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政治偶像与政治“粉丝”景观——以温家宝“亲民”形象的分析为个案
当代中国的政治偶像与政治“粉丝”景观
——以温家宝“亲民”形象的分析为个案
——以温家宝“亲民”形象的分析为个案
一、中国历史上与当代的政治偶像塑造
二、“亲民”：世俗化趋势下领导人的新“个人魅力”
三、政治“粉丝”的出场及其话语分析
四、“亲民”形象加政治“粉丝”并非公民文化
【注释】
二、“亲民”：世俗化趋势下领导人的新“个人魅力”
三、政治“粉丝”的出场及其话语分析
四、“亲民”形象加政治“粉丝”并非公民文化
【注释】
在当代社会，媒体的力量已今非昔比。按照西方学者李普曼的观点，媒体生产一种“拟态环境”，进而建构我们关于社会的想象。这种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的，而是符号的，这种拟真实符号的建构仅仅掌握在少数权势阶层手中。中国的媒体本来就被定位为“党的喉舌”，经多年历炼，共产党利用媒体控制公众的思维方式之手段更是自成体系。媒体的政治效用决定了历届党政领导人都把媒体当作稳固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对领导人形象的塑造是其中重要一环，这就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上的政治明星（政治偶像）景观。在所有的政治偶像景观中，温家宝的“亲民”形象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温家宝执政以来，一直注意在媒体上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利用媒体来建构公众关于总理的想象。这种“亲民”形象产生了很好的政治效用：温家宝拥有了一大批政治“粉丝”。
政治“粉丝”并非新现象，但网络为这些政治“粉丝”提供了新的平台，因此，政治“粉丝”便展现为当代的一道网络世界景观。在汶川地震这场国难中，政治“粉丝”现象愈演愈烈。“亲民”形象的塑造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政治“粉丝”的偶像崇拜之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本文分析重点所在。
一、中国历史上与当代的政治偶像塑造
中国的历史传统对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有两条路径。其一是神化统治者，典型表现便是关于“真龙天子”的神话。“真龙天子”之类的政治神话建构稳定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它将封建统治者塑造为高高在上、神圣的、威严的形象，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设置一道屏障，隔开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普通民众对统治者产生一种敬畏、膜拜的心理。政治领袖这层神秘的面纱具有很好的政治功效：“专制时代的‘天颜’带有隐秘性。如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诫太子说，不要使臣民轻意观瞻，因为‘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戴高乐在他的《剑刃》一书中也强调：“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没有权威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可能产生尊敬。因此，无论是远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他们跃跃欲试。”[1]
另一条塑造领袖形象的路径便是“亲民”形象的塑造，这是儒家政治伦理规范所奠定的政治理想。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爱民如子”，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亲民思想表现为“父爱主义”，这里的“民”当然是“子民”，而不可能是公民。由此来看，“亲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在这种政治文化里，民众往往渴望出现“爱民如子”的政治偶像。
这两条路径在中共的领袖形象塑造中都得到体现。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它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本土化改造。共产党的领袖塑造无法强调“神授”，而是奠基于意识形态正确性和个人魅力。同时，中共塑造的政治偶像表现出一种“无产阶级”情怀，更贴近底层大众，因此也更具有号召力。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塑造可被视为当年中共领导人个人形象塑造的典型代表。在毛泽东个人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深入群众”、“艰苦朴素”等元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元素符合当时老百姓的心理，从而对底层人民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同时，有关“太阳”的神话原型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太阳象征着拯救的力量，象征着新的生命和新的轮回；太阳能使人们看清天地万物，但太阳自身是无法逼视的，我们无法看清太阳本身。通过这一神话原型，毛泽东在当时的国人中树立起“救世主”般的神的形象。当然，毛泽东的形象塑造不仅采用传统的封建统治者的方式，而且与世俗的“共产主义”的历史浪漫想象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历史浪漫想象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世外桃源”的意境表现出来。因此，在毛泽东的个人形象中，既可以看到威严的、神圣的、令人敬畏的形象，又能够看到亲近的、爱民的形象。正是这两种形象的糅合，在战争和建国后的年代，让领袖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
二、“亲民”：世俗化趋势下领导人的新“个人魅力”
“文革”后期，执政党需要反思此前极左路线的危害并重新建构自身的合法性，知识精英希冀借助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民众则向往着摆脱此前的贫困生活，多方诉求共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代表着中国开始迈上现代化进程。根据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进程其实就是世俗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过去所信奉的神圣的信念会被流行的趋势铲除、消解和遗忘。马克斯·韦伯将这一过程的后果称为“祛魅”，意即“人类社会在近几个世纪中高举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旗帜，通过建立现代科学和实现工业化来涤荡一切非理性因素，在这同时也剥离了事物的丰富的属性，譬如剥离了人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等。在这一过程中由伽俐略始创，继而被笛卡尔所完善的分析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将事物由复杂还原到简单，将整体分割成局部，来了解事物的真相。”[2]中国的以经济改革开路的世俗化，也经历过类似的轨迹。萧功秦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发展是一个“脱魅化”过程，它“通过对极左的理想主义的全民族的反思，重新回到世俗化的经验主义，回到人类的常识理性。”[3]
在这样的世俗化进程中，传统的通过神化统治者来稳固统治秩序的方式，自然地被世俗化进程所消解。国人不再对被神化过的统治者顶礼膜拜，但他们习惯性地仍然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政治领袖身上。“在我们的改革年代里，对于权威的呼唤虽然并不强烈，但却从没有断绝过。由于改革的艰难，人们非常自然地希望能有一个自觉于自己的政治使命、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的权威，以其巨大的声望、以非常规的手段排除这些阻力。”[4]随着中国进入了现代大众传媒时代，公众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和评判主要来自媒体的传播，而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形象也主要通过媒体向公众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公众与领导人之间传统的那种厚厚的屏障逐渐被打开。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里，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形象的塑造变得尤为重要，在建构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今天的执政党领袖不再享有毛泽东那样的个人崇拜，但官方媒体塑造的领袖形象仍然展示出“个人魅力型”权力的意涵。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权力即“奇里斯玛”型权力[5]，这一种权力的存在，“是由追随者的承认决定的，追随者深为领袖所致力的使命而感动，领袖在他们的心目中显现出一种超越性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他们愿意服从与奉献。‘奇里斯玛’式人物具有把人们吸引在周围成为他的信徒的能力，他通过追随者或亲信的支持来统治，而非通过既有的行政僚属、组织架构来运作。其统治核心亦可能包括该领袖身旁的家族成员，而这些成员与他维持亲密、富于情感的共同体关系。这些人被委以重任，并非因为其专业技能，而是因为他们的忠诚。”因此，“‘奇里斯玛’是一种不确定的权力形式。其合法性根据在于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与信徒的忠诚，伴随着一种盲目性和非理性，是一种人治的形态。”[6]
在当前领导人个人魅力塑造的过程中，媒体成了关键性的力量。“形象”的本质是一种符号，而符号的建构则依赖于大众传媒的运作。在现代传媒时代，媒体“无孔不入”的特性，将往昔的领袖人物的“威严形象”和神秘感击得粉碎。但在媒体的力量消解传统领袖人物的“威严”形象的同时，它也为领袖人物塑造新的形象提供了另一平台，一种新的形象被建构出来，一种新的但与传统权威具同质性的魅力型权力被生产出来了。这种个人魅力型权力便是“亲民”的形象魅力，它呼应了公众的心理期待，又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中。
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亲赴现场，通过媒体展示了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与感召力。有的媒体甚至把领导人的到场表现成拯救灾民的神奇力量。[7]在“胡哥”（公众对胡锦涛的亲切称呼）、“温爷爷”的称号背后，是公众对国家领导人“亲民”形象的认同。公众以“亲人”称呼的形式，表达了对领导人这种形象的不加掩饰的褒奖。恰恰是在“胡哥”、“温爷爷”这种亲人式称呼的背后，可以清晰地发现公众根深蒂固的传统式“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心态，这样的文化心态在传统社会里表达为“子民”、“臣民”。这种以“亲人”的方式对领导人产生的想象，遥遥指向一个“天下一家”的传统乌托邦和家长权威制社会。显然，以亲人的称谓来称呼国家领导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这种对领导人的亲切称谓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在青年一代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现代理念的启蒙并未动摇植入他们思维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心理；另一方面，面对转型期间日益难解的现实困惑，他们表达出一种寻求偶像式精神寄托的渴望。于是，当温家宝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时，他立刻拥有了一批政治“粉丝”。这些政治“粉丝”毫不吝啬地抛洒自己的崇敬之情。
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讲，这种亲民形象属于巴特所说的“传播体系”。这一传播体系通过图片和话语符号的重组，构筑着公众关于领导人的想象。它的第一层次就是关于领导人的图片、话语等等符号系统，“亲民”的形象则建立在这些符号系统之上。它掏空了“亲民”形象的一切历史因素，而将其建构为一种自然的合法的意识形态。如果套用伊芙特·皮洛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媒体上所塑造的“亲民形象”：它是一个体系，包括理想和价值，也包括调节我们的行为与社会交往的习俗；它借助强迫力量和仿效意志，发展和维护社团的集体意识，提供行为模式；它通过表现个人身上最具个性的特点达到普泛性，它谈的是整体的人，是人的道德，造成一种从本质上可以打动人心的强烈情感效果。在这种“亲民”形象的传播体系中，寄托着公众的淡淡希望。[8]
“亲民”形象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公众的当下需求，因而具有了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汶川地震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前公众积聚起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被消解，甚至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也明显改观，国家领导人则拥有了一批“粉丝”。然而，这种个人魅力型权力也遮蔽了许多问题：当救灾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权威时，当整个中国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政治领导人身上时，这表明我们制度的不合理、公民社会的发育迟缓、民间组织的弱小和边缘化等等。正如韦伯所说：“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务不是一种稳固的职业，也没有按正常途径的升迁，全凭领袖个人意志的直接指定，其行政体制的特点是反复无常性。所以，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并不理性，只靠人的内心自律而没有外在的刚性的制度、理性的法律加以约束，是极其危险的。这导致民众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萎缩，使自己日益远离国家政治生活，对统治者产生强烈的依附。”[9]
三、政治“粉丝”的出场及其话语分析
伴随着“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的走红，“粉丝（Fans）”作为一个时代新词开始流行。通常“粉丝”只出现在文化活动领域，但随着“什锦八宝饭”（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粉丝”）的涌现，“粉丝”的含义开始往政治领域延伸，成为一股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力量。“‘什锦八宝饭’以80后的网民为主，他们以‘粉丝’的名义聚集在网络群落里来表达对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并用其特有的率直口吻亲昵地称呼国家领导人以直抒胸臆，表示爱戴。李宇春、于丹等人有庞大的‘粉丝’队伍不足为奇，但国家领导人也拥有大批的‘粉丝’，这就是一件稀罕事了。为此，民众各抒己见，态度不一。一方举双手赞同，认为这是我国领导人与人民之间水乳交融的动人场景。另一方则表示反对，认为这一行为颇为幼稚和别扭，民众对国家领导人应有必要的尊重，而‘粉丝’们却经常出语轻狂，让人不安。”[10]这些粉丝们“活跃在以天涯为代表的各大论坛。‘涛哥’会见什么客人了，‘宝宝’又去了哪里，他们发表什么讲话了，‘涛哥’今天穿得很有型，‘宝宝’是不是爱吃西红柿炒鸡蛋，都是‘什锦八宝饭’们在网上第一时间热议的话题。在天涯论坛中，有一个为胡锦涛和温家宝开的超长帖子，图文并茂，从2009年5月21日发帖至今，已有惊人的点击率和回复量，目前跟帖仍在持续更新。帖子里有很多图片，甚至有‘什锦八宝饭’找到了几十年前风华正茂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合影，更有两人在出席活动或者参加会议时潇洒的动作照片。”[11]
政治“粉丝”的出场，是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一道景观。有的媒体甚至表示：“政治粉丝的大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既是政治文明拥有某种可辨认的迹象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对与公民的存在尊严有关的自由、民主的热切呼唤。在当今中国，它是一个通过执政高层与民意的互动，把政治文明推向更高程度的逻辑起点。”[12]
在汶川地震事件中，政治“粉丝”现象开始愈演愈烈。网络是政治“粉丝”活动的基地。百度的“温爷爷”贴吧建立于2008年5月14日，正是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至笔者撰写此文时共有主题189个，贴子1,037篇。百度贴吧里还有一个关于温家宝的“老爷子”吧，最早发帖时间是2008年5月23日，至今共有主题906个，贴子7,137篇。在这些贴吧里聚集着一批温家宝的“粉丝”。除了贴吧之外，“粉丝”们还建立了QQ群等。网络在媒介丛林里的异军突起，使政治“粉丝”对政治偶像的感情表达有了非常便捷的传播渠道。
只要有政治偶像的崇拜，就会有政治“粉丝”。政治“粉丝”们对“亲民”神话的需要，是因为政治偶像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现代人迫切需要的既是实在性，又是凝聚性和融合的经验。人的生活与活动迫使他陷入分散和封闭的境地：能够与世界和他人交流的渠道很难畅通。而神话的首要功能就是凝聚和集合。……当宗教的灵性失去其价值而政治目的论也实在虚弱无力时，人们就容易听命于变动不居的现实。于是，我们就需要自己的现代神话”。[13]偶像诞生的背后是“粉丝”的推动力。公众对现代神话的需求，促使了政治偶像的诞生。与历史上的领袖崇拜不同，当前的偶像崇拜中神化领袖的迹象已逐渐消失，政治偶像开始往“人性”复归。这种从“神性”到“人性”的变迁，使得政治“粉丝”能够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温爷爷”、“老爷子”的称呼，固然消弭了偶像的“神秘面孔”，但“亲民”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被媒体涂抹的“神秘”。
在汶川地震中，面对这场巨大的国难，政治“粉丝”们渴望政治偶像能带领他们，他们也主动地围绕在偶像周围。在“温爷爷”百度贴吧里，政治“粉丝”这样表达他们的爱戴：“温爷爷万岁”；“温爷爷你是人民心中的神”；“爷爷您辛苦了”；“温爷爷我支持您”；“看到你，我哭了，爱你，温总理”。类似的帖子几乎占据了该贴吧的所有空间。其中一个题为“温总理，人民的好总理”的帖子写道：哪里人们生命财产遇到重大威胁，温总理就出现在哪里。抗洪抢险有您的声音，扫雪清障有您的身影……。这次汶川震灾，您正在基层考察，得知消息，立即赶到灾区；您亲临现场指挥：“走也要走到灾区！”、“不惜代价先救人”；您与受难群众零距离接触：“只要有一份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不要哭，食品马上就到”、“我向遗体三鞠躬，……您与人民心连心，您真是人民的好总理，我们热爱您！”[14]在“老爷子”贴吧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贴子，而且这样的贴子一般能引来较多的跟贴。
杜骏飞研究选秀运动中的“粉丝”社群时指出：粉丝群体在拥戴偶像的活动中、以及日常交流中确实具有一定的组织关系，但实际上这种组织关系还是很微弱的。粉丝群体的团队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象征，其组织行为是为了追求文化和兴趣认同，但它本身不具备社会团体所有的基本属性。以“超女现象”为例，超女的旗帜下所林立的那些“玉米”、“凉粉”、“盒饭”群体，只能说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准社群”，考虑到其中的整合力量主要来自媒体，因此这种群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可称之为某种中国特色的“媒介社群”——经由媒介渲染和整合的兴趣团体，它的交流意义主要体现在媒介化的互动和个人的兴趣互动，而不是社会运动。[15]从百度贴吧的情况看，政治“粉丝“社群似乎远不如文化“粉丝”社群成熟。政治“粉丝”群体在拥戴政治偶像的活动中，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互动。所以，这一政治“粉丝”社群甚至连“准社群”的雏形都不具备，他们仅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对政治偶像的崇敬。这种认可也不像文化“粉丝”社群那样是为了追求文化和兴趣认同，政治“粉丝”们仅仅是因为一种对领导人的感情而维系在一起。他们除了共同使用一个贴吧外，并没有政治性、社会性甚至文化性的连接（尽管可以从他们的话语中分析出政治性、社会性甚至文化性）。政治粉丝们在政治偶像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愿望，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这种政治表达提供了技术基础，但制度本身并未给这种政治愿望提供足够的表达空间。
对政治偶像的崇拜之情的表达，仅仅是个人情感归属的表述，与政治理念的表达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如果分析百度贴吧、网易新闻评论等政治“粉丝”的言论空间，就会发现，政治“粉丝”之间的言论多是“自说自话”，很少交流、沟通或协商。在这些政治“粉丝”的言论中，还可以发现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是政治“粉丝”们表示崇敬和认可的根本原因，如果温家宝不是总理而仅仅是个普通的老人，他根本不会得到如此的关注；另一方面，政治“粉丝”们又试图抹去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尽力把这些政治偶像拉回到普通人的身份角色，称之为“爷爷”、“老爷子”。这种矛盾说明了政治“粉丝”们对政治偶像崇拜和认可的模糊性。而笔者却认为，这种拔高了的评价对政治“粉丝”们来说其实并不适当。
除了对政治偶像的崇敬话语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消费偶像的话语。这种话语类似于对偶像的善意的玩笑和调侃。比如，有人在“温爷爷”吧里发文章，表达对温家宝的祝愿，跟帖中有人以温家宝的语气回复[16]；还有人发帖，“要嫁就嫁wen jia bao”。诸如此类的善意玩笑还有很多，在QQ上还有流传很广的温家宝被PS过的照片。这种调侃和玩笑看起来似乎具有解构领导人的意义，但在那些对政治偶像的调侃和玩笑背后是对领导人魅力的认可，所以其深层的含义依然是对领导人的崇拜。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不能够依赖于这种调侃和虚幻的“解构”。
四、“亲民”形象加政治“粉丝”并非公民文化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上发表。该文认为，中国目前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这样的状况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从而导致坏人当道。作者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试图以此来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胡适认为，由这些好人所组成的“好人政府”，通过形成社会的重心，逐渐地改造社会，最后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这样一来，我们不必开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国就可强大起来。胡适等人的“好人政府”主张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自古以来，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文化都主张把希望寄托于“贤君”、“英主”、“清官”身上。孔子、孟子的儒家政治思想主要就是呼唤一个“爱民如子”的统治者。这样的政治伦理对于入世的士大夫来说非常有魅力。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都渴望能走上仕途。降及20世纪，这样的政治理念便流变成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的“好人政府”理念。自由主义者胡适仅仅学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外表，其精神谱系依然可以溯源到传统的儒家士大夫那儿。
其实，胡适对政治“好人”的期望，也是民众的希望，民众始终渴求“清官”来为他们做主。现今国家领导人所塑造的“亲民”形象，其实仍然是“好人政府”理念的再现；而公众对“亲民”形象的认可，便是传统的“清官”渴望的投射。国家领导人所着力打造的“亲民”形象，因为符合了公众的心理需求才能取得成功，并由此而拥有了一批政治“粉丝”。
中国的政治“粉丝”对政治偶像的崇拜，主要是源于对领导人在媒体所呈现的“亲民”形象的认同。通过对“粉丝”话语的分析，我们也看到，“粉丝”的这种崇拜不仅呈现出对领导人身份认可的模糊性，同时也表现为一种类似于亲情似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现代呼应。这并不是一种公民文化，而是几千年来君民观念的余绪。其次，政治“粉丝”出场的“背景音乐”——“亲民”、“爱民如子”等――虽然很诱人，但它不属于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理念，而是“父母官、为民作主”之类的“牧民”思维。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是公民权利和宪政法治，而不应建立在领袖与民众之间的“亲情”般情感或下对上的精神依赖之上。中国的现代化究竟迈出了多远，从当前政治偶像的塑造到政治“粉丝”的表现，即可管中窥豹。
【注释】
[1] 赵维，《隐私，这道甜点》，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2006年，165页。
[2] 毛道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定制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2008年7月1日），引自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commerce/ 080701/ 0959298.html）。
[3] 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75页，2008年。
[4] 高超群，“有一种权威主义者”，《南风窗》，2006年5月下。
[5] 百度百科“奇理斯玛”（ http://baike.baidu.com/view/63615.htm ）。
[6] 佚名，“企业中的个人魅力、传统与法理”（2004年8月13日， http://info.ceo.hc360.com/2004/08/1308075994.shtml 。2008年10月13日浏览。）
[7] 有一则新闻这样报道（选摘）：温爷爷蹲在大石头上，对我们大声地说：“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我就高兴地想：“好！我肯定能被救出来，终于可以出去了！”这时，救援的叔叔们也加快了速度。10多分钟后，我上面的砖块、石块终于被挪开了，大雨把我“奥特曼”T恤淋得湿透，穿着救援衣服的叔叔伸出手慢慢地把我抱起来。“我真的被救出来了！”但右脚的鞋子被卡住了，我灵机一动，扭着从鞋子中将脚脱了出来。“聪明！”救援队的叔叔还表扬了我，随后，又把我的左脚从废墟的尘埃里拔出。等候在一旁的爸爸激动地上前，跟着救援队伍一起，把我送到了早已等候在外面的救护车上。（见邹维荣的“听了温爷爷的话，我们真的被救了”（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xwpdxw/2008-06/11/content_1311438.htm ））。
[8] 参阅伊芙特.皮洛的《世俗神话》。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95页。
[9] 胡杰华，“谈民众的清官意识”（2008年8月7日，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37& ;id=174842）。
[10] 蔡骐，“‘粉丝’的力量”，《学习月刊》，2008年19期。
[11] 佚名，“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粉丝’们”，《共产党员》，2008年17期。
[12] “政治粉丝‘出场’，高层与民意互动空间扩大”，《新快报》，2008年9月8日。
[13] 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话》。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95—96页。
[14] 百度“温爷爷”贴吧（ http://tieba.baidu.com/f?kz=377693155 ）。
[15] 杜骏飞，“论选秀与粉丝社群”，《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8月15日。
[16] 原贴：“谢谢温爷爷，真的很感谢你，我会努力学习的！”跟帖：“好的，你努力学习吧，以后当党的接班人。”还有人在“老爷子”贴吧里祝温家宝儿童节快乐！原帖为：“宝宝，儿童节快乐。”其中一个跟帖是：“宝宝实在是太可爱了，他的笑容、他的种种表情，清澈的眼神让我深深地感动。也许，你真的只是可爱的宝宝。”见百度“老爷子”吧（ http://tieba.baidu.com/f?kz=394766437 ）。
政治“粉丝”并非新现象，但网络为这些政治“粉丝”提供了新的平台，因此，政治“粉丝”便展现为当代的一道网络世界景观。在汶川地震这场国难中，政治“粉丝”现象愈演愈烈。“亲民”形象的塑造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政治“粉丝”的偶像崇拜之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本文分析重点所在。
一、中国历史上与当代的政治偶像塑造
中国的历史传统对领袖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有两条路径。其一是神化统治者，典型表现便是关于“真龙天子”的神话。“真龙天子”之类的政治神话建构稳定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它将封建统治者塑造为高高在上、神圣的、威严的形象，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设置一道屏障，隔开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普通民众对统治者产生一种敬畏、膜拜的心理。政治领袖这层神秘的面纱具有很好的政治功效：“专制时代的‘天颜’带有隐秘性。如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诫太子说，不要使臣民轻意观瞻，因为‘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戴高乐在他的《剑刃》一书中也强调：“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没有权威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可能产生尊敬。因此，无论是远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他们跃跃欲试。”[1]
另一条塑造领袖形象的路径便是“亲民”形象的塑造，这是儒家政治伦理规范所奠定的政治理想。儒家伦理要求统治者“爱民如子”，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亲民思想表现为“父爱主义”，这里的“民”当然是“子民”，而不可能是公民。由此来看，“亲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在这种政治文化里，民众往往渴望出现“爱民如子”的政治偶像。
这两条路径在中共的领袖形象塑造中都得到体现。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它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本土化改造。共产党的领袖塑造无法强调“神授”，而是奠基于意识形态正确性和个人魅力。同时，中共塑造的政治偶像表现出一种“无产阶级”情怀，更贴近底层大众，因此也更具有号召力。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塑造可被视为当年中共领导人个人形象塑造的典型代表。在毛泽东个人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深入群众”、“艰苦朴素”等元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元素符合当时老百姓的心理，从而对底层人民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同时，有关“太阳”的神话原型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太阳象征着拯救的力量，象征着新的生命和新的轮回；太阳能使人们看清天地万物，但太阳自身是无法逼视的，我们无法看清太阳本身。通过这一神话原型，毛泽东在当时的国人中树立起“救世主”般的神的形象。当然，毛泽东的形象塑造不仅采用传统的封建统治者的方式，而且与世俗的“共产主义”的历史浪漫想象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历史浪漫想象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世外桃源”的意境表现出来。因此，在毛泽东的个人形象中，既可以看到威严的、神圣的、令人敬畏的形象，又能够看到亲近的、爱民的形象。正是这两种形象的糅合，在战争和建国后的年代，让领袖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
二、“亲民”：世俗化趋势下领导人的新“个人魅力”
“文革”后期，执政党需要反思此前极左路线的危害并重新建构自身的合法性，知识精英希冀借助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民众则向往着摆脱此前的贫困生活，多方诉求共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代表着中国开始迈上现代化进程。根据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进程其实就是世俗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过去所信奉的神圣的信念会被流行的趋势铲除、消解和遗忘。马克斯·韦伯将这一过程的后果称为“祛魅”，意即“人类社会在近几个世纪中高举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旗帜，通过建立现代科学和实现工业化来涤荡一切非理性因素，在这同时也剥离了事物的丰富的属性，譬如剥离了人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等。在这一过程中由伽俐略始创，继而被笛卡尔所完善的分析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将事物由复杂还原到简单，将整体分割成局部，来了解事物的真相。”[2]中国的以经济改革开路的世俗化，也经历过类似的轨迹。萧功秦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发展是一个“脱魅化”过程，它“通过对极左的理想主义的全民族的反思，重新回到世俗化的经验主义，回到人类的常识理性。”[3]
在这样的世俗化进程中，传统的通过神化统治者来稳固统治秩序的方式，自然地被世俗化进程所消解。国人不再对被神化过的统治者顶礼膜拜，但他们习惯性地仍然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政治领袖身上。“在我们的改革年代里，对于权威的呼唤虽然并不强烈，但却从没有断绝过。由于改革的艰难，人们非常自然地希望能有一个自觉于自己的政治使命、凌驾于政治机构之上的权威，以其巨大的声望、以非常规的手段排除这些阻力。”[4]随着中国进入了现代大众传媒时代，公众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和评判主要来自媒体的传播，而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形象也主要通过媒体向公众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公众与领导人之间传统的那种厚厚的屏障逐渐被打开。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里，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形象的塑造变得尤为重要，在建构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今天的执政党领袖不再享有毛泽东那样的个人崇拜，但官方媒体塑造的领袖形象仍然展示出“个人魅力型”权力的意涵。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权力即“奇里斯玛”型权力[5]，这一种权力的存在，“是由追随者的承认决定的，追随者深为领袖所致力的使命而感动，领袖在他们的心目中显现出一种超越性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他们愿意服从与奉献。‘奇里斯玛’式人物具有把人们吸引在周围成为他的信徒的能力，他通过追随者或亲信的支持来统治，而非通过既有的行政僚属、组织架构来运作。其统治核心亦可能包括该领袖身旁的家族成员，而这些成员与他维持亲密、富于情感的共同体关系。这些人被委以重任，并非因为其专业技能，而是因为他们的忠诚。”因此，“‘奇里斯玛’是一种不确定的权力形式。其合法性根据在于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与信徒的忠诚，伴随着一种盲目性和非理性，是一种人治的形态。”[6]
在当前领导人个人魅力塑造的过程中，媒体成了关键性的力量。“形象”的本质是一种符号，而符号的建构则依赖于大众传媒的运作。在现代传媒时代，媒体“无孔不入”的特性，将往昔的领袖人物的“威严形象”和神秘感击得粉碎。但在媒体的力量消解传统领袖人物的“威严”形象的同时，它也为领袖人物塑造新的形象提供了另一平台，一种新的形象被建构出来，一种新的但与传统权威具同质性的魅力型权力被生产出来了。这种个人魅力型权力便是“亲民”的形象魅力，它呼应了公众的心理期待，又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中。
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亲赴现场，通过媒体展示了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与感召力。有的媒体甚至把领导人的到场表现成拯救灾民的神奇力量。[7]在“胡哥”（公众对胡锦涛的亲切称呼）、“温爷爷”的称号背后，是公众对国家领导人“亲民”形象的认同。公众以“亲人”称呼的形式，表达了对领导人这种形象的不加掩饰的褒奖。恰恰是在“胡哥”、“温爷爷”这种亲人式称呼的背后，可以清晰地发现公众根深蒂固的传统式“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心态，这样的文化心态在传统社会里表达为“子民”、“臣民”。这种以“亲人”的方式对领导人产生的想象，遥遥指向一个“天下一家”的传统乌托邦和家长权威制社会。显然，以亲人的称谓来称呼国家领导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这种对领导人的亲切称谓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在青年一代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现代理念的启蒙并未动摇植入他们思维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心理；另一方面，面对转型期间日益难解的现实困惑，他们表达出一种寻求偶像式精神寄托的渴望。于是，当温家宝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时，他立刻拥有了一批政治“粉丝”。这些政治“粉丝”毫不吝啬地抛洒自己的崇敬之情。
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讲，这种亲民形象属于巴特所说的“传播体系”。这一传播体系通过图片和话语符号的重组，构筑着公众关于领导人的想象。它的第一层次就是关于领导人的图片、话语等等符号系统，“亲民”的形象则建立在这些符号系统之上。它掏空了“亲民”形象的一切历史因素，而将其建构为一种自然的合法的意识形态。如果套用伊芙特·皮洛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媒体上所塑造的“亲民形象”：它是一个体系，包括理想和价值，也包括调节我们的行为与社会交往的习俗；它借助强迫力量和仿效意志，发展和维护社团的集体意识，提供行为模式；它通过表现个人身上最具个性的特点达到普泛性，它谈的是整体的人，是人的道德，造成一种从本质上可以打动人心的强烈情感效果。在这种“亲民”形象的传播体系中，寄托着公众的淡淡希望。[8]
“亲民”形象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公众的当下需求，因而具有了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汶川地震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前公众积聚起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被消解，甚至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也明显改观，国家领导人则拥有了一批“粉丝”。然而，这种个人魅力型权力也遮蔽了许多问题：当救灾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权威时，当整个中国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政治领导人身上时，这表明我们制度的不合理、公民社会的发育迟缓、民间组织的弱小和边缘化等等。正如韦伯所说：“个人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行政职务不是一种稳固的职业，也没有按正常途径的升迁，全凭领袖个人意志的直接指定，其行政体制的特点是反复无常性。所以，所谓的‘人格魅力’、‘权力道德’并不理性，只靠人的内心自律而没有外在的刚性的制度、理性的法律加以约束，是极其危险的。这导致民众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萎缩，使自己日益远离国家政治生活，对统治者产生强烈的依附。”[9]
三、政治“粉丝”的出场及其话语分析
伴随着“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的走红，“粉丝（Fans）”作为一个时代新词开始流行。通常“粉丝”只出现在文化活动领域，但随着“什锦八宝饭”（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粉丝”）的涌现，“粉丝”的含义开始往政治领域延伸，成为一股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力量。“‘什锦八宝饭’以80后的网民为主，他们以‘粉丝’的名义聚集在网络群落里来表达对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并用其特有的率直口吻亲昵地称呼国家领导人以直抒胸臆，表示爱戴。李宇春、于丹等人有庞大的‘粉丝’队伍不足为奇，但国家领导人也拥有大批的‘粉丝’，这就是一件稀罕事了。为此，民众各抒己见，态度不一。一方举双手赞同，认为这是我国领导人与人民之间水乳交融的动人场景。另一方则表示反对，认为这一行为颇为幼稚和别扭，民众对国家领导人应有必要的尊重，而‘粉丝’们却经常出语轻狂，让人不安。”[10]这些粉丝们“活跃在以天涯为代表的各大论坛。‘涛哥’会见什么客人了，‘宝宝’又去了哪里，他们发表什么讲话了，‘涛哥’今天穿得很有型，‘宝宝’是不是爱吃西红柿炒鸡蛋，都是‘什锦八宝饭’们在网上第一时间热议的话题。在天涯论坛中，有一个为胡锦涛和温家宝开的超长帖子，图文并茂，从2009年5月21日发帖至今，已有惊人的点击率和回复量，目前跟帖仍在持续更新。帖子里有很多图片，甚至有‘什锦八宝饭’找到了几十年前风华正茂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合影，更有两人在出席活动或者参加会议时潇洒的动作照片。”[11]
政治“粉丝”的出场，是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一道景观。有的媒体甚至表示：“政治粉丝的大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既是政治文明拥有某种可辨认的迹象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对与公民的存在尊严有关的自由、民主的热切呼唤。在当今中国，它是一个通过执政高层与民意的互动，把政治文明推向更高程度的逻辑起点。”[12]
在汶川地震事件中，政治“粉丝”现象开始愈演愈烈。网络是政治“粉丝”活动的基地。百度的“温爷爷”贴吧建立于2008年5月14日，正是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至笔者撰写此文时共有主题189个，贴子1,037篇。百度贴吧里还有一个关于温家宝的“老爷子”吧，最早发帖时间是2008年5月23日，至今共有主题906个，贴子7,137篇。在这些贴吧里聚集着一批温家宝的“粉丝”。除了贴吧之外，“粉丝”们还建立了QQ群等。网络在媒介丛林里的异军突起，使政治“粉丝”对政治偶像的感情表达有了非常便捷的传播渠道。
只要有政治偶像的崇拜，就会有政治“粉丝”。政治“粉丝”们对“亲民”神话的需要，是因为政治偶像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现代人迫切需要的既是实在性，又是凝聚性和融合的经验。人的生活与活动迫使他陷入分散和封闭的境地：能够与世界和他人交流的渠道很难畅通。而神话的首要功能就是凝聚和集合。……当宗教的灵性失去其价值而政治目的论也实在虚弱无力时，人们就容易听命于变动不居的现实。于是，我们就需要自己的现代神话”。[13]偶像诞生的背后是“粉丝”的推动力。公众对现代神话的需求，促使了政治偶像的诞生。与历史上的领袖崇拜不同，当前的偶像崇拜中神化领袖的迹象已逐渐消失，政治偶像开始往“人性”复归。这种从“神性”到“人性”的变迁，使得政治“粉丝”能够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温爷爷”、“老爷子”的称呼，固然消弭了偶像的“神秘面孔”，但“亲民”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被媒体涂抹的“神秘”。
在汶川地震中，面对这场巨大的国难，政治“粉丝”们渴望政治偶像能带领他们，他们也主动地围绕在偶像周围。在“温爷爷”百度贴吧里，政治“粉丝”这样表达他们的爱戴：“温爷爷万岁”；“温爷爷你是人民心中的神”；“爷爷您辛苦了”；“温爷爷我支持您”；“看到你，我哭了，爱你，温总理”。类似的帖子几乎占据了该贴吧的所有空间。其中一个题为“温总理，人民的好总理”的帖子写道：哪里人们生命财产遇到重大威胁，温总理就出现在哪里。抗洪抢险有您的声音，扫雪清障有您的身影……。这次汶川震灾，您正在基层考察，得知消息，立即赶到灾区；您亲临现场指挥：“走也要走到灾区！”、“不惜代价先救人”；您与受难群众零距离接触：“只要有一份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不要哭，食品马上就到”、“我向遗体三鞠躬，……您与人民心连心，您真是人民的好总理，我们热爱您！”[14]在“老爷子”贴吧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贴子，而且这样的贴子一般能引来较多的跟贴。
杜骏飞研究选秀运动中的“粉丝”社群时指出：粉丝群体在拥戴偶像的活动中、以及日常交流中确实具有一定的组织关系，但实际上这种组织关系还是很微弱的。粉丝群体的团队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象征，其组织行为是为了追求文化和兴趣认同，但它本身不具备社会团体所有的基本属性。以“超女现象”为例，超女的旗帜下所林立的那些“玉米”、“凉粉”、“盒饭”群体，只能说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准社群”，考虑到其中的整合力量主要来自媒体，因此这种群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可称之为某种中国特色的“媒介社群”——经由媒介渲染和整合的兴趣团体，它的交流意义主要体现在媒介化的互动和个人的兴趣互动，而不是社会运动。[15]从百度贴吧的情况看，政治“粉丝“社群似乎远不如文化“粉丝”社群成熟。政治“粉丝”群体在拥戴政治偶像的活动中，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互动。所以，这一政治“粉丝”社群甚至连“准社群”的雏形都不具备，他们仅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对政治偶像的崇敬。这种认可也不像文化“粉丝”社群那样是为了追求文化和兴趣认同，政治“粉丝”们仅仅是因为一种对领导人的感情而维系在一起。他们除了共同使用一个贴吧外，并没有政治性、社会性甚至文化性的连接（尽管可以从他们的话语中分析出政治性、社会性甚至文化性）。政治粉丝们在政治偶像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愿望，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这种政治表达提供了技术基础，但制度本身并未给这种政治愿望提供足够的表达空间。
对政治偶像的崇拜之情的表达，仅仅是个人情感归属的表述，与政治理念的表达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如果分析百度贴吧、网易新闻评论等政治“粉丝”的言论空间，就会发现，政治“粉丝”之间的言论多是“自说自话”，很少交流、沟通或协商。在这些政治“粉丝”的言论中，还可以发现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是政治“粉丝”们表示崇敬和认可的根本原因，如果温家宝不是总理而仅仅是个普通的老人，他根本不会得到如此的关注；另一方面，政治“粉丝”们又试图抹去政治偶像的政治身份，尽力把这些政治偶像拉回到普通人的身份角色，称之为“爷爷”、“老爷子”。这种矛盾说明了政治“粉丝”们对政治偶像崇拜和认可的模糊性。而笔者却认为，这种拔高了的评价对政治“粉丝”们来说其实并不适当。
除了对政治偶像的崇敬话语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消费偶像的话语。这种话语类似于对偶像的善意的玩笑和调侃。比如，有人在“温爷爷”吧里发文章，表达对温家宝的祝愿，跟帖中有人以温家宝的语气回复[16]；还有人发帖，“要嫁就嫁wen jia bao”。诸如此类的善意玩笑还有很多，在QQ上还有流传很广的温家宝被PS过的照片。这种调侃和玩笑看起来似乎具有解构领导人的意义，但在那些对政治偶像的调侃和玩笑背后是对领导人魅力的认可，所以其深层的含义依然是对领导人的崇拜。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不能够依赖于这种调侃和虚幻的“解构”。
四、“亲民”形象加政治“粉丝”并非公民文化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上发表。该文认为，中国目前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这样的状况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从而导致坏人当道。作者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试图以此来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胡适认为，由这些好人所组成的“好人政府”，通过形成社会的重心，逐渐地改造社会，最后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这样一来，我们不必开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国就可强大起来。胡适等人的“好人政府”主张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自古以来，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文化都主张把希望寄托于“贤君”、“英主”、“清官”身上。孔子、孟子的儒家政治思想主要就是呼唤一个“爱民如子”的统治者。这样的政治伦理对于入世的士大夫来说非常有魅力。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都渴望能走上仕途。降及20世纪，这样的政治理念便流变成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的“好人政府”理念。自由主义者胡适仅仅学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外表，其精神谱系依然可以溯源到传统的儒家士大夫那儿。
其实，胡适对政治“好人”的期望，也是民众的希望，民众始终渴求“清官”来为他们做主。现今国家领导人所塑造的“亲民”形象，其实仍然是“好人政府”理念的再现；而公众对“亲民”形象的认可，便是传统的“清官”渴望的投射。国家领导人所着力打造的“亲民”形象，因为符合了公众的心理需求才能取得成功，并由此而拥有了一批政治“粉丝”。
中国的政治“粉丝”对政治偶像的崇拜，主要是源于对领导人在媒体所呈现的“亲民”形象的认同。通过对“粉丝”话语的分析，我们也看到，“粉丝”的这种崇拜不仅呈现出对领导人身份认可的模糊性，同时也表现为一种类似于亲情似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现代呼应。这并不是一种公民文化，而是几千年来君民观念的余绪。其次，政治“粉丝”出场的“背景音乐”——“亲民”、“爱民如子”等――虽然很诱人，但它不属于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理念，而是“父母官、为民作主”之类的“牧民”思维。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是公民权利和宪政法治，而不应建立在领袖与民众之间的“亲情”般情感或下对上的精神依赖之上。中国的现代化究竟迈出了多远，从当前政治偶像的塑造到政治“粉丝”的表现，即可管中窥豹。
【注释】
[1] 赵维，《隐私，这道甜点》，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2006年，165页。
[2] 毛道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定制在中国的历史性命运”（2008年7月1日），引自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commerce/ 080701/ 0959298.html）。
[3] 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75页，2008年。
[4] 高超群，“有一种权威主义者”，《南风窗》，2006年5月下。
[5] 百度百科“奇理斯玛”（ http://baike.baidu.com/view/63615.htm ）。
[6] 佚名，“企业中的个人魅力、传统与法理”（2004年8月13日， http://info.ceo.hc360.com/2004/08/1308075994.shtml 。2008年10月13日浏览。）
[7] 有一则新闻这样报道（选摘）：温爷爷蹲在大石头上，对我们大声地说：“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我就高兴地想：“好！我肯定能被救出来，终于可以出去了！”这时，救援的叔叔们也加快了速度。10多分钟后，我上面的砖块、石块终于被挪开了，大雨把我“奥特曼”T恤淋得湿透，穿着救援衣服的叔叔伸出手慢慢地把我抱起来。“我真的被救出来了！”但右脚的鞋子被卡住了，我灵机一动，扭着从鞋子中将脚脱了出来。“聪明！”救援队的叔叔还表扬了我，随后，又把我的左脚从废墟的尘埃里拔出。等候在一旁的爸爸激动地上前，跟着救援队伍一起，把我送到了早已等候在外面的救护车上。（见邹维荣的“听了温爷爷的话，我们真的被救了”（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xwpdxw/2008-06/11/content_1311438.htm ））。
[8] 参阅伊芙特.皮洛的《世俗神话》。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95页。
[9] 胡杰华，“谈民众的清官意识”（2008年8月7日，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37& ;id=174842）。
[10] 蔡骐，“‘粉丝’的力量”，《学习月刊》，2008年19期。
[11] 佚名，“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粉丝’们”，《共产党员》，2008年17期。
[12] “政治粉丝‘出场’，高层与民意互动空间扩大”，《新快报》，2008年9月8日。
[13] 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话》。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95—96页。
[14] 百度“温爷爷”贴吧（ http://tieba.baidu.com/f?kz=377693155 ）。
[15] 杜骏飞，“论选秀与粉丝社群”，《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8月15日。
[16] 原贴：“谢谢温爷爷，真的很感谢你，我会努力学习的！”跟帖：“好的，你努力学习吧，以后当党的接班人。”还有人在“老爷子”贴吧里祝温家宝儿童节快乐！原帖为：“宝宝，儿童节快乐。”其中一个跟帖是：“宝宝实在是太可爱了，他的笑容、他的种种表情，清澈的眼神让我深深地感动。也许，你真的只是可爱的宝宝。”见百度“老爷子”吧（ http://tieba.baidu.com/f?kz=3947664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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