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象杂说
[ 2009年第7期 文化现象杂说·吴 江 ]
之一
湖南《湘声报》新年刊登了一篇题为《负伤的知识人》的文章(作者陈远)，一开头便说刚过去的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并开列了一张在去年撒手西去的文化老人的名单如下：
蔡尚思104岁，王养冲101岁，骆耕漠、谈家桢100岁，瞿同祖、周尧98岁，陈赐祺、陈振汉、任美锷96岁，王永兴95岁，王叔岷94岁，贾植芳、唐敖庆93岁，王名扬92岁，滕维藻91岁，张芝联、蒋学模90岁，孔德成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88岁，袁可嘉、金提87岁，萧父84岁……士林凋落，触目惊心。
这么些文化老人的逝世是不是“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的证据呢?我看未必，单从逝世者的年龄来看便可以明白了。这里开列的二十六位逝世文化老人的年龄有四位在100岁以上，有十三位在九十岁以上，最小的也是84岁了。可以说都是“天寿”了，虽然这些人一无例外地都负过伤，我说“一无例外”，因为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反右派”，又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对这类文化人布下了天罗地网，逃无可逃，不过负伤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人数也并不完全，粗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张名单里是做学问、弄弄笔杆子的人居多，而且大都在社会上有点声望的。假如把各类文化老人(例如科学家、教育家、医学家、艺术家等等)统统包括在内，则2008年逝世的决不止这个区区之数。中国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已称“老龄社会”，2008年只有这个数的文化老人逝世，不能说2008年就是“文化灾年”，中国文化之灾决不表现在这里。相反，这应当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且逝世者都是如此高龄，足见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医疗条件和过去相比已大有改善。想想在上世纪，像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没有活到60岁，胡适也没有活到70岁，可谓短命而亡，从生理上说，他们的命远不及现在的文化人。
我与文化界人士交往不多，在上面那张名单中，我只认识二位，一是蔡尚思，一是王元化。王元化同志我们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相识，他到北京找几位朋友谈话，约二、三次，我也在内。他晚年整理自己的文稿并着重进行反思，赠我几本书。他大概是到了晚年才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多方面贡献的学者的。我当面跟他说过：他是现在已很少见的认真做学问的一个人，而我已不可能做到这点了，过去没有根基，如今来日无多。我要比他年长几岁，所以2004年我游上海和杭州时，在上海曾特到他的寓所，对他说：我此行是特来向你告别的，我们彼此都已不便走动，以后恐怕难有见面的机会了。他有点愕然。但万没有想到，他竟比我先离开了这个人世。
蔡尚思同志则是先辈，也恐是我国已少有的真正“国学家”之一。他把图书馆当学校，读书超百家，可谓无所不窥，但为文却十分简约，这正是他的渊博精到之处。他以反封建著称，1992年我写《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一书，向他请教。不久，他来北京时专程到我家当面赐教，那时他大概已是快九十的人了，但看上去身体硬朗。后来他又赠我《自传》一书，我回他一首“打油诗”，记述他的生平，其中有“李贽之后第一人”句，我想这不算是夸大其词。蔡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晚年已很少露面。大概在他百岁的时候，我曾以文向公众介绍这位老资格的“国学家”，文章连同那首打油诗一并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听说有人向他当面宣读了。
蔡老离世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无人通知我，但不久我听到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他死时的吊唁规格问题。按，蔡尚思不仅是我国的名教授，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而按中国的教育体制，包括大学在内的多数学校都被套在官本位的行政级别上，复旦大学虽是名校之一，但无独立性，它被套上官制行政级别，仅属于所谓“局级”，而副校长的身份就只是“副局级”，所以蔡的吊唁规格最初是定在“副局长”一级(我不知道“副局长”一级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最后却出其不意，学校竟然收到了两位来自北京的据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唁电，因此学校赶忙提高了吊唁的规格(我也不知道提高了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但我必须声明此事仅属传闻，事情究竟如何至今仍不得而知。如果事情果真属实，则中国文化人(包括名教授、名学者等)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之二
《负伤的知识人》一文还说到了他对于这批逝世老人的看法，直击现时的一种时弊，也可说是说出一种期望，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注意。兹将其中的两段话抄录如下：
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会被众多媒体冠以“大家”“大师”之名，这固然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老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个时代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对老人的尊重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律给他们冠以“大家”“大师”之名，私意以为，对这些老人称之为“文化老人”或许更准确一些。
比如贾植芳。贾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17岁曾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21岁出狱后，流亡日本。先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三进三出。1955年又因胡风事件，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社会里罹难，被关押12年之久。待平反之时，贾先生已经65岁了。之后虽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但是用于学术研究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贾先生名则名矣，要说是“大家”，则只能看作后辈人觉得时代亏负了贾先生，而对先生的一种善意的褒扬了。否则，一个让人费神想上半天也说不出其扛鼎之作的“大家”，岂不是文化的笑话?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可取的，我们这个时代确让人感到有人“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随之就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一些人，大抵是爱文化但未功深的朋友，热衷于捧某些较有名气的文人，称其谓“大家”、“大师”、“泰斗”乃至“泰山”、“昆仑”(意指其学问之大可比“泰山”，其身份之高可比“昆仑”，即“登峰造极”者)等等，使人觉得这不仅是“溢美”，而且是近乎“炒作”了，以致弄到有的被“炒作”者公开出来登报声明要“辞去”这类称号。另一种现象是，有人在评价“五四”以来的文化名家时，有意无意地把一些人拔高，把一些人贬低甚至丑化，总之是“今不如昔”。其中出现的一种怪现象是，居然把大汉奸周作人也捧出来作为旷世文人大赞而特赞。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理应不断有“大家”、“大师”级人物出现，但可惜据说至今还很少见到。于是有人叹息，有人竟“患上了严重的‘大师’缺乏症”，其症状部分已如上述。何谓“大家”、“大师”?何谓“扛鼎”之作?我想这总和代表时代精神，追求先进社会理想，推进时代的步伐，创新人类文明等等有关。以欧洲来说，稍为关心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古希腊文明到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大量杰出人物，可谓群星灿烂。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几位代表人物如但丁、乔托、米开朗基罗、薄迦丘、彼特拉克(他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伽利略等，竟都出现在佛罗伦萨一地，这个地方成为西欧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我国古代且不说，“五四”运动前后，也出现了不少有光芒的“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钱穆、鲁迅、胡适等均在其内。但进入新中国后，这种现象好像就停滞了，虽然文化界的新角色不少，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原来颇有成就的一批老作家如茅盾、巴金、曹禺等，他们的创作思想也好像一下子被堵塞了。为什么会这样，自然引人深思，这里总有原因在。根据一般评论和个人私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君临天下，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而政治的核心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家的思想被框住、被堵塞，没有自由独立思想可言，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和创新精神呢?《雷雨》的作者、可称得是中国戏剧名家的曹禺，在他的晚年有诗说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样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这样存有戒心!
所谓“戴着盔甲说话”者，即“文艺为政治服务”之谓也。
还有著名电影演员和编剧者赵丹，他1933年至1949年拍片三十二部，名满中华，而1950年至1965年只拍了八部，从1965年至1982年正是赵丹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段，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了一片空白。赵丹临死时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领导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此语在《人民日报》公布，读者为之唏嘘!
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向来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即以官为本，“学而优则仕”是一条千古不变的古训。大概进入民国以后，由于“西风”的影响，留洋者渐多，并通过刚兴起的高等教育，学者、作家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相当多的独立性，当然为数极少。但到了我们的新社会，反倒有些倒退了。独立的并且凭着自己的学者、作家地位能够挣到较高薪酬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乃至近乎绝迹了。大家都统统进入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组织和“协会”等，并且按照一定等级享受生活待遇，而大家都一律由官方供养。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都用各种办法往仕途上挤，在官场上打拼。有的文化人一生做了一任官，就把它作为一生的最亮点，尽量加以渲染。还有相当一批年轻的学者则热衷于走所谓“秀才”、“秘书”这条路，为领导人“立言”或“代言”(为此他们甚至创造出一种似乎能朗朗上口的新骈体文来)，由此谋得官职，然后傲视“群学”。此即所谓“优则仕”，“仕则通”，无往而不通达矣。试问，在这种情形下，任你如何千呼万唤：“大家”呀，“大师”呀，“泰山”呀，“昆仑”呀等等，怎么可能出现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即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学术人才来呢?
之三
要造就真正的学术人才，有所贡献的文化人，依靠的端赖于教育。教育兴，而且走的是正道，则文化兴，高才出。否则就难有希望。这是世界的通则。
中国的教育状况究竟如何呢?凑巧，最近我收到一份《同舟共进》刊物(2009年2月号)，里面有一组题为《为教育“把脉”》的文章，并有一篇引人注目的编者《题记》，《题记》说：“我们的教育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专家尤其是老一代教育家的意见是相当尖锐甚至不留情面。中国教育走到今天，是到了该进食苦口良药和听取逆耳忠言的时候了。”下面我就将这些“逆耳忠言”作一些摘录，以飨读者，顺便从其中提取一些教训：
30年教育改革，我们恰恰只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或枝叶的改革，如教师聘任制、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后勤社会化、公开招聘院长、助学贷款、独立学院等。虽然其中某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有些并不是真正有益的，甚至是误导。如大学合并和独立学院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人甚至用“乱象丛生”来形容，其原因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教育本源的改革。(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去探望钱学森先生，钱老对教育部提出了掷地有声的建言。他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钱老的建言发表后，教育界都没有任何反映。(引文同上)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教育部已不能领导这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因为改革就要从教育部改起，重新定位教育部的机构设置、编制和职能。(引文同上)
中国崛起还缺少什么?人才。中国现在面临高端人才缺乏的危机。根据上海交大发布的2007年世界500强大学排行榜，排名前10位的有8所在美国、两所在英国，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排第181位，北京大学排第257位。中国为何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150名，这很值得深思。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前两年说过一句很尖锐的话，“中国在国际上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不超过5个人”。中国缺少一批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大学校长，现在大部分大学校长只是教育官，不是教育家。想要改革的校长不是没有，但就像过去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样“全身被捆绑”，受到体制的约束，想做事也很难。(温之凯，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
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办学条件差距仍然较大。我刚到过河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民权县进行基础教育监测，那里农村的中小学几乎没有实验条件，甚至没有活动场所。现在实施农村远程教育工程，国家拨付了一些计算机和卫星接收设备，大都闲置了。为什么?两个原因：一是经费不足，付不起电费、维修费；二是没有老师会教。可见我们的管理、经费、人才在农村是相当缺乏的……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2008年国家审计署审计50多个县，有超过80％即40多个县挪用国家教育经费。(胡平平，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
至于合并(按：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大学院校的大合并)，教育界普遍认为，它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有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谁能在合并中拔得头筹，占据先机，谁就有机会快速建设一流大学。于是，各地政府纷纷把合并当成头等大事，而高校也在行政的推动下，找合并对象。全国高校来了个大洗牌，很多看不懂的、拉郎配的合并也高调登场。合并后的高校洋洋自得于自己的学科更齐全、规模更宏伟，可高校的办学质量却在过去10年节节后退。”(熊炳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教育到底生了什 么“病”，才使得这个本来是那么高尚、圣洁、“民爱之”的事业，居然沦落到“民畏之恨之”进而“唾骂之”。现在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政”与“教”互通有无、互为倚重、各得其所。本该当教育家的大学的头头脑脑们，水平够得上蔡元培、罗家伦、马叙伦、叶圣陶等教育家的鲜有其人，听说他们要当政治家，看重的是“副部级”、“正厅级”之类的行政待遇。“政”与“教”错了位，“政”与“教”一锅煮，迂腐的孟老夫子真可以休矣!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可记的功绩很多，但教育问题一大堆，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化、官僚化没有被触动。从这个角度说，30年来教育界没有真正的改革，而所谓改革是一些表面的操作、管理层面的瞎折腾，有些已经承认失败，有些还没有承认失败。(董建，南京大学原副校长)
清末诗人龚自珍有言，灭绝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我想补充说，还要灭它的教育——不灭教育何以灭其历史?从文化传承上说，灭史是断其根，灭教则断其后。只有最短视的民族才不惧怕教育的毁灭。当然，完全毁掉教育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觉得，最可怕的还不是已经干过的那些使教育变质的蠢事，而是主管部门支持那些蠢事的某种“思维定式”，还会借着权、钱两翼，幽灵般游荡在今天教育的上空。我们的教育被糟蹋得太惨了，而教育危机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引文同上)
抄录得不少了，就此打住。这里我们听到一种急迫的呼声：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教育部已无力进行这场变革，相反，中国的教育变革应当从教育部变革开始，真正端正政府和教育的关系。必须确认教育的相对独立地位。政府有义务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直接经营教育。
教育者，文化之本也，“大家”、“大师”之源也。
之四
近年来，兴起了“国学热”，随之又兴起了“读经”、“读佛学”之议，而且还颇有一些声势。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想和我们过去片面宣传“厚今薄古”乃至所谓“破四旧”(这是一种极端荒谬的现象)等有关。中国的一个优势本来是历史悠久，特别是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不断，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可以断裂，文化决不能断裂。中国有久远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坚固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现在提出重视国学，继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存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我也曾几次为文谈这个问题。
有人不赞成“国学”之称谓，我看称“国学”也无妨。现在人们所说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而言，包括甲骨文，先秦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魏晋玄学，古今文学，孔孟程朱陆王，中国佛学，清初五子之学，维新之学，乃至孙中山的学说等。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创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他的学说不属于古代，但有人愿意把他的学说也包括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我想也未尝不可。
中国的“国学”过去在世界上的影响有限。在西方学术界，老子的影响比较大些。从十六世纪起，老子的《道德经》就风靡西欧。欧洲哲学重镇德国的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名家都重视老子。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思想家，老子名列前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传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道德经》。这一点恐怕出乎国内提倡国学者们的意料。这倒应了中国古代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孔子名头虽大，却没有这种运气。可是现在情况变了，有不少外国办起了“孔子学院”，这些以孔子命名的学院，主要是用于学习汉字，但也希望初步接触一点中国的文化。据说，截至2008年12月，全球已开办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分布在78个国家和地区。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件好事，孔子终于也带着汉字和《论语》讲义(于丹作)“出关”去了，大有超越老子之势，真不愧为“圣之时者也”。
但我想说的是国内。在国内，已有一些大学办起了“国学院”或“国学研究所”。深圳似乎办得最早，上世纪末我过深圳时曾想前去访问，因别的事错过了机会。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被聘为一个大学办的“国学院”院长(不久他因年老精力不济辞去了院长职务)。据他告诉我，这个“国学院”是该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主动发起倡办的，招收的(经过严格考试)也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共300余人。5年学制。所设课程，经史子集都有。着重读原著。有的还请专家讲授，如《史记》、《楚辞》、《战国策》等。此外，还接触敦煌学、汉画学、西夏文、古藏文，甚至古西域诸国的文字(据说有一位年仅五十多岁的先生，竟懂得古藏文及古西域二十多国的文字，人才难得啊!当然，不能追求多数。)。外文也是必修课。还听说，学习者都很勤奋。
我没有亲见亲历，不能就简单的介绍妄加评语。但我仅根据求学者必具有高学历，即已经具备必要的现代知识再窥“国学”这一点就相信可以造就出一批人才来，他们能够掌握国学的基本东西，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又不致食古不化，脱离前进中的新时代，他们能净化“国学”，真正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光耀世界。这样的国学院，全国不必多，宁少毋滥(因条件毕竟有所限制)，如果东西南北中各办一个，则二十年后必见成效。国人有厚望焉!
大概是因为国学受重视的影响，相应地出现了一种现象和一种主张。一种现象就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百家讲坛”，专家学者登场，有新说“三国”“水浒”者，有新说“玄奘取经”者，有讲解断代史者，甚至有讲解《论语》者，林林总总，开自来“说书”的新局面。这足以增加公众的文史知识。所讲虽不免有争议，总不失为是一项善举。可惜的是，这项“新说书”也出现了某些为出版者所主导的炒作现象，因此引起社会的某种看法。炒作虽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新说书”毕竟应看作是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
所谓“一种主张”，就是趁国学受重视之机，有论者提出“小学应以诵会《四书》为主”、“初中初涉《六经》”之议。这虽只是个别论者的主张，但已显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种倾向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我们的“国学热”应当走向何方?我以为应当加以讨论。至于为继承传统文化着想，在中小学适当涉猎一些古诗词、古文及某些古历史章节等，使国人从青少年起就有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和兴趣，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不仅中小学生，甚至连一些大学生也不能像样地手书中文，亦无起码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情。
面向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忘却传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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