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涛潜与晚清立宪法运动
[ 2009年第5期 汤涛潜与晚清立宪法运动 作者：傅国涌 ]
上距戊戌变法不足十年，又有立宪运动勃兴。在享有全国声望的立宪派领袖中，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争路权、办铁路而受到普遍敬重的浙江汤寿潜以“张、汤”并称。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军机处主持，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当然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议院这个思路本身是超前的，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后来他办铁路、兴实业、推动立宪运动，都从这里可以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呆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穌召见，促膝长谈一番，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翁在私下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
、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共商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应张謇的邀请，他们同赴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力、议院的权力、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力作了区分，对大臣任责、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本身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从《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他的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突破，下启1906年直接成立立宪团体推进立宪。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的肥缺，他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深知“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著《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是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在《浙江潮》第7期刊载的《四政客论》一文中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从此，“维新派”一词逐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日渐高涨，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当然就有汤寿潜的作用。他是个坚定的立宪派，从那时起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王朝走上立宪的轨道。
从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在给袁世凯写信请其赞助立宪的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機和其他达官显贵，来推动立宪。6月5日，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转呈了一个说帖，产生初步成效。9月10日，汤又通过章棧连续带给瞿两封信，第一封信鼓动瞿站出来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可以有“一笔两用之策”，这可以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希望瞿以一片愚公山、精卫石之心，“独为其难，天下之幸”。瞿为之心动。瞿当时深受慈禧的信任，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慈禧的决策。汤不断地给瞿写信促动，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在军机重臣中他受到立宪派的影响最大，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有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张謇和汤寿潜等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这一年，他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等。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就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就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无不欢欣鼓舞。汤寿潜写信给瞿鸿機：“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内心的欣喜之情毕露无遗。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16日，上海各大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有上千人。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都召开了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就是当时普遍的心声：“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那些自治组织和新兴的学校、报纸，无疑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当年10月2日《申报》报道说，消息传到深宫，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颇深嘉悦”。
包括汤寿潜在内多少善良的人们，在专制的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以为清朝真的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人手，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虽然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的改动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在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当年11月5日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从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陆续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推行难度很大。
最热闹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派团体就是“预备立宪公会”，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了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后来也都加入进来。特别是囊括了上海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和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年轻的才俊。“预备立宪公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做了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这个重要的立宪团体，每年选举一次，汤寿潜多次当选为副会长，他在1908年、1909年力辞，1910年还是当选了。
其他各省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也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从上海到日本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诞生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则从1906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经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与江南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汤寿潜和张謇在立宪派中属于温和派，他认识到立宪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权的伸张，二是法律的制订，三是舆论的监督，法律不仅约束人民而且约束君臣，凡事取决于公论，“尤为宪政之本”。1906年，他们曾两次联名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在他加的文字中有“时不可失，敌不我待”二语。结果当然是都被搁置。他已看出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在《拟上摄政王书》中指出“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立宪的立场。
在投身立宪运动之时，汤寿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了铁路上面。“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他做传时的概括，他在晚清之所以赢得很高声望，就是因为全身心投入保卫路权、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效。早在1898年，英国银公司与清政府就有《苏杭甬铁路草约》，此后便一直没有动静，连勘测都没有做过。20世纪初，江浙民间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很高。1903年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新生的商部准许各地设立路矿公司，1905年春天，正好有美商到上海活动，试图得到浙赣铁路的修建权。年近半百、素怀实业兴邦之志的汤寿潜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当年7月，他和张元济、夏曾佑等浙江籍名流在上海发起“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他被推为总理(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之子、候补四品京堂刘锦藻为副理)，决议向全省人民集资办铁路，获清廷批准，授予他四品卿衔，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
从1906年到1909年，浙江境内修成铁路328.2华里，沿路筑桥144座，平均每里铁路的造价只有13400银元(不计建桥及车辆)，当时浙江旅沪学会评价“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这与他本人芒鞋徒步、风尘仆仆、不计劳苦奔走于杭、沪之间，而且不受薪金、不支公费是分不开的。期间还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为管理大笔集资款，1907年创立了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然而当铁路开工之后，英国银公司不肯废约，通过驻华使馆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向英方借款。实际上是将铁路抵押给他们。消息传来，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10月发起“浙江国民拒款会”，汤寿潜多次电军机处抗争，路潮汹涌，清廷一度想动用武力，军队都已集结。为了把他支走，1909年，先后几次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每一次他都再三辞谢，坚持留下修路，到1910年8月他还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清廷指责他“狂悖已极”，将他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浙江各界、浙江旅居外地的同乡纷纷请愿、集会、抗议，电文雪片般飞向北京，甚至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头以身殉路。一时舆论汹汹，上海《天铎报》、《申报》、《文汇报》、《民呼日报》及各英文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报道，浙江咨议局乃至浙江巡抚都出面请求朝廷收回成命。8月25日，当清廷下令严禁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为汤寿潜革职而集会，他在两天后只身前往山东，登泰山、谒孔林，放松身心。而杭州商务总会于8月28日、9月5日两次举行集会，9月9日旅沪同乡几千人乘专列到杭州，冒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秩序井然。至10月1日杭州还在举行集会声援。他为了争路权弹劾大臣，顶撞朝廷，不惜冒杀头危险，因此而成为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在一波又一波捍卫路权的声浪中，混合着要求速行立宪、召开国会的呼喊。1908年颁布的《结社集会律》毕竟给了老百姓结社集会的权利。
1907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决定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派人到浙、苏、皖、湘、赣、粤、豫等省活动串联。当年12月和1908年1月，张謇、汤寿潜两度和人讨论国会问题，1908年2月，在预备立宪公会第一次会员常会上，讨论了创办私立法政大学(即上海政法学院前身)、请求开国会、设立“宣讲研习所”等事项，张、汤、孟昭常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说。同年4月，他们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6月7日，他们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邀请全国各省的立宪团体，共同赴京请愿，敦促召开国会，7月12日。“国会期成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目标是速开国会，拉开了晚清国会请愿运动的大幕。浙江的运动就是在汤寿潜直接促动下开展起来的，借助办铁路赢得的社会声望，他对推动立宪运动起到了旁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年6月，他在上海电促浙江各团体行动起来，8月10日推出代表，会上通过了由他执笔起草的《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再次阐述了他的立宪思想，其中指出：“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他认为，国民程度不是立宪、行民权的必要前提，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让人民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议员应是“有才能者，有学识者，多额纳税者”，要给予“天下通才参政的机会”。“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这些思路即便今天读来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份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有8千人签名，包括不少旗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由三名代表到都察院递，呼吁“国会迅速成立”。此次国会请愿有18省参与，8个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海外华侨，签名人数可查的达15万人，各省人民集体向朝廷要权利，“极千古未有之奇观”。清廷的回应是查禁“政闻社”，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立宪，一年内各省先成立咨议局，再成立资政院。在接下来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各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纷纷当选。
1909年3月，汤寿潜在杭州发起“自治筹备处”，受他的影响，商业繁荣的小镇湖州南浔也成立了自治局。1910年，在立宪派推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先后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国会请愿浪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11月，汤寿潜在杭州与张謇会面，他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他给朝廷上了一份《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以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内阁；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年，他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上海《时报》4月25日发表了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1910年1月21日，王公大臣在请愿代表见面时，庆亲王向代表问及汤寿潜、张謇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这次对话，上海的《申报》有详细报道。可见他们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有不容忽视的分量。
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笼，汤寿潜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至此，立宪运动走到了尽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包括张、汤在内有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纷纷都对清廷投了反对票，汤被推为浙江都督，随后他和张謇一起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浙江革命党人黄元秀回忆，辛亥之前，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早有默契”。正是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汤的理想本来是君主立宪，为立宪奔走多年，然而当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面对清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赞同以美国制度为模范。他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要赵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制，“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从他给张謇、张元济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君主立宪的信仰，皈依共和。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坚决反对。
汤寿潜一生对于做官、敛财毫无兴趣，所以才一再辞官，1903年4月瞿鸿機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不干。1904年，他坚辞两淮盐运使。1906年，学部任用他为头等咨议官，他不受。1909年，他连辞浙江署财政议绅、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等多项任命。在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一职被革除前，他至少十几次提出辞职，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
1917年6月6日，他在杭州萧山临浦牛场头的家中谢世，终年61岁，葬于桐庐的青山绿水之间。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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