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玉章的“哭吾妻游丙莲”有感——解读一位老革命家的亲情和操守
[ 2009年第7期 读吴玉章的“哭吾妻游丙莲”有感——解读一位老革命家的亲情和操守·朱维民 ]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人民大学去慰问正在大炼钢铁的人大师生。演出的剧目是傅全香和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表示对艺术家的尊重，那天晚上学校有关人员特地请来了老校长吴玉章同志观看演出，
在演到祝英台哭坟的那一场戏时，在台上侧幕边看戏的人大工作人员开始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坐在第一排中央的一直笑容可掬的吴老，他的神情开始发生变化，他微微低下了头，眼中闪出泪光，进而泣不成声。于是赶紧通知校长办公室的干部，请他们把吴老送回住所，说：“真不该请吴老来看这样的苦戏，看把老人家哭得多伤心!到底年纪大了呀。”
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吴玉章同志一篇从未发表过的短文。这是吴玉章同志1946年10月在延安接到他生平唯一的妻子游丙莲女士在老家四川病故的消息后，百感交集，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的悼文，赖以宽舒重压在心中对亡妻长期以来缺少照顾的不得已和歉疚感。文章朴实无华，短短千数字，却写出了一个那一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
关于游丙莲的生平，今人知之甚少，只知她是由父母之命嫁到吴家的，一位四川缠小脚的农村妇女，似乎没有读过什么书，而吴玉章却是一位那时在中国被视为国之栋梁的，不仅身穿洋装，而且相貌出众的留洋学生。任何人看来，那都是一段并不匹配的姻缘。而且他们统共只有六年共同生活的时间。那么，是什么维系着这段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婚姻直到双方生命的终了呢?难道仅仅是约束于一纸婚书的承诺吗?既然有着那么大的文化差距，婚姻生活又是离多聚少，这对夫妇还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夫妻感情吗?这篇悼文给了我们解答：
文章第一段里写道：“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压迫，专制主义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家中小儿女啼饥号寒，专赖你苦撑苦挣。虽然无米无盐，还要煮水烹茶，使炊烟不断，以免玷辱家门。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满以为革命成功，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
看来，除了革命事业，吴玉章也是一个梦想着过太平生活的平常人，有着一般家长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他之所以视游丙莲为他婚姻的最后归宿，除了出于对她对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支持而发自内心的感激，作为丈夫，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对于游丙莲人格的欣赏。那是一种传统中国妇女特有的美德，虽然她并不能确切知道丈夫在外面世界为什么要干革命和革命的全部意义，但是她相信他，因为她找不到不信自己丈夫的理由。于是她独自一个人毫无怨尤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和在国统区作为革命党家属所必须面对的种种麻烦。这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够做到的，而她却是历尽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是值得爱的。女人的美有两种：一种是外貌的美，这种美是有条件的。它会凋谢，会憔悴。另一种则是内在的美，这是源于她行为中所表达出来的真挚和善良。这种综合出来的美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愈臻圆满。吴玉章选择的是后者。这种感情是绵长的，坚韧的，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后来为什么吴老一直没有续弦的理由。
吴老对游丙莲深沉的怀念之情，还表现在对于她养育了一对令自己为之骄傲的儿女的感激。女儿长大后，继承了母亲善良的秉性，不幸的是她也继承了母亲多舛的命运。她中年丧夫(丈夫被反动派杀害)，带了六个儿女受尽了人间苦楚，还要帮助老母操持家务，侍奉左右。现在相依为命的母亲又离她而去，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吴玉章尽管痛惜她们的处境，却又无能为力，这时能不为她放声一哭吗?其实他的这一哭，不仅哭的是游丙莲，也为女儿的不幸而哭，为全中国有着同样命运的妻子而哭。
游丙莲在艰苦的环境下把他们唯一的儿子吴震寰培养成一个有报国志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这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悼文里写道：
我哭丙莲，我哭你为我养育了一个好儿子，学会了水电工程。他十七岁离开你，二十年在外使你时刻忧心，他秉承了我们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服务的精神。他有磨而不磷，捏而不缁的操守，不贪污腐化而为社会的罪人。十八岁赴法国留学，毕业后就在法国水电工厂服务八年，苏联国家计划局服务四年都得到了好评。他为祖国神圣抗日战争归来，因日寇封锁，机器不能输进，就谋自力更生。他自己设计，以本国的器材建成了长寿的水电工程。国营事业的获利，常常使这工厂占第一名……
然而，就在全国解放前夕，命运又以它新的残酷打击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是这个在他心底一直引以为傲的儿子，吴震寰也在河南去世了。
民间有一种说法：“人生最为悲痛的事，莫过于少年丧亲，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而对于吴玉章来说，所有这些伤痛，仅仅是在他两位兄长为革命牺牲后(一位死于辛亥革命，另一位牺牲于大革命)悲剧的延长罢了。也许发生在吴玉章一个人身上的家庭悲剧，在那个时代，正是那些执着的革命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吧。
这篇悼文，给我们说出了一个革命家庭生离死别的故事，也使我们终于得以解释为什么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戏时，老人会如此的悲痛欲绝。也为我们解释了经历了这样的人间悲剧，吴玉章还能一如既往，坚守一个革命者担负的时代使命的理由。
文章写道：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为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蒂，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蒂的压迫更甚。国权丧失，外货充斥，工商倒闭，民不聊生。而内战烽火遍地，满目疮痍，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丙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全国解放后，一直担任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吴玉章不恋栈于官场，婉言谢绝了请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建议，低调地选择了人民大学校长的位置，把个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华北大学，居然有声有色地办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学校为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当时极为需要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同时，为了提高当时大量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的文化素质，他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后来那些有名的像纺织部长郝建秀，作家高玉宝等，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作为教育家，一个曾经出国留学，看到过发达国家民众知识水平的人，他太知道教育救国的道理了。而这，正是作为革命家，吴玉章此时唯一的选择。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新中国历史建造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国家公务员，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吴玉章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和眼泪实践了悼文中对亡妻的承诺。
这是一个真实的，有关革命者的故事。像吴玉章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像他经历过那样的悲剧故事，今天也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需要作出像先辈们那样的牺牲。因为今天已经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因而也有人说今天是人欲横流的社会，那些理想主义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这种说法也许有他们的道理，但对于人民的公仆来说，有些理想和原则是永恒的，离开它，你就没有资格进入公务员的门槛，甚至不够资格当一个合格的公民。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留下了对照的典范，特别对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还没有“过时”，因为经常把它放在嘴上，有时还能为他们的形象加分)，却陶醉于已得的高官厚禄，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放纵子女亲友对公共财富巧取豪夺，却不允许社会舆论监督的人。对那些轻易爬上领导岗位后不思进取，专工拉帮结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对那些接受政府委派，在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发下天文数字年收入的某些言必称三个代表的企业高管来说(他们的年收入竟然达到一个普通农民年收入的两至三万倍!)，这个口号岂止是讽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羞辱了全国人民，也严重地挑战了立国的初衷，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看看全国各地频发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其起因无非是群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为投诉无门才铤而走险。目的是要引起更高当局的注意。难道这还不足以使那些游刃有余地弄潮于官场和商场之间的新贵们猛醒吗?
他会怎么想，如果吴玉章还活着的话。为了救国，他应该会为哪些人再办一所以如何做人为重点的速成中学呢?
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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