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风调查人民公社之祸
[ 2009年第7期 邹鲁风调查人民公社之祸·李震中 ]
一个真实的故事
1958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领导商定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目的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要求写出调查报告、论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两校抽调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学生共162人，组成三个调查组分赴河南信阳、鲁山、河北藁城等县，进行为期半年的调查研究。1959年5月调查结束，人员返京后集中在北京大学，继续做好后期工作：撰写调查报告、讨论研究重点问题、写出论文。7月调查组的工作顺利结束。
1959年8月，风云突变。北京市委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部署反右倾机会主义，一开始就抓住了调查组这个送上门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可以说这是北京市反右倾斗争中一桩最大的案件。于是，集中力量对调查组的一些成员(主要是对领导成员)开展批判、斗争。一开始，调查组总领导人邹鲁风(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已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自杀身亡。斗争愈加激烈了。小会斗争，采用对敌斗争方式、审讯式的斗争，甚至训斥谩骂，如“没有出息”、“没有良心”、“丧心病狂”，“花岗石脑袋”等等。大会批判，批判者都是宣读经过党委审定的稿子，其用语力求尖刻，不讲道理，给人扣上许多耸人听闻的大“帽子”，如“反对、否定、攻击、诋毁、诬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全面、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等。这些大会批判材料都已存入被批判者的档案。这种批判斗争一直持续到1960年上半年。
批判完了组织处理。调查组成员中受重点批判的42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9人；定为严重右倾的11人。其中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有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有降两级工资的，也有被开除党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据说。以上处理已经是宽大为怀了，贯彻了“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
这期间，人民大学党委决定，命全体调查组成员(不包括北大师生)，返回原调查地点，重新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说是“在哪里跌倒的在哪里爬起来，在哪犯的错误在哪改正”。信阳调查组于1959年底重返信阳，名为调查，实为劳动改造。然而最不幸的是，正好赶上“信阳事件”的灾难，很多农民被活活饿死。然而，此时人民大学调查组对于饿死人的事，甚至自己挨饿、吃树根、浮肿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写调查报告，依然要大讲人民公社优越性、公共食堂好。这种调查报告，居然受到了表扬，因为这是执行正确调查路线的成果。
1960年上半年，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总算告一段落了。1961年初，北京市委认为对人民公社调查组的批判搞错了，指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党委给调查组甄别平反。1961年上半年，学校党委为受批判、受处分的同志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是怎样的一个具体过程呢?
从《内部参考》说起
1959年8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了题为《北大、人大部分师生诋毁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摘要如下：
新华社北京24日讯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财经、哲学和法律等系的师生一百六十二人，在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期间，曾分别在河北省的藁城、河南省的鲁山、信阳等地的人民公社中进行了调查。他们在陆续写出的一百八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中，共提出四百八十五个问题。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质疑的方式，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1958年的大跃进，有的人甚至进行恶毒的攻击。
不顾事实的否定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
他们的第一个错误论点是，全国并不存在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
第二个错误论点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根本原则。
第三个错误论点是，组织农业大协作并不一定要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因而人民公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四个错误论点是，公社的建立是否与公社化前的反右倾保守有关?这是否是有的地区怕“右倾”才不顾条件建立公社的?
闭着眼睛胡说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
他们错误地认为公社体制改变(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后，同过去的高级社已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狂妄问：公社是否已名存实亡?究竟当时有没有建立公社的必要?“政社合一”的优越性还有多少?“政社合一”的结果是否会产生消极作用?他们还恶毒地说：目前群众生活水平比公社化以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有的地方连粮食半供给制也实行不了。有的地方吃饭就占去分配的70％以上，工资发不出。这怎能说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有了条件?因此，他们得出的谬论是，从发展上看，供给制未必是方向。
狂妄地认为不应当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他们狂妄地问：今春在农业战线上思想斗争的主要锋芒是什么?谭震林同志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文章说：“当前斗争的锋芒主要还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有些人竟然反对这个意见，认为主要的斗争锋芒应该反对浮夸、反对脱离实际、反对不尊重老农经验等。
他们诋毁1958年党指导下的伟大的运动。他们说，去年有两股风：一是共产风，一是大炼钢铁风。这二股风是在什么情况下刮起来的?它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是什么?是否代表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他们进而攻击党的正确领导，追问：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他们诬蔑党不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缺点，说：无论上边或者下边，说起来总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样，就忽视了对缺点的认真检查和严肃对待。
《内部参考》发表后，首先惊动了吴老(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他最早看到这篇文章。并亲自找胡锡奎(人大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询问。胡事先对发“内参”的事一无所知，看了《内部参考》后，和聂真、李培之两位副校长一起找三位调查组组长查问。三位组长看了《内部参考》后，估计文中所列的言论可能是从《问题汇编》中摘录的。如果是这样，认为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经过讨论都已经解决了。组长们做了解释，没等话说完，党委书记发火了，不容说明，责令检讨。此时，李培之副校长插话说：你让他们把话说完嘛!调查组长们为难了，不知如何检讨。
《内部参考》上发表的这篇稿件是谁提供的呢?他们提供这篇稿件的背景是什么?
上面提到《内部参考》的文章是根据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加工编纂的。
《问题汇编》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1959年5月，人民公社调查组返校后，根据工作安排集中做两件事：一、写好调查报告：二、研究讨论，写出论文。以此成果向国庆10周年献礼。研究讨论些什么问题，首先由大家提出，这样每个人提出认为应当研究讨论的问题。调查组把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归纳，当时叫梳辫子。然后油印了若干份，供研究讨论用。同时，把印好的《问题汇编》报送两校党委。北京大学的陆平、邹鲁风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锡奎、聂真手中都有《问题汇编》。报送校党委的同时，也报送了市委；市委有三个调查组的共三本《问题汇编》。这是1959年6月初的事。
《问题汇编》纯属是为调查组内部研究讨论编辑的。在此期间(1959年6月至8月上旬)，两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对《问题汇编》从未提出任何问题。
北京市委6月初拿到人民公社的调查材料以后，作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偏差的材料加以摘编，当时他们认为这个调查材料是积极、正面的。然而，庐山会议以后，他们对这个调查材料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这个调查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还作为批判靶子送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本来，在组织考察团下乡的时候，人民大学的胡锡奎、聂真和北京大学的陆平都认为大跃进太“左”了，应该适当纠正，组织考察团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事实向上级报告。现在全党反右倾，他们又联合起来，说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而邹鲁风却让考察团去挑毛病，写了那么多的“罪恶材料”。
1959年9月2日，北京市委为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刘仁作传达报告；他在讲到北京市情况时，点了调查组的名。刘仁说：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写了180万字的《调查报告》基本上是反对人民公社的。
临湖轩汇报会
1959年5月，人民公社调查组回京后，两校党委提出要听取调查组各组长的工作汇报。于是决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汇报会。听取汇报的有：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副校长、副书记邹鲁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科研处长张腾霄。原定市委领导同志杨述来听汇报，后因故未到，委派市委干部李开鼎参加会议。汇报会由陆平主持。第一次汇报是1959年6月19日，由信阳调查组组长薛政修(即李震中，人大经济计划系主任)汇报，第二次汇报是藁城组组长韩铭立(人大法律系副主任)，第三次汇报是鲁山组组长马振民(北大法律系主任)。汇报的内容本来都有会议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记录已无法查找了。好在听取汇报的都或多或少地做了笔记。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聂真笔记本上的记录。按原件照抄如下：
(信阳调查组汇报)
共55人(调查组全体人员)，(调查)时间5个月。搞粮食问题，把瞒产私分说成敌我矛盾，两条道路斗争。干部与群众斗，党员与党员斗。说是1957年(右派)向城里进攻，1958-1959年向农村(进攻)了。在农村掀起东风压倒西风的运动。(后来省委赵文甫在电话会议上指出粮食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才明确了)政治上损失很大。对党的影响很不好。
公社成立后，对高级社的一切都否定了。懂得了价值规律和理论的重要性。以后应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讲课必须联系实际。
虽然缺点是严重的，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是明确的。看问题能抓住主流、本质。
调查研究要和工作尤其是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调查和研究在过程中要结合起来。
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阶级路线。否则不能得到真实情况。鸡公山公社的4.8万斤的“卫星”，我们发现周围公社(应为生产队)账上都有“付‘卫星’股(谷)”一项支出。公社党委、支部书记都说是真的，都是老实同志。(苏联《消息报》要登)经过几次动员才都说(不)是真的。最后群众说你们来得真好，不然毛主席还不知道真情况。
当时知道真实情况，因为高压空气在未敢说，怕什么，怕撤职。事后才说。县委说你们的话说得太晚了。还有关系问题不好搞。
明港公社(有的)说真话的被插白旗，说假话的插了红旗。李寨家铁厂说了真话(先进的)插了白旗，书记含着眼泪接了白旗。
弄成谁(说)老实话，谁就是算账派。开现场会议，古店大队报了30万斤，是国库的粮食，当作自己的粮食。杨河公社逃出去200多人，一天只吃6两粮食，元宵节那天(70多个食堂)停伙，无法吃饭，公社党委也不敢报告，县委也不敢向上报真的，怕戴右倾帽子，六级干部会前，没有吃的(都给粮食)，一面吃饭，一面搞粮食。(六级干部会后，问题基本解决了。)
收获
1、信阳4个月生产好铁1200吨。跃进中革命干劲很大，带动工业发展很快，修了公路，办了很多工厂，粮食增产40％，总产值5.8亿元。公社成立后，三个月中每天吃三顿干饭，还加夜餐，群众对公社很满意。
2、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看到了规律，知道社会科学确实是科学。刮共产风时，群众说：一双筷子一个碗，叫往哪搬往哪搬，到处都在干，就是不出活。搬运工人收入大减，理发员也是不积极，吃饭占很多时间。过去，老头一天让他放一头牛他不愿意，嫌少。现在让他放，他不放，说我要进养老院了。一搞评工计分都觉悟起来了。证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异想就能天开等说法的错误。
证明老百姓不愿意说假话，基层干部不愿意说假话，真正愿意说假话而骗取荣誉的是绝少数。毛主席六条指示传达后，群众感动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应用此整一次风，分析一下虚假的原因，以免今后再犯。
不敢坚持真理，有思想方法问题，也有思想意识问题，怕自己吃亏，不敢坚持(真理)造成对党不利。
学校看文件太少，知道政策太少。很不及时。
鸡公山1957年砍树12000立方米，58年砍22000立方米，用的最多的是炼钢铁了。17部解放式水车也“抗旱”(指炼铁)了，采购站新水车也“抗早”了，有的农具(双轮双铧犁)也“抗旱”了。
1958年两件事，一、大炼钢铁，二，刮共产风，使58年大跃进损失很大。
研究：认为公社实行供给制对发展生产不利，但应如何实行供给制。
临湖轩汇报会是严肃的，但听汇报时，可以插话，或提出一些问题，或表示一些看法。例如，当说到“五风”问题时，有人问李开鼎，北京的情况如何?李介绍了北京发生的共产风情况，并说情况差不多。又如，当说到公社化遇到的问题时，陆平说了“马行夹道，难以回马”的名句。两校党委听了汇报，对调查组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满意的。市委代表李开鼎听了汇报，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表示过异议。
后来，在反右倾批判调查组负责人时，学校党委从临湖轩汇报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搜罗一些材料，大批特批。
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批判邹鲁风的时候，还捏造了一个罪名，说邹鲁风等下去调查之前，人大、北大党委有一个关于下去考察的决定：“调查人民公社的优势性。”邹鲁风下去以后“篡改党委决定”、“背着党委搞反党活动”，这个罪名就大了，这大概是逼得邹鲁风自杀的原因。1962年对这个案件甄别时，发现两校党委根本没有这个决定，是为了推卸责任凭空捏造的。捏造这个决定的是北大、人大、北京市委三家合谋的。
历史故事的启示
通过翻腾这些老账，可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科学与民主；二是学术与政治。
(一)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是一个老话题。从“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了。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民主就是畅所欲言，从调查组这个故事里看出，科学与民主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
前面提到的信阳事件，发生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了100多万人。死人原因有人说是天灾。天灾、粮食歉收，这是事实。可是饿死人是在粮食刚刚收获之后。而大量死人则是在春节前后。这是为什么?历史上闹饥荒是在春天青黄不接之际，哪有刚打下粮食就饿死人的道理。也有人说，由于高估产、高征购、征了过头粮。这也是事实。但是，征了过头粮，征购透底，也不会饿死人。因为一但发现食堂没有粮食开不了饭，就应该立即返销粮食给农民。怎么会眼看着把人饿死呢?这些理由似乎都不能成立，那么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被摧毁了。
实际上，1959年春季已经出现闹粮食问题。但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反“反瞒产”，弄得和农民基层干部的关系相当紧张。1959年3月9日，河南省委发出一个《特急电报》给各地、市、县委并印发到公社、大队。实事求是地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闹粮问题。
1959年8月，中央“庐山会议”以后，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浪潮。形势急转直下。大反右倾的后果，是干部、群众都不敢说真话了。明明征了过头粮，不仅口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征购了，谁都不敢说没有粮食。饿死人不能说饿死的，只能说得瘟疫死的。生产队不敢向公社说实情，公社不敢向县如实报告。谁若说了实话，必定遭到灭顶之灾。轻者挨批斗，重者遭拘留、逮捕、甚至被毒打致死。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可是这个地方的干部、群众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民主可言。
从信阳事件的实际过程来看，“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就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其实，不止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也封住了全国人民的口。从此中国大地静悄悄，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然而，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也就在这静悄悄中空着肚子离开了人间。鸡公山公社旗杆大队一位农民，饿倒了，已经奄奄一息还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吃干饭，我想吃干饭……”直到闭上眼睛，断了气。黄湾大队在食堂做饭的两位妇女。一位妇女的丈夫在大队当会计，没有被饿死。可是她的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孩子临死的时候叫着妈妈说：“我要吃饭。”妈妈没有办法，眼看着孩子慢慢地死去。调查组的同志问这位妇女：“你们大人没有饿死，怎么把孩子饿死了?”她说：“大人什么都吃，孩子不吃。”另一位妇女怕把孩子饿死，抱着孩子从李家寨上了火车。把孩子放在火车上，自己到下一站含着眼泪下了车。孩子被火车拉走了。要帮她把孩子找回来，可是她说，别找了，找回来也要饿死。调查组的同志无话可说了，默默地掉下了眼泪。饿死人的事不止信阳有，别处也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开始让人们说话，因而才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认识。不过花的代价太大了!
调查研究其本意就是如实反映客观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正常的民主制度。不然，调查研究的本意势必被扭曲。人民公社调查组前期说了真话、实话，遭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后期“戴罪”又去调查，亲历信阳事件，不能反映实情，说了假话，受到表扬。这个惨痛教训是不该忘记的。
(二)学术与政治
学术、政治这两个概念的涵义辞书中写得清清楚楚，两者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搅和不清，分辨不明。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更是难解难分，常常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 人民公社调查组既不是决策机构，也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一群书生对公社化运动进行调查，关起门来研究一些问题，不求别的，只求理解。即使研讨的一些问题、发表的一些见解非常幼稚甚至不合时宜，也无关紧要。况且经过实际调查提出了一些值得研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即使在当时也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就以《内部参考》所列的那些问题来说有许多是值得研讨的，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阐明。作为高等学校，师生们研讨一些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本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提倡和鼓励。事实上，人民公社调查组在1959年5月返京以后，学校党委还是这样做的。当时研讨问题，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出现乱扣帽子的现象，都是以理服人，树立了比较良好的学术风气。可是“反右倾”一来，学术风气一扫而光，骤然变成一场政治风波。正常的学术活动，一夜之间变成反对人民公社的政治事件。这样一来，不仅毁掉了调查研究的可贵成果，而且还打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高等院校中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典型事例。历史经验：在学术领域应当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新见解、新观点。这不仅有利于发展学术，而且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条件。
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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