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经历看反右
[ 2009年第5期 从我的经历看反右 作者：郭道晖 ]
一、“双百方针”另有他图
毛泽东由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转而调转矛头大整群众(“右派”)，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按他自己的解释是早已设下的“阳谋”。现在人们也多把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归于“引蛇出洞”的阳谋组成部分。这是与史实不完全相符的评断，是把始作俑者的复杂心计简单化了。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到1957年初这段时期，尽管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却如毛泽东的估计，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而苏共20大则在中国知识界多少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积极影响。中国大地满园春色，表面上是一片升平胜利景象：毛泽东提前加速推行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接连取得“决定性胜利”，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资本家敲锣打鼓(实际上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是：“前门敲锣打鼓，后门抱头痛哭，”)；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决议……
正是在这种“一片大好形势”的背景下，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陆定一遵循毛的指示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作出排除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要求“向自然开战”。接着，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关系的报告，特别是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的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我是直接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全部原始录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听懂，至今留下的笔记也较详细。“讲话原稿”里根本没有反右运动后补加进去的所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和“六项政治标准”等话语。他后来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页)思想颇为开放。知识界欢呼雀跃，费孝通教授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曾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的开明盛世。
其实这其中还有更隐蔽的意图：联系国际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党专政，毛泽东这些言论也是有意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显示中国党区别于苏共、毛泽东区别于斯大林的开明形象，有借此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考虑，正如有的老同志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过去他抵制过斯大林，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舍我其谁”；惧的是怕中国党内也出个赫鲁晓夫。(见《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的决定(草案)》讨论会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的发言，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并见其他人发言。)
所以，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和发动大鸣大放只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之说明其中有他对付极少数民主党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许适用；对广大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则并非如此。
可是，党内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层干部并不理解也不习惯毛泽东有限度的开放方针，更不会洞察其中另有权谋。他们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据时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人民日报》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引者注：两报总编辑分别是储安平、徐铸成)‘鸣放’得好。”(见胡绩伟：《毛泽东与邓拓之死》，转引自08-02-04春雨博克)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4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会放出牛鬼蛇神，从而否定“双百方针”的言论。毛批评说：“我看言之过早，还只5个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喜欢钟惦棐(注：指钟写的《电影的锣鼓》，被毛认为是否定电影事业的成就)，苏联喜欢教条主义。”(见郭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记录)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很反对毛的双百方针的。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至少两次表示对这个方针的不满，他援引匈牙利事件来警告毛。(据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赫鲁晓夫对毛的双百方针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苏联报刊不再报道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内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版第271页。)苏共的党专政对毛泽东“恩赐民主”的双百方针也是容不得的，何况也深知毛醉翁之意是在利用这种适度开明的政治秀来同苏共唱对台戏。
(二)毛泽东反对“避免毒草，力争鲜花”
当然，无需否认，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确也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华党委1957年4月23日传达陆定一的一次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避免毒草，力争鲜花’，这句话就是最大的毒草。”群众老说我们压他。群众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来，群众看到了，左派就会起来，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避免毒草就会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讲出来还暴露不出他的面目。
不过，他这里所指的“右派”，我认为还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被认为是“右翼”的人士，还没有延伸到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学生。这有陆定一在1957年5月11日来清华大学在党委常委会上的谈话为证。
我当时作为党委常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见。开头，在蒋南翔校长向他一一介绍各位常委时，特别提到我这个基层党委宣传部长也是电机系毕业的，他还很感兴趣，因为他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也是电机系，笑说“那我们是双重同行。”陆定一听完蒋南翔等汇报清华鸣放情况后。说了下面一段话(据我当时的记录要点)：
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30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年，他骂一、二句就不行?我们做了一阵秦始皇，不做，阶级消灭不了。
随着建设，有文化革命，要有学问，过去我们没有。政治、军事一百分，经济初步学会，就是文化教育还不行。文化中，文艺还有一支队伍，有力量；其余就没有了。如果长期不懂，就会被消灭。
队伍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青年长大，15年后，熬出个教授来；二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蒋南翔插话：清华有109个教授，其中党员10人。陆问：钱伟长为什么还没有入党?蒋有点发窘，向陆解释了一下钱的情况。因为他和钱之间有分歧。)
关于整风：闹要闹烂。准备闹事，不可避免，要闹烂才好。湖南三个高中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说如果不让考大学，我们就武装暴动。……要闹就让他闹烂。
左、中、右，左派当权，中间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样子了，中间派就会来批评了。那时就可以大团结。
教授治校，本质是不要你领导。可以让他提，不要批驳。《人民日报》对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文章加编者注(说他的观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傻瓜。章乃器批评中宣部，报纸也给删去了。
登出来，不驳，要搞得烂了，中间派起来讲话了，这事就有办法了，他们主持正义了。要硬着头皮，沉住气。
由乱到治，一治一乱，这就是辨证法。
不会天下大乱。农民已经走上了合作化以后，他们闹得个鸟!
以上陆定一同清华党委常委的谈话，是在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4天，看来陆虽然已知道毛有利用双百方针来“暴露”或“放”出“右派”的意图，也并未完全洞悉毛的“阳谋”。因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就反复公开讲过。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已经阐明了他鼓动鸣放的意图之一：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照毛泽东这段话，陆定一上面那段谈话，基本上是转述毛的精神的。而此时毛心目中所要“暴露”、“孤立”和打击的“右派”，也不过是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中的“那一类”居然敢同他分庭抗礼的极少数人。并不包括一般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学生，上引彭、陆、刘的讲话(见本刊今年第2期郭道晖文)中也如此。他们(彭、陆)还特别叮嘱要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让青年熬出个教授来(陆定一)，“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彭真)而且，那时只是把“右派”当着人民内部一个异己的政治思想派别或反对派，只企图从政治上把他们暴露后孤立，远没有像后来反右时当作反动派乃至反革命来严打。
二、整民主党派人人士早有“阳谋”
在剖析毛泽东的“阳谋”提出的时间和针对性时，应当具体区别两类反右对象：一是民主党派中所谓“右翼”人士，二是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精英。毛对待这两类对象是有前后不同的变化的。
根据我亲历的历史事实和知悉的有关资料，我认为，对于民盟的所谓“右翼”，毛泽东倒的确早就谋算加以清扫了。有两个事实可以为证：
(一)毛泽东在建国前就谋划打击、抛弃民主党派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见《毛泽东文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其中毛泽东审稿时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据现今公开的苏联秘密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见《中共党史研究》：002年第l期《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但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遵从斯大林的这个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一直不忘要削弱民主党派的势力和影响力。
(二)建国初整民盟的一次预谋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即1951年—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当时还是电机系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组长，提前毕业。我负责学委会的教务工作，还请中宣部黎澍同志担任清华学委会的顾问，我常去向他汇报请示。起初是正规地平静地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还请了艾思奇“三进清华园”，给全校师生讲大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当他批判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时，哲学系的金岳霖等老教授还同他辩论，说“你今天的演讲好就好在句句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气氛相当民主和谐。可是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教师的理论学习就转变为“思想改造”。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在清华，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三反运动中成立的“节约检查委员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即原学委会主任周培源教授)，实际上是由学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具体领导。我被派负责联系文、法学院和理学院的工作。当时各系动员、组织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帮助”教授“洗澡”。抛弃了“尊师重道”的古训，让学生对老师开展群众性的严厉批评，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
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作了检查，顺利过关。但对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是民主人士，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因为他和罗隆基等人都是英美派的，因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当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常委会的委员和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潘先生在社会系和法学院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三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顽固)。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要把他搞的那么突出，三次还不让过关?而解放前政治上比他“落后”的冯友兰教授却检讨一次就顺利通过。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其实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我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在系旦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当时由统战部一位于部老吴(他原是北大地下党员)直接联系我。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
可见，清华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特别是民盟中央)散发。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可说是毛泽东反右“阳谋”的序幕。
毛泽东“阳谋”首要对象是民盟。这一点，还可以从反右开始时他在6月8日和6月10日写的两份党内秘密指示看出来。其中他认为，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颇好，民盟、农工最坏；说章伯钧、罗隆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性很大，党(指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指同共产党的政权“平起平坐”)，等等。(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主要矛头也是对着民盟和所谓“章罗联盟”的。
据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内部统计，民盟共划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员总数的15％。民盟中央一级共划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委员总数的33，6％(参见章怡和：《泪祭罗隆基》，转引自五柳村网站2007年4月26日)。
三、整一般知识分子是后发的谋略
至于对党内外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从本文前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一些讲话看来，在5月15日毛泽东决定反右“阳谋”以前，是并未当作整肃的对象看待，而只是要求教育、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和钱伟长)。
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原稿对“毒草”还看得比较轻松，说“锄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真正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这是基于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垄断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鸣放出来的不只是他认定的所谓“毒草”，而居然直冲着毛泽东。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权(“党天下”)，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甚至包括张奚若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迷信将来”。鸣放中还有人说，“三害”的根子“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12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感到危及他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这才对争民主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著名教授和冒尖的青年学生，大打出手。
四、标榜“阳谋”旨在安抚党内
毛泽东由发动整风转到反右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来自党内的压力。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加之，大鸣大放中群众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也很有怨气，说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来整我们，“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如本文前引彭真的讲话中提及的：整风鸣放时党内干部“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有人“要上吊”。)纷纷上书要毛主席赶快“收”。毛泽东感到他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的做法显然是失算了，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放”为“收”，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
我们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些干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从毛泽东到一些中、高级干部，常常一口一声“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别想翘尾巴!”抱着恩赐观点，高踞群众之上，还从来没有受到群众这么直接的批评、冲击、冒犯这么厉害。广大中上层党政干部当权以来对听取批评意见的民主是很不习惯的。1956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影响，许多党员对学校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尖锐的批评，党委书记蒋南翔在会上作了一些检查。后来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有作过这种检查!”
1954年—1955年在机关和学校的批胡风、搞肃反，已经很“左”了，在群众中已积压了不少怨气；平日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也引起群众不满，一到整风“大鸣大放”的情势下，就释放或爆发出来了。
据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5月2日到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8250次鸣放会，群众提出372345条意见，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很有怨气，要毛主席赶快“收”。有的地方鸣放的矛头也冲着省委。如广东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头搞包产到户，整风中对省委提了十条意见。省委也坐不住了。反右后即对他们进行报复。(《红色纪念碑)第4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当时袁永熙曾告诉我：“现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飞来的电报，都怕放乱了，想用‘乱’的情况来告急，压毛主席收。”
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并改口说他早有反右洞见，是故设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其实不过是为掩饰他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和倡导鸣放方针的失算，而自圆其说。以示他早就有神机妙算，洞察一切，从而取得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消除对他发动鸣放的怨气，挽回广大党员干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崇拜。
至于就全党而言，除极少数明智的、有民主思想作风的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的威权和来势凶猛的反右气势的高压下，仍极力设法保护一些党内外精英免遭荼毒外，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大多数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是拥护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个人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
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其实相反，我们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我们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意在塑造自己是“开明圣主”的形象，那么，“阳谋”之论则在于掩饰其失信于民、也有掩饰违全党意志搞鸣放的过错，维护自己“一世英明”的权威。如果说发动群众帮党整风是为防止腐败，坐稳江山，那么，转向反右则是害怕秀才造反，并抚慰干部。因此，可以说，反右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而后来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退居二线，则是“以退为进”，让别人去收拾残局，保留其日后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批“形左实右”，发动文革。此即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五、大转盘基于多疑善变的“猴性”
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不宜忽视的缘由是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在我身上有虎气，是为主；有些猴气，是为次。”毛的雄才大略，“敢教日月换新天”、推翻三座大山的气概，其虎气无敌；但“虎气”的另一面是占山为王，唯我独尊，容不得异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据李锐回忆，毛年轻时很欣赏的一首诗是《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杨柳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猴性”则是他自称的“性不好束缚”而好“胡思乱想”，任性多变。
据李锐同志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见1980年党内讨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组第14期简报)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见同上)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六、清华大学的急转弯
毛泽东突然180度大转向的谋略，事前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和清华大学党委，都是蒙在鼓里。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时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可他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后2日)，在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林克两次深夜来清华找蒋南翔“了解情况”，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这时北京市委大概也受到毛泽东决心反右的强大压力，来一个大转盘，大力狠抓反右。据蒋的秘书说，这时南翔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叫去市委开会，有一次他回来时还很紧张地对秘书说，今天彭真同志又批评我了，说我为什么总舍不得你那些“徒子徒孙”(指蒋还犹疑不定，未把一些学生运动出身的清华干部打成右派)。
看来，这时北京市委领导人才从一味强调整风的部署中猛转过弯来，急急忙忙紧跟毛的“阳谋”，催促蒋南翔大“挖”党内外右派，好向毛泽东交代。蒋这才于5月24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发表讲话，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阳谋”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不过，也有我这样“不识时务”的宣传部长兼校报总编辑，对这种做法心存抗拒，认为这样故人人罪，有违党的宣传教育方针和共产党员的道德，而有所抵制，结果我被划为“右派”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见清华党委“开除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决定”)，事后知道，这就是说我抗拒毛泽东的“阳谋”，从而向毛泽东对清华“放得不够”的批评作出了“舍车保帅”的交代。
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就是反党呢?我想不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还是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以反右为主。一点声明是：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中是爱国的积极分子，解放前后也是进步的。划他们为“右派”，我保留意见。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成了我被划为党内“右派分子”的第二大罪状：“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是一味紧跟毛泽东的阳谋的。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后来正式拉开反右斗争大潮时，也是由市委派一位领导人来清华，在清华召开的紧急党委会上宣布市委的决定(而不是事先经清华相关党支部和党委讨论通过)：开除袁永熙出党和“停止”11个党委委员和党总支干部的党籍(我也忝列其中)!其泰山压顶、突然袭击的威势，使我们猝然不防，惊诧不已!紧接着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和《北京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专题报道，“揭批”所谓以袁永熙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内反党右派集团(我也被点名陪批)，同时发表社论，号召开展反击党内右派的大斗争。这样，清华就成为毛泽东和北京市委推动反右运动的“先进”样板。
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其实，要找解释，固然可以列出直接主事者的一些个人政德与私德上的缘由，但主要还应当从毛泽东的专权和翻云覆雨的权谋统治，以及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和体制的牢笼里去找。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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