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审查”的日子里
[ 2009年第6期 父亲被“审查”的日子里·张 刃 ]
1968年3月，在停课近两年之后，我们“升”入了中学。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那年我们应该读初中二年级，第二年毕业，这就是“六九届”的由来。若论文化程度，我们实际上只是读了六年小学。
父亲被“揪出来”了
开学不久，虽然有了文化课，但没学几天，又一次新的运动来临，叫做“一批三查”，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次，我父亲没有逃脱厄运，我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我父亲张高峰，曾是《大公报》记者，40年代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报道，虽然自诩“中间偏左”，却从不为当局所喜。他被“揪出来”，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老报棍子”。那年他整50岁。
当大字报从机关贴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大祸临头了，我们的前途也完了!学校收回了我刚刚得到的红卫兵袖章，我也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了。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绝望。
那天，机关的“造反派”来到我家，搜查我父亲的“罪证”。奶奶当时就吓得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她的一位表嫂，是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女儿，在1966年8月抄家风波中，红卫兵破门而入，老太太竟当场吓死了。事后人们都说她有“福”，没有受更多的罪)，我和弟弟默默地看着那些人翻箱倒柜，不时地把一些东西装入袋子。当他们搜查到我的书桌时，不知为什么，我竟说了一句：那是我的东西。他们瞪了我一眼，居然没有采取行动。其实，所谓我的东西，也不过是红宝书、笔记本之类，至多有几本从旧书部买来的破书。我并不怕他们查出什么，只是觉得他们不该来搜查我。事后我有些后怕，倘若那些人蛮横起来，说“老反革命唆使小反革命对抗革命群众”，我一家不是罪上加罪了么?
由于大部分有可能成为罪证的日记、照片、资料两年前就已毁掉，“造反派”的搜查没有多少收获。连我家仅留存的袖珍英汉字典和日汉词典也被搜走了，大约是想查证我父亲有无里通外国之嫌。
后来才知道，搜查证据只是幌子，查抄我家存款才是目的。住在我家楼下的王姓工友是主谋。他认定我家有钱，父亲没有彻底交待。其实，我家的全部存款是4000元，那是准备给我们几个孩子上大学用的。但在当时，那也是一大笔财产了。
“狗崽子”生活
学校也在“清队”，成立了由骨干红卫兵组成的警卫排，把“表现不好”的“狗崽子”关押起来，每天强迫劳动，并不时与其他学校“交流批斗”。那些“狗崽子”被打得服服帖帖的，受伤了也不敢吭一声。在校园里劳动还好，卖力气就行，押到外校去批斗最痛苦。从出校门开始，就要坐“喷气式”，两臂向后高高扬起，被两个红卫兵左右一手摁肩膀，一手掰手腕，以使头尽可能低下，这样一路走下去，人早已瘫作烂泥了。瘫在地上是不行的，连踢带打还须起来，站不住就跪着，手臂照样高高地后举，头则几乎触地。那滋味可想而知。面对那情景，任何一个“狗崽子”都明白不守“规矩”的后果，都自觉地矮人三分。社会上自杀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成为文革的第二次高峰。我所在的合江路中学距海河只一街之隔，时常被同学喊去看死尸。一天，刚刚吃完早点，还没进教室，我又被叫去了。河滩上躺着一具尸体，皮肤惨白，大约是溺水时间过长，加之气温很高，曝晒之后，尸体鼓胀，有的地方破裂了，往外渗着液体，苍蝇嗡嗡地围着尸体转。俄顷，有一队人来到河边，拿出随身带来的标语，覆盖在尸体上，内容无非是“死有余辜”之类。有人用棍子捅那尸体，我想，这就是所谓“鞭尸”吧?忽听“噗”的一声，尸体被捅破了，恶臭和血水涌了出来，我的胃一阵抽搐，把刚吃的早点全吐了出来。我们掉头就向学校跑去。
文革的头两年，我看到的死人太多了，淹死的、吊死的、打死的、不知怎么死的，没有一张脸是安详的。有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时时感到恐惧，感到血腥，并且常常被噩梦吓醒。
“造反派”继续在经济上下手，宣布停发我父亲的工资，每月按人口发生活费，每人8元。在当时，8元是国家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低于8元就要给补助了。以那时的物价计算，按照国家规定的定量，每月要用4元钱买粮食，剩下的4元用于买油、盐、酱、醋、煤球、劈柴，至于添置衣物，就只能靠从这有限的钱里面省下来慢慢积攒了。
改发生活费后，我家经济条件骤然恶化，存款已冻结，只能精打细算了。当时的白面每斤0.185元，而玉米面只有0.1元，我们就尽量少吃白面，以节省每一分钱。蔬菜可以靠捡拾的菜帮、败叶，而肉食则没有白来的，只能少吃或不吃。煤是必须买的，做饭、取暖都离不开。我学会了蒸窝头、揉馒头、擀面条、炸花椒油拌面，当然还有切菜。但我不会做复杂的饭，特别是炒菜。因为当时无菜可炒，也就没学成。家里实在没有钱可花时，就开始变卖衣物。父亲唯一留存的一件狐皮大衣就是在那年冬天送到寄卖行去卖了55元钱，家里过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春节。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姓王的“造反派”忽然病倒了，肺癌晚期，咽气之前还念念不忘“张高峰还有钱，他没交代。”真不知他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耿耿于怀。可惜他死了，留下孤儿寡母5口人，日子过得挺艰难。待我家日子好一点了，奶奶还常常接济他们。我却不以为然。
看父亲交代“罪行”
那段时间，我看到父亲总是不停地写材料，说累积盈尺绝不夸张，他右手掌边磨出的厚厚老茧就是证明。他所交代的社会关系，就分成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海外关系、同学、亲戚等若干部分，所列不下百人。连我看了都觉得复杂，何况造反派。
后来听父亲的同事讲，造反派对我父亲没有施以更多的暴力，除了他记忆力强，能把几十年前的事情，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无懈可击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不说的原因，那就是他“交代”复杂的经历像讲故事，谁都爱听，以至淡漠了“敌情”观念。
父亲还把《毛选》中40年代的文章读得烂熟，交代自己的历史时，常常很恰当地引用一段“最高指示”，以表明自己的交代、认识符合毛泽东思想，甚至早在当年就有按毛主席的思想办的意思。只是“不自觉”罢了。这一手很有效，造反派往往无话可说。
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我看过至少四种“版本”，文革后他被平反，退回的材料大部分都被他当作废纸处理掉了，我有幸保存了几册，时隔40年，读来也颇有况味。
交代材料不仅要讲述自己的历史，还要同时对自己的言行做出“深刻检查”，而且“上纲上线”，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譬如，他交代抗战时期在战地救护伤员，向民众教唱抗日歌曲，就要批判自己“为国民党反动派保存了实力”，“为反动政府制造了舆论，毒害了人民群众”。
他交代揭露河南灾情，引发国民党下令《大公报》停刊，自己也被逮捕时，要检查这“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争斗”。
他交代反对内战，痛陈百姓疾苦的报道，要认识自己“敌我不分”，“把革命战争与反动派镇压革命混为一谈”，甚至是“向反动派献计，提醒他们统治不稳”。
他交代解放后商业报道中批评了做假和官商作风，是“暴露了社会主义阴暗面”，“给阶级敌人提供了口实”。
他交代三年困难时期卖掉自行车去自由市场买了若干食品，是“资产阶级活命哲学”，承认自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当时不这样自轻自贱，就是不老实、不低头，是过不了关的。
影响一生的父子对话
文革中，父亲的问题成了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我希望能够弄明白一点。于是，我与父亲曾经有过几次认真的对话，虽然断断续续或者类似聊天，但印象极深，因为它不仅使我了解了书本上不写的历史，而且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
谈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当年许多青年人都投奔了延安，您为什么跑到南京去了?”
“到延安、去南京都是为了抗日。‘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全国发表讲话：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一致抗日。红军都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了，是国军的编制，中共也拥戴蒋为领袖。在我的头脑里，国民政府是正统，南京是抗日的中心，所以跑到南京去了。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抗战初期，大部分的日军是由国民党军队抵抗的，许多重大战役都发生在正面战场。那时，共产党的影响还很小，至少以我的觉悟，没有认识到应该去投奔延安。”
“国民党三次逮捕您，都是共产党嫌疑，您真的与中共有联系么?”“我有许多中共的朋友，相交几十年，关系很好。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没有那个觉悟嘛。国民党抓我、审我，我怎么承认?同样，现在说我是国民党，我也确实不是，更不能认账。”
“您写了那么多反对内战的报道，国共双方都不高兴，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不愿意再看到战争。内战爆发后，不仅是国共双方打，日本、苏联都卷在里面。苏联是公开出兵，日军则是被俘后又编进中国军队继续在杀中国人，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此外，我在东北看到了太多的战争场面，老百姓是真苦啊。我完全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反对内战。现在看，错就错在没有分清正义与反动，以‘中间偏左’的立场片面地反战了。结果，写四平战役得罪了国民党，写长春战役又惹得共产党不高兴。这是我的局限性。但我从来没有反共的意识，我写的所有稿件，也从来没有按国民党的要求使用‘共匪’字样。我的许多朋友就是共产党，怎么是匪呢?称朋友为‘匪’，于情于理不通嘛!对国民党，我倒是说了不少坏话，甚至骂得厉害，这是事实。1949年初，国民党检控《大公报》10条罪状，有3条在我名下，说我‘毁谤政府’、‘夸大危机’、‘刺激学潮’、‘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等等，这是白纸黑字印在报上的。”
“您为什么要做记者，为什么选择了《大公报》?”
“我从上中学就对新闻感兴趣，觉得做记者可以把自己要说的话发表出来给大家看，而且可以替许多人，特别是老百姓说话。记者是自由职业者，没有那么多束缚，无党无派，超然、清高，特别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我从中学时就开始给报社投稿，并且终于走上了这条路。至于选择《大公报》，是因为它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而且它是一张民办报纸，不受党派左右，做《大公报》记者是很自由的，我写什么稿子，怎样写，编辑部从不干预。现在看，也许正是这种‘自由’使我犯了错误。不过，说《大公报》是国民党的报纸，不符合事实。据我所知，在《大公报》内部，没有人标榜党派身份，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即使有，也是隐蔽的。”
“解放前夕，您本来是有机会离开大陆去做驻日记者的，为什么没有走?”
“国民党太腐败了，根本没有希望。当时，凡是有一点头脑的人对此都看得很清楚，不会去给国民党‘陪葬’。我又有许多共产党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影响。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是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的，我也如此。所以留了下来。”
以上这些谈话，发生在那特定的年代。在父子之间，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也是十分坦诚的。我至今能够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它几乎构成了我对许多问题认识的基础，至今影响着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特别是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又读了许多书，经了许多事，见了许多人，反复印证了一些认识，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报纸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文革使我认识到报纸的作用，那里面不仅有政治，而且影响着许多人的命运。特别是父亲被揪出之后，几乎断绝了信息渠道，惟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摸政治动向，因此，他格外仔细地读报。尽管那时的报纸上除了革命大批判文章几乎没有什么新闻，但从批判内容的变化中却能推测出上面的倾向、意图。例如当时的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就明显比《天津日报》超前、灵敏，父亲是每天必读的。
发现这个“秘密”的似乎不止我父亲，许多知识分子都瞄准了这两份报纸。因为发行量有限，一时洛阳纸贵。好在父亲熟识许多报贩，总能保证供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下午都要到天津劝业场街角处一个熟悉的报贩手中去买报。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与我目光一对，迅速从压在下面的报纸里抽出一份用《天津日报》夹好的《文汇报》或《解放日报》递给我，我一言不发地交上事先准备好的零钱，扭头就走。那情景颇有些地下活动的意思，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滑稽。不过我理解，父亲却因此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这段经历也影响了日后我对报纸的认识和兴趣。
“与工农相结合”
1968年7月，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许多厂矿工人组成工宣队，进入学校、机关、各种文化团体“全面占领上层建筑”。我借此机会，联系了距学校很近的红旗仪器工厂去“向工人阶级学习”，以躲避被人欺凌。
在那半年里，我天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而且学会了开机床。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接触工人，发现他们确实十分朴实。文化大革命闹成那样，工人师傅真是“抓革命、促生产”，干起活儿来依然十分认真，照样完成生产任务。那段时间，我除了去学校、图书馆，就是泡在工厂里，每天按时上下班，活得也很充实。几个月下来，我已经能够在车床上加工出很漂亮的零件。
那之后，我又和同学们到棉纺厂去劳动了三个月，成了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学会了纺纱的全部“手艺”。我们还到郊区农村参加了秋收劳动，到制鞋厂去做鞋，到马路上去值勤站岗。总之，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学生们却几乎退出了学校。
我的生活又一次出现了动荡。先是父亲下放干校，紧接着就是全家人一个个相继离城下乡。
父亲下放是我送他走的，那是1968年的12月，我16岁生日的第二天。前一天，我们已经把他的行李交到机关。那天一早，天还没亮，我送他到机关集合。因为他属于“牛鬼蛇神”，不能与革命干部同行，排到了另一队。这支队伍的成员，每人的背包上都挂着一小块毛主席语录牌。父亲的那块写着“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冬日的清晨，寒风刺骨，他们这批五六十岁的老人，在造反派手执木棍的押解下，默默地走着，渐渐消失在晨雾之中。他们要徒步30里，走到干校去。
姐姐是从北京走的，到山西榆次县一个距县城80里，只有7户人家的村子去插队。她一去就是10年。随后，哥哥、母亲相继离开了北京。哥哥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去了设在江西的外交部干校。
干部下放干校，在北京引起了一场卖家当的热潮。由于国家机关各部委一下子要走几十万人。而且拖家带口，北京的房子全部收回，许多家当又无法带走，只能当作废品处理掉。成捆成捆的书籍都是论斤两秤着卖的，4分钱一斤；大件家具给个十元二十元就算好的了，几元钱一只皮沙发也有。有人卖精致的高脚酒杯，听说一分钱一个，干脆不卖了，“还不如砸了听个响儿呢!”
疯狂的六九年
1969年初，党的“九大”召开前后，文革中兴起的宗教崇拜式的狂热达到了顶峰。最突出、最典型的就是跳“忠字舞”，它把前两年佩戴像章，高举宝书，敬祝仪式等形式主义的玩意儿发展到了极致。
“忠字舞”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舞曲，表演者胸佩像章，手执宝书，边唱边舞，动作完全是程式化的。凡唱到“毛主席”必挺胸抬头，做仰望状，同时双手高举；凡唱到“心中”、“心里”，则必双手捧在胸前，做奉献状。我们在学校里反复演练之后，走上街头，不必与谁联系，也不需要场地，只要能站几个人，就开始连歌带舞。我就曾在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和平路的边道上舞过不止一次。
跳“忠字舞”是全民性的，无论男女老幼，人人要跳，随处可跳。可以想象，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简直是精神病集体大发作。如果你走在僻静的小巷，见到那么一位“舞姿”走形的老太太，嘴里念念有词，身体机械扭动，不吓一跳才怪。
“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那时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晚饭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老百姓们还没有电视——最新最高指示往往就在那时播出。只要一听毛主席又有新的指示了，不必通知，凡有单位的会自动去集合、游行。
庆祝程序是，集合排队，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锣鼓、鞭炮、红旗、标语，加上扩音喇叭，浩浩荡荡上街去游行。很快，市区的主要街道就挤满了人群。大家像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声势宏大，以致领口号的人每每喊哑了嗓子。游行队伍中，高校和工厂的装备最强，高音喇叭令我们的小喇叭黯然失色。在那种场合，男生的乐趣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恶作剧地吓一吓女生。当然，要悠着点，倘若被“左”派师生发现，搞不好给你戴个“不严肃，不认真，对毛主席不忠”的帽子。
记得最好笑的一次，我们到农村帮助农民收稻子，几天下来，大家累坏了，吃过晚饭就睡下了。半夜，军宣队代表来敲窗户，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了。因为在农村，就不搞游行了，但“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你们听我念一遍。那军代表是山东人，很老实，竟站在窗根下，对着窗户纸给我们念了起来：“一个人有动脉、静脉……”，我们隔着窗户，听他那山东话把“脉”(mai)念作“mi”，心里一个劲地好笑，却不敢出声。念完了，我们才睡觉。真是难为了那位兵哥哥。
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愈发紧张起来，给人们的感觉似乎很快就要大规模开战了。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因此需要练兵，需要挖洞。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拉练”这个词是怎样简化来的，大约就是“拉出去练练”的意思吧。每逢拉练，事先要准备好背包、水壶之类。那时都是实实在在的棉被，虽说不很重，但路远无轻载呵。因此，大家尽可能找薄棉被。我家有一个二战时美国军用鸭绒睡袋，轻且小，捆起再塞两件衣服，也蛮像回事。我以此充作背包，但绝不敢说出去，那睡袋印有两个大大的字母“US”，已经被一块绿布钉上了“补丁”。睡袋帮了我的大忙。拉练集合都在夜间，一般是10点以后。夜深人静，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我们无声地行进着，不准大声说话，就像真事一样。渐渐地走出了市区，路灯没有了，黑洞洞，冷嗖嗖，前面忽然传来命令“发现敌情，就地卧倒”。哗啦啦趴下一片，也不管趴的地方有什么，这是“战场”，不允许你选择，趴到泥水里、马粪上的只好自认倒霉。“通过敌人封锁，跑步前进”，于是就跑，脚下磕磕绊绊，有摔倒的，有掉鞋的，均遭到训斥。如此反复折腾一夜，天亮才“收兵回营”。
拉练对“狗崽子”也有“好处”，就是不必带枪——木头枪，也不必带其他“辎重”。大约是怕我们有“不轨行动”吧。我们乐得轻松。
挖防空洞，我们就受到“重点照顾”了。红卫兵骨干都是领班，或者站岗放哨(不知“哨”什么?)，我们则要全部进洞里去挖土。我们负责挖的防空洞就在校园里。不知为什么，总是在夜里干，莫非是白天容易暴露目标?我不知道，反正我干的都是夜班。那洞的大小最多容两人侧身而过，高度只能弯腰，若是挖土，则只能跪着。工作面太小，每班下去两个人，一人挖，一人往外运土。点一盏马灯，只能照亮尺把大的地方。我们大约挖了一个星期，深度不过三、四米，掘进也只有十几、二十米，就开始感到湿漉漉的要见水了。而且，前面挖着，后面就不断塌方。学校怕出人命，只好停工。后来几场大雨，那防空洞就全塌了，在校园里形成一个大坑。我们的备战工程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注销”了城市户口
1969年夏天，我们“毕业”了，去向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狗崽子”来说，去向只有一个——到农村去插队，别无选择。当时，为了把孩子留在城里，有许多家长与学校死磨硬泡。但我家没有，很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父亲还在“接受审查”，我们没有“泡”的资格。
插队已成定局，学校对我们也是“宽厚有加”。行前召开欢送大会，同时送给了我们一件“礼物”——我们都被“光荣地批准加入红卫兵”了。对于这迟到甚至廉价的荣誉，大部分人表现得无动于衷。
我是自己到派出所去办理户口、粮油供应关系迁移手续的。值班民警看了看我的证明，一句话不说，拿过我家的户口簿翻到我的那一页，只一扯，就撕了下来，然后随手盖了一个“注销”章，就扔在一边了。走出派出所，我想：从此刻起，我就算在这个城市里“注销”了，再也不属于天津，而是山西农民了。当然，我也再不是孩子，而是一名“知识”青年了。今后的路是什么样?该怎么走?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明白：路要自己走，无论前面是什么，都要走。
那年，我刚刚过了十七岁。
(责任编辑 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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