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
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
赵本山出道已经二十多年，近十年来他由于与国家强力传媒的互相支持而影响不断飙升，到了二〇〇九年，他和他的徒儿小沈阳与毛毛（丫蛋）的演出，已经成了“春晚”核心。他的电视小品《不差钱》，还真有点琢磨头儿。
有些精英或自命精英，对于电视小品之类是不买账的。我的一位好友教授文艺评论家十来年前就撰文谈自己的感想，说是他看完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再看看咱们自己的喜剧小品，非常沮丧惭愧。许多人不无同感。我也曾经质疑过：是不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男儿的屏幕形象，基本上是靠赵本山、潘长江、范伟……所扮演的丑星角色来支撑；而女性代表人物，则是靠高秀敏与实际上活泼美丽的蔡明、宋丹丹所扮演的喜剧形象“树立起来”的？更尖锐一点说，我们受众是不是在被引向侏儒化呢？
有几位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干部议论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到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上将会留下什么来呢？
一位领导问道：“会不会是短信段子与小品？”
这种谈话的滋味难为人道。
但是赵本山的货色并非一概稀松平常。先是二〇〇一年他的小品《卖拐》令人回味。赵本山所演角色的忽悠、暗示、欺骗过程，让你认定自身有病再接受他的医疗器材的过程荒唐离奇却又令人信服、天衣无缝，看后颇觉得头皮发，脊背冒凉气。在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中，市长向台下观众喝道：“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同样的棒喝似乎也在赵本山这里震响。谁敢说你就绝对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买过这样的“拐”？谁敢肯定你就比范伟扮演的傻帽儿确实聪明？
数年后传出来赵本山为了维护“二人转”演员的尊严，不惜与谁也不敢得罪的传媒主持人在直播中争吵的讯息。
二〇〇八年我在沈阳观看了赵本山先生主导的“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演出。全部民营，演员中心，靠的是演员的才艺包括嘴皮子、嗓子和身体上的功夫绝活儿。门票几个月前已经一抢而空。头一场男角儿连续几个空翻就冲出来了，我还以为是体操运动员改行唱“二人转”了呢。有的演员则是先用英语唱通俗歌曲，再加小品，再加功夫，再加“模仿秀”。所有的“夫妻配”演员们，都是先上男女对口、素中带“荤”的准相声，最后才上正题“二人转”。他们的潜台词似乎是：唱歌说外文扭屁股翻跟头变魔术硬气功更不要说讲笑话脱口秀了，都是小菜一碟，都是他们的“帽儿戏”。真正的艺人之艺，还得看过硬的“二人转”。一个手绢就能够丢得你如醉如痴。不论是从灵魂工程角度、还是优秀作品鼓舞人角度、还是从文艺需要鲁迅式的大师或是现代社会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福柯角度，谁都难以认同赵本山——刘老根式的文艺。以精英、骨干、领导的观点，这些演出都属于低俗之属，不用举例。
但是“刘老根大舞台”受到人民的真正欢迎，迅速发展，现在东北华北，好几个城市都有类似的演出舞台与演出组合了。
赵本山不仅是文艺演出现象，而且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相当典型的现象。
到了二〇〇九年除夕晚上的扛鼎之作《不差钱》呢？潜台词就更丰富。赵本山饰演的老大爷，最后冷不丁宣布一个“秘密”：他的姥爷——老爷，也姓毕（毙？闭？），他也是靠毕老爷上来的。呜呼！
老农民带来的颇具才艺的孙女儿丫蛋，另一位在餐馆里打工的服务员小沈阳，他和她只有靠巴结投靠强大媒体的主持人毕（这个姓正好）老师才能进入主流或上流文艺生活、主流或上流社会层面。这是事实，这是人生。没有才艺不行，没有传媒的承认与提携也不行，这不但是两位小字辈的命运，也是赵本山的“秘密”，这当中的酸甜苦辣，外人能够知道多少？
赵本山——刘老根——“二人转”代表的是农民文化、民间文化、外省市场文化。“央视”则是党与人民的喉舌，是主流文化、殿堂文化、经典文化尤其是舆论导向的体现。这二者有时不无龃龉。因之才发生过赵本山为“二人转”演员说话被打断而抗争的事件。小沈阳则至今才刚上了头一回“春晚”：原因据说是小沈阳演出时动辄要穿裙子，头一年就因此被“毕”、毙、闭过个把次了。感谢改革开放，提供了苏格兰男人穿裙子的素材依据，还提供了“情调”与“调情”的换位妙语。这本身就是中国农民的移花接木的智慧。
同时，无可怀疑，赵本山——刘老根们是完全合作的，不是不合作的，他们真诚地接受主流导向，在他们表演的“春晚”节目中自然而然地表达着对于改革开放、小康发展、六十年与三十年伟大成就的拥戴与认同。同时他们也适当按照主流媒体的身份搂住了在大舞台上表演的野路子。他们流露着中国北方农村的重亲情、重情面、重家庭、重伦理、说实话、重真才实艺的纯真朴素与古道热肠。他们是良民，是好人哪！
不能小觑，赵本山在主流媒体上争到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夸大一点说，他悄悄地进行了一点点农民文化革命，使得我们的主流文艺更加宽敞自然开放亲民。赵本山并不放弃的作品中“土得掉渣”的农民心态与观点。例如《不差钱》中，通过对于苏格兰情调的戏仿——“苏格兰调情”，还有小沈阳的英文名字是“小～沈～阳～”的英语语流式发音戏仿，亵渎与解构了一些人对于“洋”的敬畏心理。最最痛恨“假鬼子”的当然是中国农民。赵本山——刘老根通过不止一个电视小品中对于钱呀、报销呀（是在对比昨天今天，充分认同了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以后）、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死了却没把钱花了抑或是虽然活着却没有了钱的讨论，以及对于种种农民式的自私加狡黠加忽悠的嘲笑，确实解构了人物拔高的教条公式。注意，赵本山只饰演小人物，正是经过改革开放发展，小人物才展现了新发展新忽悠的愿望与可能。通过卖拐者的阴损坏与买拐者的愚蠢，稀释了当年的高大全的教条。通过以笑为纲以角儿为主以娱乐为目的与大量语言游戏的设置，多少稀释了内容决定一切、主题先行、直奔主题的绝对化条条。在连京剧都直白地高唱政治口号的同时，赵本山的小品却大大方方地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里调侃忽悠、装傻充愣、油腔滑调，却又个个呈现出善良百姓拥戴现今领导与政策的表情姿态，货真价实，并无虚假。这不是也令人耳目一“新”吗？
赵本山——刘老根们并没有悲情洋溢或大言不惭，但是对于开阔主流媒体的文艺空间，他们时而嘻嘻哈哈、时而皱眉伤神地做出了不应低估的贡献。
赵本山们还通过与“毕老爷”的来往吐露了底层的“二人转”艺人攀登“主流文艺”与“上流社会”的辛苦：他们只能感谢上流主持的“八辈祖宗”，他们绝对地忠于毕老爷，听毕老爷的话。但是同时也让毕老爷们容受了他们的心态与言语——其实这也增加了毕姥爷老爷们的亲和力与说服力。他们应该叫做互补。他们通过“模仿秀”（这个词本来不通，因不通而变得有点意思）善意解构了各路大腕。小沈阳在天津的演出中声称一位新加坡的名歌星的特色是上气不接下气，一口气几乎不上来。小沈阳还宣称他的格言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是戏言，但也包含着从项羽到未庄阿Q前辈那边厢早已经萌发的“彼可取而代之” 以及“王侯将相（大腕）宁有种乎”的挑战意识。可惜的是“取而代之”而不是“超而越之”的思路太农民太草莽也太远古，这种取而代之意识已经停滞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很长很长。
尤其是“不差钱”的反复宣称，既表达了对于城市的宰人商业的抗议，也反映了不那么差钱以后的农民弟兄今非昔比，腰杆渐硬，进一步有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觉自为。老大爷带着孙女，背着土特产进入了“铁岭最贵的饭馆”，服务员小沈阳宣布这里不收土特产，老大爷骄傲地声明：“我们是来吃饭的，不像吗？”这是赵本山代表全中国八九亿农民发出的宣言和吼声，我们农民要吃“苏格兰调情”，我们农民要上“春晚”，我们农民要上北京，要说话要忽悠你们、要与你们会说英文的会唱歌的会发号施令的城里人比试比试，怎么样？不像吗？不像也要干！我们不差钱！这几乎应该说是正在全面小康的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快乐与和平的宣告。最后，他还是用一百三十块钱大体控制住了小沈阳。真正吃苏格兰大餐，钱没有带够，责任不在爷爷，而在丫蛋。但是使唤使唤城市的服务员，已经不在话下啦，您哪！
“春晚”电视小品本身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赵本山确实将电视小品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就像金庸将武侠小说、于丹将普及经典、张艺谋将大制作商业片与奥运会开幕巨秀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样。当然张艺谋还另有文艺影片的建树。
与赵本山式的农民文化的节节取胜相比，主流文化与所谓精英文化倒是值得深思自身的发展与改善的空间。会不会在红火热闹的赵本山——刘老根节目面前，精英们乃至一些领导们感到些许的尴尬与寂寞呢？或者只能反唇相讥找点碴子呢？我们对于文化的要求毕竟不限于节日的喜笑与热闹，不限于浅尝辙止的轻微讽刺与小小解构，不限于演员个人的才艺超群。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的目标，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明显进展。世界与中国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新的问题，诸如国际金融海啸、国际关系新格局、深化改革开放、边疆与民族事务的新课题、反腐与权力监督等等，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理论深层阐发与释疑解惑。新中国六十年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期待着这艰苦与伟大历程的全面总结与升华。同样，知识精英们从西方发达国家趸进了那么多知识观念，包括照搬不误的观念与用“西马”腔调批判西方直到怀念“文革”的腔调，却因中国与西方的多元制衡社会大异其趣，精英们便只能吞吞吐吐，磨磨唧唧，不能不令人觉得他们是没有找到感觉（如新自由主义）或找错了感觉（如新左派）。他们生活在情况全然不同的中国，却找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还不如赵本山。
同时我也担心，仅仅靠赵本山等可爱的文化土明星（还不必提那些远不如赵本山的胳肢人的伪劣小品了），恐怕不足以向历史交代。仅仅靠“央视”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春晚”（想想吧，还有哪一个国家能搞成这样的面面俱到、阵容空前、举国体制，把导向、通俗、娱乐结合得这样出色的“春晚”），也难以满足这么多人口的要求。包括文艺，除了笑料与个人才艺，人们期待着更多的承担、前瞻、思想、艺术、灵感、创意、想象力与热情，期待真正的精神火炬与精神营养，人们期待智慧与德性的光芒，照亮不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那就先照亮几页三十二开的纸张吧。人们期待对于世界与中国面貌的新的认知与感受。我们在称道赵本山的时候不能不心痛地想到，过于靠赵本山的文艺过年，与中国的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的可能性并不完全相称。其实除了这台“春晚”，许多媒体，许多文艺部门文艺团体，也都准备了颇有可圈可点处的文艺献礼。为什么十三亿人就不能把眼光往大里往别处再多看两眼呢？
需要更上一层楼。
《读书》二〇〇九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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