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金融危机与意识形态之争——一个社会学家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感言
赵鼎新：金融危机与意识形态之争——一个社会学家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感言
不身临其境，局外人很难对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之深有切肤之感。去年11月初，我从上海飞抵旧金山后去看一个老朋友。谈话间，他指着离他家不远的一片住宅，说那边的房价已跌了超过一半，忧心忡忡的表情令人难忘。学校是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地方。尽管如此，在回到芝加哥大学后，我发觉财政吃紧已成为校园里一个无处不在的话题。为了降低教职员工因为学校财政问题而引起的不满，芝大当局向各院系公布了财政情况，并要求各系拿出适合自己的经费削减方案。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芝大的主要经费来源不是放在股票市场上的个人捐款，所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如像哈佛这样的经费主要来自捐款的私立学校，或者像伯克利这样的州立大学，金融危机已经把学校财政推到崩溃的边缘。尽管如此，芝加哥大学2009年教职员工工资基本不长、新教授基本不招、学校提供奖学金的研究生招生数量大幅减少已成定局。
美国经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高度金融化后，大量大公司既是上市公司，同时又开发自己的金融衍生产品。因此，这次金融危机马上就影响到实体经济。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目前都面临倒闭的危险，第二大电器零售公司电路城（Circuit City）已经进入破产保护。上星期我从芝加哥驱车到密歇根大学讲学，沿途到处可见倒闭的加油站和门可罗雀的汽车旅店，景象十分萧索。这样的经济状况势必影响美国百姓的行为。现在，出卖家庭旧货在美国已经成为热门，由于被解雇或房屋被银行没收而铤而走险的消息不绝于耳，像好市多（Costco）这样的仓储式商店，往日门庭若市，如今生意也十分清淡。感恩节传统上是美国家人团聚的节日，但今年芝加哥大学的许多学生却因为经济原因而滞留在学校。感恩、圣诞两节期间是美国的消费高潮期，其零售额通常可超过整年的一半，今年两节期间消费的疲软肯定会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看来美国2009年也很难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金融危机的起因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点是次贷危机，但其深层原因则可追溯到美国政府自197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经济滞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减轻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控制，同时开始赤字预算，其后果是货币的紧缺和八九十年代的银行高存款利率。利率高居不下既抑制了实体经济，又把外资吸引到金融市场已经开放的美国，造成美国经济的迅速金融化和资本在美国的大量过剩（资本的大量过剩还与美元的发行量在1971年后停止了与美国的黄金存储量挂钩这一事实有关）。近10年来，美国的存款利率虽已大大降低，但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货币由于美金的特殊地位而继续投入美国市场。这些发展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美国政府没有预料到的结果，那就是，美国的货币由紧缺一变而为高度过剩。这一发展为美国提供了两种可能：在政治上，它使美国政府能通过赤字预算在不增加税收的同时不断增加政府开支，从而避免了社会矛盾向政府聚积，并使美国能够运用通货膨胀、美元贬值等手段掠取各国在美国的投资；在经济上，它导致美国经济的进一步金融化。为了让滞留在美国的资本流动起来，美国的政府、银行及其他金融集团、大型企业等采取多种刺激手段鼓励消费。各种旨在促进消费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21世纪初，美国经济在金融市场上所获取的利润已占到整个经济利润的40%以上。连美国的典型实体经济，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集团，其利润都不是来自汽车销售（许多公司新车的标价都可能是亏本价格），而是来自向顾客推销的购车贷款。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人的消费超过了美国社会的产出，举债度日成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
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毕竟有限。为了刺激消费，美国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不得不进一步放松，更为离奇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出现。其中问题最大的就是次级抵押贷款，即由银行或投资公司向信用和偿还能力较差的客户所发放的住房按揭贷款。最近几年，美国有些投资公司甚至采取住房贷款时不审查顾客经济能力和信誉的荒唐做法。这一措施极大地拉动了美国房价上涨和经济增长，并且这一措施即使房价不断上涨也不会引发危机——因为客户在无法偿还抵押贷款时，可以把房子高价出售并从中牟利，但是，一旦各地房价普遍降低，导致房屋出售困难时，越来越多的客户就因为无法偿还住房贷款而面临房屋被没收，银行和一些投资公司则因为无法收回贷款而面临破产。一个危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由此形成。
金融危机下的意识形态之争
美国金融危机及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危害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时间似乎成了一个负面名词。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救世界”的调侃时有所闻，西方和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破产，马克思主义于是又时髦起来。的确，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的生命力。相较于以往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在表象上有所不同，其实质却是完全一致的：从前是传统产品的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这次则是金融产品的过度生产而造成金融危机。它们只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不同场合下的不同表现。
但是，在这里，我同时想指出的是，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并不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波”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破产一样。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成功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却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找出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有生命力的发展方向。新左派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却是解构有余、建构不足。因此，它的信众和影响只及于太师椅上的左派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学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资本主义是与人自私自利的生物学本性连接得十分紧密的制度。基于这一点，在健全的法制背景下，资本主义背后的“看不见的手”仍然能够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实现较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并把个人自利导向社会创造。同样是基于这一点，与资本主义相比，其他任何制度都必须或多或少地压抑人的自利本性，结果使人的自利本性不时以更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文革”时，人们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漂亮口号下一面搭便车吃社会主义大锅饭，一面干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勾当，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为什么西方左派理论家 Alec Nove 在绞尽脑汁地设计了各种“可能的社会主义”后，感慨“资本主义是非理性的，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这里。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后，我们其实很需要左派在世界范围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新自由主义思想起到限制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左派的限制作用可能会比环境运动和各类原教旨宗教运动的作用还要弱一些这一事实。
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对经济危机并不是无能为力。面对上世纪20年代末的那场经济大萧条，美国出现了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也开始采用大量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多方干涉经济，企图把美国带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种政府干涉并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经济。他们认为，只要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矛盾不解决，周期性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国家的干涉只会将经济危机转变为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和财政危机。因为国家是向全民收税，用税收来挽救的却是由少数富豪导致的危机，这种做法会产生合法性危机；更重要的是，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只会愈演愈烈，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而花费的钱将越来越多，于是导致财政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这一分析很有说服力，但也存在一个重大误区，那就是，它假设国家只能一成不变地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从历史上看，国家的阶级属性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面对重大危机，当一个国家在权力的运用和政策的制定上有较大的自主性时，它在压力下就很有可能做出与其原有阶级属性相去甚远的决策和改革。这些决策和改革有时不仅会挽救这个国家及其统治集团，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国家原有的性质。欧洲国家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迈向福利国家，中国国家在“文革”后政治危机的压力下走向市场。这些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各自国家的性质。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还在于，任何旨在限制市场的理性制度设计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具体地说，即使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危机时不得不对本国的经济运转采取行政和法律干涉，并且即使这些干涉在短期内很成功，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些干涉所滋生的非期然性后果和新的经济问题。比如，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各国均未设立存款保障制度，结果，经济危机一发生，马上就出现银行挤兑，从而加剧了经济危机的规模。吸取这一教训，后来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障制度。但是，一些研究发现，虽然存款保险制度的确在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后能够避免银行挤兑，金融危机却特别容易发生在那些设有存款保障制度的国家。原因在于，这一制度免除了银行被民众挤兑的风险，而一旦免除这一风险，银行就会变得十分乐意冒险，结果反而导致不良投资和金融崩溃。这类现象和相应的研究都显示了国家采取“社会主义手段”干涉经济的局限性。这就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会把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归罪于美国政府的不当干涉和落后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原因。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此类论点也犯有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再完善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也会有弊病，即使原本没有弊端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也会由于社会条件的改变和利益集团的操纵而逐渐变得弊病丛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理性制度设计的局限性。
金融危机中的世界和中国
对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将持续多长时间，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预测。我个人认为，这次由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危机将在美国持续一段时间。我的依据不仅仅是美国目前已经受创的实体经济和消费者信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虽然准备拿出7000亿美元来救市，但它很难用好这笔钱，因为美国没有通过政府对经济进行治理的传统。自上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以来，美国政府这一原本就不强的能力进一步削弱。也就是说，美国缺乏一套能够有效地运用这笔钱的官僚组织。这一点在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已充分体现。罗斯福新政在农业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因为美国政府19世纪以来一直很重视农业，并建立了大量农学院和农业研究机构，因此美国政府能够运用既有的农业组织和相应的研究机构来推行罗斯福新政。而在工业方面，美国因为缺乏相应的组织和机构，政府投入的资金大多数打了水漂。事实上，大萧条后美国工业一直萎靡不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争需求的刺激下才全面复苏。
虽然美国经济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恢复，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这次金融危机将导致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首先，美国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傲视全球的高科技产品研发能力。中国目前生产的大量产品，其研发和创新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利润也主要被美国公司截取。美国的这一优势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经济体，包括日本和德国，都无法比拟的。第二，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源自美国，其影响却是全球性的。与许多国家相比，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损失并不是最大，同时，美国还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危机转嫁能力。第三，美国在世界上一家独霸的军事优势尚存，使美国能够利用这一军事优势来影响其他国家，以获取他国无力获取的各种利益。美国在这次经济危机后肯定会有所衰落，但我短期内看不到其他任何国家能够真正在经济和军事上与美国分庭抗礼。
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近期走向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在世界上很难再形成以往一家独大的局面，其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会大大下降。世界各国学者已经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同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出台各种干涉经济的救市方案和建立相应的政府机构，通过加强对经济的管理来应对危机。危机过后，我们会发现，各国（也包括美国）都在其经济和政治体制中或多或少地注入了“社会主义”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家原有的性质。今后，由意识形态主导的极端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可能都不会成为主流，主导的将是混合性经济模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一定是一个能够抛弃“市场经济代表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高效率，计划经济代表社会主义、专制和低效率” 这种意识形态束缚的国家，一个能够非常务实地把市场和计划看作各有优劣的两大资源配置杠杆，并根据国内外经济需要而及时调整这两大杠杆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的国家。中国曾经深受意识形态主导经济之害，好在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达成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共识。只要中国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能够坚持这一共识，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很可能就是一次机会。
第二，这次金融危机如果延续几年并且重创实体经济的话，我们将看到一批在前几年经济迅猛发展的国家重新跌回第三世界行列。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拉美许多国家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前，都曾经是世界经济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国家。但一场大萧条把它们打回第三世界行列，至今未能翻身。上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东亚“四小龙”和一些拉美国家都有不俗的经济表现，但70年代一场石油危机之后，就只有东亚“四小龙”不但挺过了危机，而且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其他国家则在很长时期内一蹶不振。东亚“四小龙”能够延续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把挑战转化为机会，把经济危机作为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契机，促进国内产品的升级换代和内需的大大提高。与许多国家相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拥有以下优势：中国的金融体系尚未与世界完全接轨，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较小。同时，中国民众近几年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都有很大提高，因此中国扩大内需的潜力很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着强国家传统，并且中国政府目前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绩效（performance legitimacy）上，即促进经济发展和担当道德表率是目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强国家传统赋予中央政府以很大的政策自主性——试想，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在《劳工法》出台后，一看经济形势不妙而马上暂缓执行的？但另一方面，国家又不致滥用这种自主性，因为国家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又使中央政府在工作时必须小心翼翼，争取做出更大的成绩，以换取执政的合法性。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体的这一性质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中国政体的这一特点将会再次展现。对中国这样有着强大的国家能力和内需扩张潜力的国家来说，这次金融危机从短期来看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从中长期来看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第三，虽然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不可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丧失，但美国要维持以前唯我独尊的局面恐怕也很难了。这里有着两种发展趋向：一种可能性比较小，同时比较危险的趋向是美元衰落，世界同时出现几种竞争性的储备货币。如果这一可能成为现实，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将会加剧金融投机行为，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因素。另一种可能性比较大的趋向是，在维护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的同时，各国政府联合起来迫使美国知道美元作为一个世界货币已经不完全是美国一国的财产和内政问题。这样，世界各国在国际金融政策制定上的发言权会加强，美国会更多地接受各国对其金融政策的监督，一个较为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就有可能建立。以往世界各国在许多问题上由于利益差异而很难协调。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美国闯祸、全球受害，因此世界各国完全有可能采取一致行动，迫使美国今后在国际金融问题上采取多边主义政策。由于美国在世界军事和经济实力上的强势，各国要一下子彻底改变美元的性质或者说创造出一种新的世界货币并不是一件易事。同时，在世界已经如此一体化的情况下，以一国的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总会存在种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如何在和国际经济紧密接轨的同时避免国内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将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一个较为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至少能杜绝目前这种由于美国不负责任而使全球受害的局面。因此，这次金融危机还是一个改造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契机。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2009/2月号，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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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万圣书园倒是有卖，不过太贵，150块大洋一册，我等平民消费不起，几个大学图书馆也没有收藏，可惜了
最惨的还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那些“香蕉共和国”“咖啡共和国”，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把高利润都收到美国，华尔街的口袋了，但风险却是大伙一起承担的，而第三世界国家承担的风险更大。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一萎靡，日子就简直就没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