权“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要求，包括“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政治家，要能团结大多数人，要能自我批评”等。这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什么关系，却让“反动学生”要以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当时上下都不觉得荒诞，以为当时的学生许多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反动学生”也要做到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底，建筑工程学院的解基伏因为表现好，处分也最轻(考察两年)，提前解除处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两年到期和改造较好(认罪好、服罪好、劳动好)的“反动学生”的处分，计有马家骅、赵冠芳等15人(这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冲击和迫害)。
文革中，许多“反动学生”处分已经过期或到期，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解除处分，反而又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来往书信要经检查，不得外出，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鼓励“要武嘛”后，于是8月26日反动学生被剃头、挂牌、游场、殴打，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污辱，以至酿成自杀、他杀的悲剧。
这些无辜的学生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说在超期一至两年以后，才由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将所有学生遣送回各自院校处理，由于无章可循，各院校处理的更是随心所欲，五花八门。部分分配工作，但并未平反，属戴帽监督使用，相当一部分学生继续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为活靶子继续批斗；有的遣返原籍按四类分子处理；有的重复判刑、拘禁；有的流离失所下落不明。
改正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认为我的问题是针对“四人帮”的，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出狱后，我想当初法院重判就与“反动学生”案有关，于是找师院，师院很快作出反应，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学来找，我们酝酿找高教部，要为全体被冤枉的“反动学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学院平乃彬来京商量此事。8月我们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长魏明(任北京体委主任)。他明确表态四点：1、此事(“反动学生”问题)已应不复存在；2、工龄应该算；3、我们来晚了，应该早来；4、写个材料给他，由他转给蒋南翔。见面时，魏明表示了对尚育森的赞许，说他有先见之明。并且提醒，不要参加北京的上访人员队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经送给蒋南翔，蒋南翔表态了：“应该解决”。当年他(蒋南翔)就不同意，是陆定一提出来的，陆定一现在已经后悔。魏明说：“你们可以去见见蒋部长。”午后，平乃彬与王学泰、曹天予等到大木仓教育部。接待我们的蒋南翔的老秘书叫张鸿治。张很热情，说“我也才从干校回来，我们是一条沟壕里的战友。”他承诺：1，由他将材料(我们的反映材料)从蒋部长处要来，由蒋批示后去办；2，由他与学生司联系，要学生司向各学校打招呼，抓紧解决(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平乃彬，王学泰，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到学生司。接待人张均时司长谈了一会儿，被介绍到学籍管理处，张德庭处长和任姓工作人员两人接待，他直接经手此事，才从安徽调查回来。说那里的“反动学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褴褛，陷入无人管理、流浪街头的境地，要赶快将他们救出来(上海没有落实，因为没有文件)。北京还算是好的，多数已经解决生活问题。他们已经将报告送了上去，他们支持解决，教育部意见一致。总的思想是先参照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给予解决，可以不必报送书记处，目的是快速救人。要直接否定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当年关于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教育部就必须报书记处了(以上过程引用平乃彬当日所记的日记)。从上述可见刚粉碎“四人帮”时的社会氛围。
重聚
经过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学生不但无罪，而且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如今，他们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
2007年4月10日，他们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只联系上27人，都已是白发苍苍、花甲之年，有的已经故去(那位投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尚育森已去世，这里谨表悼念)，有的已病痛致残，一人失踪。这些人依然思想锐利，锋芒不减当年。他们来到劳改过的南口农场，触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声……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残忍的玩笑!
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惨痛的一幕，应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告知后人，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学生，走过这样一段路。
历史不应忘记!应该时刻给人们敲起警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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