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能等待恩赐
民主不能等待恩赐
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终成定局。按照当局的宣示，现代民主政治并非中国制度变革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的分化，一些学者开始用“中国模式”为现存制度寻觅正当性解说，而社会责任感尚存的知识分子则努力探讨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政治和社会进步。当下的局势证明，中国离民主政治日行日远。因此，对以往曾被热炒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通过市场化将走向民主化的命题证伪，成为不可回避的学术任务。本期刊载的文章在解构一些虚假命题的同时，共同点是思考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难点到底在哪里？
何清涟在“对外开放30年：中国外资神话的幻灭”一文中，通过解剖在华外资与中国政府（及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当年国内外建构的一个神话－－“外资进入中国将促进经济发展，进而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之虚幻性。作者指出：不是外资改良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它们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并充当中国政府游说本国政界的代理人，从而使得西方国家在人权与经济利益之间摇摆不定；不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实行了“和平演变”，而是中国成功地学会利用以经济利益影响各国对外政策这一谋略，减轻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专制政体的压力。作者还特别指出“中国因素”对西方学界P.R.China研究者的非正面影响。
陈尧在“改革与‘政治内部人’控制”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在“政治内部人”控制下进行的，在救世主观念和精英意识的支配下，改革精英垄断了决策过程，而社会各群体却不能正常参与，位于“内部人”地位的政治决策者决定着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及其结果。在经济优先、稳定优先的口号下，“政治内部人”成功地利用制度转型寻找自我利益的实现机会，这种排斥民众参与的改革不可能导出民主政治。
彭新武在“回归五四，超越五四”一文中，指出自“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首次认清中西国民性二者是“奴隶”与“国民”之别以来，历经90年，中国并未完成人的解放及重塑国民性。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沉沦，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日渐萎缩，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告别精神侏儒化和政治犬儒主义，再次召唤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胡泳在“公私领域与中国社会”一文中，分析了百多年来公共空间在中国的存亡兴废及各时期的特征。他指出，当下后极权主义引导人们把大众文化中的消费自由和权利当作政治生活中的公民自由和权利，然而，娱乐公众真能转换为政治公众和民主公众吗？既然政治领域的公共空间无法形成，那么社会表面的多样化不过是一种错觉，中国需要的是形成一个能通过社会舆论对政治权力进行公共监督和批评的公共领域。王鹏飞在“中国人距离民主究竟有多远”一文里，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的本质，指出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其文化精神乃是同源。他认为，历经百年向西方学习，中国在民主政治上总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其关键在于将民主误解为“术”，视其为“器”而非“道”。而民主的实现，有赖于国民自觉涵育公民自主意识。岳旦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偶象与政治‘粉丝’景观”一文中，以温家宝的“亲民”形象为例，剖析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打造领袖的亲民形象，生产出一个新的但与传统权威同质的魅力型权威。作者指出，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是神化领袖的社会基础，这种政治“粉丝”乃是“家国同构”、“牧民”观念这类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物。
袁刚在“民主集中制和国家官僚制”一文中，梳理了源自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之理论特征，指出苏共、国民党与中共在夺取政权时期都曾遵照列宁这一理论组党。这样的组党模式使党拥有特殊的战斗力，但同时也在革命和“人民”的名义下，让执政党官员成为国家官僚集团和特权阶层，进而培植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作者认为，民主集中制的一元化领导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封闭落后的制度，要改革就必须突破苏式民主集中制，抛弃国家官僚制，由威权走向民主。
民主并非免费午餐。它的实现，必须依靠国人的自省与觉醒。觉醒的第一步乃是人的发现，即民众不再等待或依赖“贤君”、“英主”、“清官”的恩赐，转而为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努力奋斗。这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中国最大的世纪课题，也是改革30年还未解决的社会难题。
（本刊编辑部）
何清涟在“对外开放30年：中国外资神话的幻灭”一文中，通过解剖在华外资与中国政府（及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当年国内外建构的一个神话－－“外资进入中国将促进经济发展，进而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之虚幻性。作者指出：不是外资改良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它们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并充当中国政府游说本国政界的代理人，从而使得西方国家在人权与经济利益之间摇摆不定；不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实行了“和平演变”，而是中国成功地学会利用以经济利益影响各国对外政策这一谋略，减轻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专制政体的压力。作者还特别指出“中国因素”对西方学界P.R.China研究者的非正面影响。
陈尧在“改革与‘政治内部人’控制”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在“政治内部人”控制下进行的，在救世主观念和精英意识的支配下，改革精英垄断了决策过程，而社会各群体却不能正常参与，位于“内部人”地位的政治决策者决定着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及其结果。在经济优先、稳定优先的口号下，“政治内部人”成功地利用制度转型寻找自我利益的实现机会，这种排斥民众参与的改革不可能导出民主政治。
彭新武在“回归五四，超越五四”一文中，指出自“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首次认清中西国民性二者是“奴隶”与“国民”之别以来，历经90年，中国并未完成人的解放及重塑国民性。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沉沦，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日渐萎缩，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告别精神侏儒化和政治犬儒主义，再次召唤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胡泳在“公私领域与中国社会”一文中，分析了百多年来公共空间在中国的存亡兴废及各时期的特征。他指出，当下后极权主义引导人们把大众文化中的消费自由和权利当作政治生活中的公民自由和权利，然而，娱乐公众真能转换为政治公众和民主公众吗？既然政治领域的公共空间无法形成，那么社会表面的多样化不过是一种错觉，中国需要的是形成一个能通过社会舆论对政治权力进行公共监督和批评的公共领域。王鹏飞在“中国人距离民主究竟有多远”一文里，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的本质，指出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其文化精神乃是同源。他认为，历经百年向西方学习，中国在民主政治上总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其关键在于将民主误解为“术”，视其为“器”而非“道”。而民主的实现，有赖于国民自觉涵育公民自主意识。岳旦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偶象与政治‘粉丝’景观”一文中，以温家宝的“亲民”形象为例，剖析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打造领袖的亲民形象，生产出一个新的但与传统权威同质的魅力型权威。作者指出，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是神化领袖的社会基础，这种政治“粉丝”乃是“家国同构”、“牧民”观念这类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物。
袁刚在“民主集中制和国家官僚制”一文中，梳理了源自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之理论特征，指出苏共、国民党与中共在夺取政权时期都曾遵照列宁这一理论组党。这样的组党模式使党拥有特殊的战斗力，但同时也在革命和“人民”的名义下，让执政党官员成为国家官僚集团和特权阶层，进而培植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作者认为，民主集中制的一元化领导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封闭落后的制度，要改革就必须突破苏式民主集中制，抛弃国家官僚制，由威权走向民主。
民主并非免费午餐。它的实现，必须依靠国人的自省与觉醒。觉醒的第一步乃是人的发现，即民众不再等待或依赖“贤君”、“英主”、“清官”的恩赐，转而为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努力奋斗。这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中国最大的世纪课题，也是改革30年还未解决的社会难题。
（本刊编辑部）
| Next > |
|---|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