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如何解放的
[ 2009年第5期 南京是如何解放的 作者：许荏华 ]
这是一张被认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标志性的照片。一排解放军战士整齐地站在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这是为拍制电影留下的照片。另一张照片，是几名解放军战士爬上总统府大门门顶，扯下象征国民党统治的旗帜。它是解放军4月24日进驻南京后由新华社随军记者邹健东补拍的照片，这两张“历史性照片”都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各种党史、军史、文学、影视作品等记述解放军通过武装进攻解放南京的凭证。但是，它却并非历史的真实。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
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1990年6月致宋任穷的信，《陈修良文集》138页)
1949年4月20日，中共和南京当局在北平的和平谈判最后破裂。4月20日夜，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命令，令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20日晚和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在安庆、芜湖间和镇江、江阴间以及贵池、湖口间的防线。
内战初期，守卫京畿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约有11万人。后因战线越来越长，兵力日趋分散。南京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使蒋政权完全孤立。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这些军警不愿为蒋政权当陪葬，海陆空军纷纷起义，南京已无力守备。4月22日，蒋介石布置总退却。22—23日，剩下的防守南京的军警，纷纷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溃逃。
23日一整天，南京是个“空城”，一座五军警守备的空城。
接令去占领南京的三野八兵团的35军，原准备的船只已奉命支援其他渡江部队，在江北的民船已被国民党掳掠一空。南岸的船只也都被封锁在内河河汊中。直到23日傍晚，103师战士才找到几只小船，派侦察员乘船向南驶去。小船被首都电厂值班人员发现，问明是解放军，立即调来6名船工，驾驶着他们藏匿起来的运煤码头的“京电号”小火轮，驶往浦口，接解放军过江。这是渡江解放南京的第一船。工人们又找来一艘可载运二三百人的趸船，载运解放军渡江。同日，104师的侦察员与南京木船船主童达兴等接上头，童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六次，将一个连的解放军接运南岸。23日晚，浦口车站轮渡所工人王德太等人，将保护下来的渡轮“浦口号”及拖船“凌平号”、“沧平号”驶往北岸。几天后，栈桥修复，“浦口号”投入轮渡，装备坦克、汽车、重武器的大部队得以顺利过江。
23日午夜、24日凌晨，35军104师312团2营奉命占领总统府。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就这样没有打一枪一炮，回归到人民手中了。
海陆空军纷纷起义
防务机密荡然无存
南京的和平解放，是里应外合的成功范例。外合，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陈兵江北，大军压境。没有这个大局，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下令弃城而逃的。里应，是南京地下党团结全市人民，反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特别是在战略大决战中，成功地策动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使蒋介石无可用之军；地下党又派人打人国民党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核心的军事情报，使蒋介石无可守之险。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过去在敌营内部工作的基础上，于1948年10月成立策反部，利用所有的各种关系，策动国民党军警起义。
1948年2月26日，国民党空军俞勃驾B24重轰炸机起义。俞勃原是个大学生，家贫。考入空军后，曾赴美受训。回国后，不满国民党打内战。在空军医院的医生林诚(地下党员)的启蒙和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他又在空军中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几人趁空军召开会议之机，驾机起义。原计划轰炸总统府，因故未中，最后飞抵石家庄。这是全国首架飞机起义。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邓兆祥舰长率领600官兵起义。这只英国赠予国民党的装备精良的军舰(排水量7000吨)，是蒋介石赖以阻止解放军渡江的主舰。邓兆祥在英国受训，为人正直，曾与我党有秘密接触，有起义的思想基础。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分别有六七条线与舰上官兵秘密联系。其中地下党员毕重远(中学生)团结进步士兵，组成“士兵解放委员会”，首先发动起事。海军下级军官王淇在其弟王毅刚(金陵大学地下党员)的推动下，与曾祥福、莫香传等21名军官秘密组成“军官起义小组”。当该舰接到命令从吴淞口开赴江阴对解放军作战时，邓兆祥宣布起义，指挥“重庆号”以高速驶往青岛，转往解放区烟台。
1949年3月24日，担任南京——当涂一线和南京近郊防卫的97师(由原保卫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改编而成，是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直接指挥的“御林军”)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但这是一次不很成功的起义，王宴清为人清廉，不满政治腐败，厌倦打内战。南京地下党派党员李益之(大刚报记者)通过农工民主党的邓吴明(王宴清的母舅)的关系，与王保持接触，阐明形势，讲解中共政策，帮他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下定决心起义，并且作了几个团长的工作。但不慎走漏消息，王被张耀明扣留，旋被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覃异之(覃后在湖南起义)释放，王宴清遂舍家率部起义。蒋介石闻讯派飞机、部队追歼，王仅带了两个团长及百余人到达滁县，得到陈士榘的接见。97师的起义，在蒋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
1949年4月22日，南京飞机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30余人(包括3名地下党员)，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率领下起义。一些国民党党政要员不得不改乘汽车逃跑。24日，起义者将4架飞机交解放军接管。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员林遵在南京燕子矶芭斗山率舰长9人、舰队队长2人、25艘舰艇及全部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行列，并向我党我军领导人发出致敬电。林遵曾与周恩来有多年交往，中共上海局有专人负责与他联系。第二舰队的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失去控制长江江防的能力。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在少校台长胡念恭(地下党员)领导下，在解放军渡江时，一炮未发，按照党的指示在佯装撤退途中，将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解放军。
1949年4月23日，驻马鞍山的国民党66军53团3营营长戚超人率部起义，连同收容的散兵游勇约2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戚超人的弟弟戚卓人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员，为动员其兄起义来到南京，在南京市委领导下动员其兄起义。
南京民革负责人孟士衡也在做策反工作，他计划在南京宪兵、警察中组织起义，不幸事泄，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人被捕，遭到杀害。
这就是南京解放前守卫京畿和长江沿岸国民党军警的基本情态。
情报工作关乎战役的胜负成败。渡江战役中长江沿岸敌方部署的情报尤为重要。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在中共南方局长期情报工作的基础上，为这一决战性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1948年10月南京市委设立了情报部，派党员和情报人员打人国民党国防部二庭、保密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联勤总部、美军顾问团、青年部学运小组等机构，获得了国民党在华东地区调防和驻扎情况的情报，特别是长江沿岸桥头堡布防的情报。1949年3月，南京地下党市委派朱启銮(市委委员)与白沙同志，化装成西药商人，渡江到苏北，途中遇险转程到合肥，向解放军渡江司令部汇报南京的情报工作和群众工作，将上海局提供的军事地图(原件)、“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交给总前委。他们向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了南京市人民反搬迁、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情况，为接管南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策反和情报工作都是极其危险的工作，地下党员和革命者不顾个人安危，完成党交给的使命，造成蒋介石无可用以防守之军，无可保作战之密，不得不作总退却之举措。
群众运动使蒋介石陷于完全孤立
敌军的瓦解，是南京和平解放的条件。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和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造成蒋介石彻底孤立的局面，又是敌军瓦解的条件。没有这个局面，敌军的起义，国民党统治机器的土崩瓦解，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民党首都南京，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全市以至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呼应。国统区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配合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伪军事占领下重建的南京地下党，和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建立的秘密组织汇合起来，构成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核心力量。在学生运动中，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进步力量最强大，其中“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和“民主青年协会”(民协)是最有实力，并具有一批有斗争经验的学生领袖和骨干的地下组织，其中绝大多数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将不同关系的地下党组织统一起来，逐步建立了学委、工委、文委、金融委、公务员委等，分别领导各条战线的斗争。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陷入政治经济全面危机，民怨沸腾。对民主力量的镇压，激起更强烈的反抗。1946年底和次年初，学生冲破法西斯统治的严酷高压，举行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的“抗暴运动”。1947年5月，中大学生发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5月20日，京沪苏杭5000多学生在首都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反内战反饥饿的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打伤一百多人，逮捕28人。南京五二○血案，得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几十万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声援，并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史称“五二○运动”。毛泽东主席为此撰写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的文章，称“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与解放战场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此后，南京和全国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相互声援，尽管国民党加强了镇压，几番大逮捕，运动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政府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由于中央大学在多次学生运动中起“领头羊”作用，被誉为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堡垒”。到1949年初，为了反对搬迁、护校、迎接解放，成立了“应变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进步教授为主，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取代国民党指派的校长行使行政权力，实现教授治校。南京老百姓把中大看作南京的“小解放区”。他们凭直觉猜测，中大“应变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某种中心。4月21日，首都警察厅一位警官来到中大，要求向中大校委会缴枪，交出警察厅弹药库的钥匙。中大地下党派100多名党员、新青社员，到警察厅取回大批步枪、机枪、卡宾枪，装备了中大“应变会”的纠察队员。
五二○运动后，南京的工人、教师、新闻工作者、公务员，警察等在地下党领导下，以不同形式开展了争生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1947年11月，全市小学教员为提高待遇保障职业，举行请愿。同年12月，南京电信局职工、江南汽车公司职工要求改善待遇，斗争分别取得胜利。1948年，南京永利穌厂职工、首都被服厂职工、全市三轮车工人等，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先后取得胜利。7月，两浦铁路职工在地下党领导下举行“七·二大罢工”，浦镇机车厂、浦镇工务段、电务段、机务段、车务段、港务所、水厂、电厂等单位5000余人参加了罢工，铁路瘫痪，军运停运。全市小学教师为抗议美国教士和士兵殴打小学生，举行全市总罢教。
通过这些斗争，扩大了进步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基层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到解放前夕，约2000人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其中百余人撤退到苏北解放区，为解放南京和接管准备了干部。他们被编入金陵支队，随军南下。其中一部分人员在三野联络部整理的材料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各方面的调查资料，汇编成《南京概况》上下两册，共30余万字，内容包括南京土地、人口、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公私营企业、外侨等各方面的情况，为顺利接管南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同情，以至接受。南京市人民渴望解放。国民党统治的覆亡，是人心所向，是它自身腐败透顶的恶果。这就是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南京的大背景。
让历史返璞归真
南京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解放军的顺利接管，南京人民从而避免了一场炮火的洗礼，生命财产免遭涂炭。但是，在党史、解放战争史，各种文献、作品中，都没有记载这个历史的真实。是无意的忽略吗?
解放战争中，大城市的解放有几种模式。天津模式是打下来的；北平模式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是否还应承认有第三种模式“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呢?把解放军攻克南京城还原成里应外合的和平解放，并非所有人能轻易接受的。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地下党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论者，虽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也曾经要善用知识分子；但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要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变成革命的对象了。而地下党的主体正是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像上海这样的稍有工业基础的城市才有真正的产业工人党员队伍)。
在南京以及其他地区获得解放之初，党的领导人对地下党采取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政策。新解放区的各级主要领导均由南下解放军干部担任。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下去时，地下党员就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名义被逐步淘汰了。南京解放不久，就对南京地下党进行了一次整党。理由是地下党成分不纯，被敌人混进来了；入党动机不纯，欲投革命胜利之机，这次整党中，南京2000名地下党员中有100多人受到开除党籍、停止党籍，以至坐牢等各种处分。后来经过查对，并没有查出一个坏人。实际上，那些地下党员(包括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无不是在坐牢、杀头的威胁下的勇者。当他们提着脑袋参加党时，并未想在党内捞个一官半职。
对地下党的不公平对待，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曾经表示不满。为此，她本人受到批评，后被调往上海、杭州。1957年，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原上海局成员，时任浙江省长)双双被打成右派，在实际生活中，对地下党员的不公，不在于不让他们身居高位，而是借口他们的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等，而加以歧视。此外，知识分子党员善于独立思考，不盲目服从，爱提意见等，是习惯于独断专行的当权者所不容的。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大有改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今天回顾过去这段历史，并非要为什么人出气、喊冤，而是以前车为鉴的态度来重温历史，返璞归真，总结经验，从过去寻找今天，从今天寻找未来，实现几代人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
(作者是南京原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解放后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原文两万多字，经穆广仁删节、改写而成)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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