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译《法意》一百周年
[ 2009年第8期 严复译《法意》一百周年·王也扬 ]
一百年前，1909年，由严复翻译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第七分册(也是最后一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至此，该书第一个中文版本终于出齐，完整地呈现在了国人面前。《法意》是严译八大世界名著之一，也是仅次于《天演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严译作品，全书包括严复所加的167条按语，共五十多万言，从1904年起陆续分册出版，前后耗时五六年。
在《法意》卷首，严复特别写了一篇介绍作者孟德斯鸠生平事迹的“列传”。孟德斯鸠(1689—1755)出生于法国南部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在故乡波尔多大学专修法律，后来曾任职地方法院，但他的志趣却是著书立说。目睹路易十四晚年及路易十五时代法国政坛的腐败黑暗，孟氏以《波斯人信札》一书，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宣传民主启蒙思想，遂名声大振。继而他又旅行欧洲各国，考察社会政治制度，积27年的研究思考，写成《论法的精神》一书，再次引起轰动，一年内重版22次。面对教会等保守势力的攻击责难，孟德斯鸠毫不退缩，大思想家伏尔泰也站出来力挺，称赞该书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严复说，当年“拿破仑于兵间携书八种自随，而《法意》为之一。后其国更张法典，勒成专编，近世法家，仰为绝作，而《法意》则其星宿海也。”
《法意》是一部探讨法律的性质，进而研究国家政治制度的法学、政治学理论专著。孟德斯鸠唾弃“君权神授”说，认为体现人的理性的法律才是治国的根本。严复在按语中这样理解：“然法之立也，必以理为之原。先有是非，而后有法”，“国之与国，人之与人，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者也。”这可谓法制国家理念的早期表述。孟氏给公民的自由权利下定义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在《法意》书中，世界各国政治体制被归纳为三种，即共和、君宪和专制。共和是民主政治体制；君宪是君主根据既定的法律行使权力；专制则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自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治国。值得一提的是，孟德斯鸠还与中国人有交往，他对国家政体的研究，也把中国纳入了视野，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属于专制一类。这个观点的提出，在西方学者中是第一位。孟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就是所谓分权的思想，它最早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后来，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提出国家的立法权力与执行权力应该分立，前者要高于后者。在“光荣革命”中，这个主张得到实现，英王威廉三世接受《权利法案》，承认“国王不得干涉法律”；“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等条款。孟德斯鸠在充分肯定英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全面阐发了权力制约理论，他把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强调应该使这三种权力分属于各自独立的国家机关，以互为制衡，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正义和权力的不被滥用。“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制裁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严复说：“三权者，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也。中国自古至今，与欧洲二百年以往之治，此三者，大抵不分而合为一。至孟德斯鸠《法意》书出，始有分立之谈，为各国所谨守，以为稍混则压力大行，民无息肩之所。”的确，三权分立学说就这样成了孟德斯鸠和《法意》一书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在近代法学、政治学中，也被公认为基本原则。经过二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仍在研究、论证这一思想，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1834—1902)的名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可以说是对孟氏学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诠释。
严复的本行是舰船驾驶和海军教育，他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继而成为中国第一批派赴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与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为同学。回国后，严又长期任天津水师学堂教务长、校长。但时代的潮流，使他从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路径，转向研究、翻译、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学说，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法意》按语中，他对传统专制政体尖锐地批判道：“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他对民主政治制度衷心赞美：“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虽然，其制有至难用者。”民主制度何以难用呢?他认为当时中国民力、民德、民智三方面都落后，因此他不同意急进，而主渐进，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逐步使国家走上民主、法制之路。在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严复也和许多忧国之士一样，认为国家权利要领先于个人权利，在《法意》按语中，他说自由的意义包含“国群自由”和“小己自由”，后者应该服从前者：“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怯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爱国第一，其次才轮到个人的民主自由。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等人散布“中国国情特殊，只有君主立宪制度能够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在杨度的撺掇下，严复被拉进拥袁的“筹安会”，卷入政治野心家开历史倒车的丑剧——“洪宪帝制”事件，这不能不说是严复一生的污点。虽然事后严的学生为老师辩解说是受了蒙蔽，但思想上的教训无疑十分深刻，究竟什么认知差池致其失足?引人深思。当然，瑕不掩瑜，严复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在近代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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