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
[ 2009年第8期 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彭定安 ]
我是1935年11月入党的，与蒋南翔同志差不多时间，他可能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是周小舟同志介绍入党的。小舟同志是师大学生，1935年夏毕业，毕业后在两吉中学当教员。
首先谈一点我所知道的有关党的领导问题。
北平市委于1934年8月被破坏，市委成员被捕。这件事聂真同志可能知道。梁寒冰同志也可能知道。我因当时尚未入党，不清楚细节，是事后听彭涛同志说的。
北平市委被破坏后，当时北方局指定北平团市委暂时代替市委的领导工作。团市委是王学明同志负责，他当时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已去世。
团市委组织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没有正式的市委。临委委员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有王学明，还有彭涛同志。当时他姓庞，已去世，是辅仁的学生；他爱人是高慧如同志(现患鼻咽癌，化工部医药局局长)是师大女附中的，与彭涛同志同居，是跑交通的。
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是周小舟同志。我是从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而后加入党的。1934年底放寒假时，我和蒋南翔同志由周小舟同志介绍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当时北平有世界语学会，清华有分会，我是学世界语时与周小舟认识的。1935年11月，小舟同志又介绍我入党。
那时北平有公开的世界语学会；学会里面有两派势力，一派是和平主义者，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平主义派比我们学世界语学得好些，因为他们不搞别的活动，强调学习，出刊物；我们是想通过世界语学会搞革命活动。当时有两个口号：他们的口号是：“PerEsperanto porpeace”；我们的口号是：“Per Esperanto Por Soeialismo”。世界语学会开训练班，清华有人参加。清华世界语分会负责人是李选青，是中间偏左的群众。我在训练班与周小舟同志相认识。蒋南翔、陆璀同志也参加了训练班。我有一张学世界语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撕了。后来，小舟同志又发展我们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记得是在1934年底寒假参加的，蒋南翔、黄诚、吴承明都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
1935年8月，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这是临委成立后的一个公开组织，对外公开活动，并且是向国民党社会局立过案的，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1935年8月，在西山召开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者有：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和我等人。黄敬当时尚无党的组织关系，原名俞启威。过去是青岛大学学生，1932年在青岛被捕，后由其叔俞大维(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于1933年从济南反省院保释出来到北平的，考上北大数学系。郭明秋是女一中的(原名郭桂英)，团市委组织部长。当时正值黄河大水灾，由于国民党宪兵三团在北平，难于公开活动。因此，我们就决定由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它进行公开活动。
关于北平各校学生会，取得学生会领导权的有清华、燕京和东北大学。
在清华，我们是利用暑期同学会取得领导权的。放暑假期间，不少同学回家了。别人要走，我们不走，搞统一战线活动，就取得了领导权。当时推了一位中间群众，叫刘毓珩的当学生会主席(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改名陈其五)，我是以清华暑期同学会的代表名义参加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为什么放在女一中?以它为中心?当时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还没有嫁给谭平山，后来与谭平山结婚(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已去世)，她在教职员中比较左一点。她在女一中后院给了我们一个大房间活动，所以赈济会就设在这里。水灾赈济会推选了一个不问政治的女一中学生吴闺箴来当主席。这是郭明秋出的主意。
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学生，公开在街上为救济水灾募捐，于是有二三十个被搞垮了组织的学校逐渐集中起来了，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大约募捐所得有二千来元(白洋)。我们送了一部分捐款给山东，是派了一个代表团送去的。清华社联的牛荫冠同志是代表之一。留约500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一二·九”后，宋庆龄送了一笔钱，约100多元。是通过张申府送来的。北平的一些左翼教授也捐了几百元。这些就是我们搞“一二·九”的活动经费，如印传单之类，就靠这些钱。
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北平临委中有争论，分裂成两派。一派以王学明为代表，一派以彭涛为代表，周小舟不是临委委员，但他是支持彭涛的观点的。现在看来，王学明是代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们不赞成搞统一战线，不赞成发动群众运动，不承认处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不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坚持要提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和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也不赞成争取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说这个口号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彭涛，包括小舟和我们这些刚入党的新党员，不赞成他们那些口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与之相对立的。
由于对形势看法上的分歧，临委分裂了，连开会都开不起来。
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即“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过去有人说是清华提出来的，不对。这是燕京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由燕京的陈絮负责起草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来的。这不是清华的发明权，不能掠人之美。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正式成立。当时为了提出口号，争论得很厉害。当时学生是很解放思想的。我们的口号来源基本上是自己思想上的认识。但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通讯》(英文)、《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并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
这些英文刊物怎么看到的呢?当时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有一个法国人办了一个法文图书馆，实际上是书店。卖英文书籍，也卖《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还有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我们懂英文，书店又是公开卖，所以我们进去看，看了就买回来。看到这些，我们真有点如获至宝。《八一宣言》中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明确的，我们受到它的影响大。
北平临委开不成会，彭涛就多次催王学明开会，他不开。怎么办?彭涛就来和我们商量，我们说他不开会就自己干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第一次召开会议。地点在中国大学。会议指定燕京的陈絮起草宣言。选举了郭明秋为学联主席。学联设在女一中，这也与女一中校长提供活动地方有关。这是我们在城内活动的唯一据点。印刷学联的刊物或传单，是由北池子的一个私商办的“大学出版社”承担。由于是私商，他愿承印，多收一倍钱，替我们保密。《清华周刊》也是这里印刷出版的。
我是作为清华学生会的代表而作了北平学联秘书长。当时清华学生会的领导权在我们的手中。为什么能如此，因为我们曾发动了一个反对拖尸(TOSS)运动，得到了一年级学生的拥护，因为一年级学生最多。所谓拖尸，是美国大学的风气，高年级学生欺负一年级学生的办法，完全是恶作剧。一是把新同学抬起来，如反抗，就扔到体育馆游泳池里；二是开联欢会时，各年级都戴上帽子，但给一年级学生戴上一顶绿帽子。一年级学生意见很大。我们一年级进步学生比较多，开联欢会时，我们拒绝戴，把绿帽子撕掉了。高年级(四年级)同学说我们一年级新生破坏传统，扬言要打我们。我们一年级学生也不甘示弱，还准备武斗，搞了一些石灰、棍子。我还买了一把刀子。这样，就把一年级学生团结组织起来了。我们这些人，黄诚、吴承明(后来脱党，到了美国，参加了国民党，现在还是为党积极工作的)、杨述、杨学诚，都是1934年十级的积极分子。
“一二·九”的情况：
当时北方局派了一个联络员来，与我们取得了联系。联络员叫李常青。他找临委几个人谈话，他两边都听，既听王学明的，也听彭涛的，也找我谈过话，但不表示态度。
那时北方局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李大章。在“一二·九”运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我感到北方局无明确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我们组织了一个事实上的核心小组，但无名义。有四个人：彭涛是头，黄敬(他当时未恢复组织关系，“一二·九”后才正式恢复)，还有郭明秋(她当时不是党员，是团市委组织部长)和我。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担任北平学联总交通的是孙敬文同志(镜湖中学学生，现任化工部部长)，他联系各学校。
当时联系的渠道除极少数党的组织外，一是民族武装自卫会，一是黄河水灾赈济会。我也与很多学校的人见过面，谈过话，但不固定，不如孙敬文同志知道多。
为什么运动确定在“一二·九”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搞所谓华北特殊化。我们就定在这一天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我们四个人中，黄敬最有经验，他是1932年入党的。“九一八”后，他参加过学生运动，听他自己说，入党后是青岛市委组织部长。彭涛是领导我们与王学明作斗争的。小舟未参加“一二·九”运动，他主要搞教职员工作和“语联”方面的工作，所以未直接参加“一二·九”运动。小舟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他当时住在景山公园旁边，我常到他那儿去。
谷牧同志是搞“左联”的，没有职业，写诗，办“泡沫”刊物，我们没有直接联系。
斯诺原来的夫人佩格，说斯诺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整个华北的大形势，有我们党在组织和发动“一二·九”运动。这件事邓颖超同志后来曾找龚普生、陆璀和我谈过一次，向佩格作解释，我说情况不是如她所说的那样，她不了解情况。她那种讲法可能有理由，因为她以一个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面目出现，我们也经常与斯诺夫妇有联系，黄敬住过他们家，我也去过她家，吃过饭，经常谈的是有关中国革命和当时的形势。所以她也了解一些情况，但她并不知道我们党的情况。
燕大的情况，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不清楚。我主要是在学生会、世界语运动搞新文字运动、学联工作，属于公开活动党员，我未作过党的秘密组织的领导工作。
蒋南翔同志，刘杰同志(现河南省委常务书记)都作过西郊区委书记。他们可能知道。
陈絮是如何找到我的?记得在1934年冬的一个夜晚，我到燕大去贴传单。这些传单是我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是用清华办的夜校油印机印的，然后卷了个卷，带了浆糊去贴。那天夜晚在燕大图书馆快关门时，我去贴在报纸栏下边的木板上，贴完后出来碰到陈絮。他拉我的手，拉了他一手的浆糊。第二天，他找到我。他问昨夜传单是不是我贴的。我说，是我贴的又怎样?他告诉我说：“我是1931年在福州参加共青团的，反立三路线时，开除了我。我现在找不到组织关系。”当时我还不是党员。我就把他介绍给周小舟同志。(陈絮是溥仪的太子太傅陈宝琛的孙子。他中文造诣很深，所以由他起草写了北平学联的宣言。他于1938年通过我去延安，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当过刘少奇的秘书。但是，他后来跑了。)从此以后，我认识了陈絮，并认识了黄华、陈翰伯、龚普生、龚澎等同志。我与斯诺的认识，也是从他们那儿来的。
刘少奇何时到北方局，我不清楚。我认为1935年底未到北平。根据是什么?李常青在“一二·九”后回去给北方局汇报了“一二·九”的情况，北方局派了林枫同志任北平市委书记。调走了临委的王学明，也调走了彭涛，各打五十大板。之后，林枫同志就直接与我发生组织关系。他大约是在1935年12月下旬来到北平的，那时我们已确定了南下扩大宣传。南下是12月26、27日走的。
彭真同志何时到北平，我也不清楚。他于1935年冬出狱后，做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1939年才认识彭真同志。
林枫同志12月27日，或28日见到我，地点是在北平汇文中学楼下的一个地窖子里(这时女一中已不能住了)，邓力群同志(汇文中学学生)在外面站岗放哨。
这时，南下扩大宣传已走了，彭涛、黄敬带队，决定我不去，留守北平。
林枫见到我时的第一句话是：北方局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现在有无办法找到鲁迅?我回答：不知道，但可以打听一下。这时打听到邹鲁风同志，他可能通过曹靖华去上海找鲁迅。林枫交给我一封写给鲁迅的信，希望通过鲁迅转交中央。此信是由我交给邹鲁风的。他于12月31日去上海。这说明北方局当时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6年4月，林枫调离北平。他临走时告诉我，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到了天津，即刘少奇。林枫走时将郭明秋带走了，和林枫一起住机关。
林枫来北平后，于1936年1月，在南下宣传后正式组成了北平学联党团。当时指定了五个人负责：我任党团书记。郭明秋、孙敬文、黄敬、王其梅(王时杰，民国大学学生。解放后任西藏工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故去)。
关于“三三一”事件。因为王其梅被捕，林枫不让我出来，我没有参加，是由黄华同志负责指挥。“二二九”大逮捕后，我已不能公开活动了。以后是黄华把情况告诉了我。当时，刘少奇以KV署名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我认为此文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当时，起码防止了运动走到小圈子中去，对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如果拿毛主席的11月提纲来划界限的话，国共合作前，应该说刘少奇是执行了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正确主张。当然，可能那篇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过重了一些。“三三一”是否已到了那种程度?但它起码是端正了运动的方向。我们党内“左”倾有其长期的传统，从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这是“左”倾传统。这篇文章的主流是对的。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这篇文章我没有再看。
1936年4月，林枫走后，是黄敬联系我。不久，党调我去天津工作。1936年底或1937初黄敬任北平市委书记，直到“七七事变”。周小舟同志1936年初调走了。他与翦伯赞有关系，调他去搞同国民党谈判的工作。中间还有哪些人?彭真、李葆华、李雪峰、安子文都在北平呆过。但书记是谁，因为我调到天津工作，所以不知道。估计南翔同志知道(是指1936年4月到年底这段时间)。
“二二九”大逮捕的情况：“二二九”头一天，我因考虑到清华要大考了，就问林枫我的学籍还要不要?因为快要考试了。林枫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我原来是学化学的，搞运动，搞工作，书念不下去。我的普通化学，要经常做实验，我没有时间去做。结果张子高先生只给了我60分。这样，我只好转入历史系。“二二九”当天早上，我从城内米市大街坐了校车回清华，还带了一本《共产国际通讯》在校车上看。因为考试期间，别人早已回校了，所以校车上只有我一个人。校车到了西校门口，我下车后立即被警察特务包围了。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随便回答说，叫丁则良，因丁则良是一个中间群众。警察就把我关在校卫队屋子里，当作逮捕的嫌疑犯。不久，警察把蒋南翔抓了进来，又把方左英(听说现为南开大学教授)抓了进来。方左英不是党员。他们两人被捆起来了。我没有被捆，我们见面后互不谈话。最后是由民先队员打进来，把警察特务赶走了。这时，在学校里是南翔负责指挥，他通知我到冯友兰家里去避一避，还有黄诚。我们就在冯友兰家的厨房里呆着。到了晚上二时许，国民党军警派人来见冯友兰，很客气地问了冯友兰，家里有没有人?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友兰回答说没有。结果，未搜查到我们。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样子，这时军警已撤走了，我离开了冯友兰家，出门碰见了蒋南翔从古月堂出来。我对蒋南翔同志说：我走了!蒋南翔点了点头。于是，我就跑到新斋，翻墙而出，不敢走西直门了，而是绕德胜门进了城。
南下扩大宣传回校后，大家研究如何组织起来，觉得原来民武会不行，圈子太小了，也太红。于是酝酿搞民先队。林枫、黄敬、我三人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我住在那，一起讨论清华民先队组织。讨论谁当民先队队长时，林枫指定黄敬当民先队的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当民先队长，因李昌在南下扩大宣传中表现不错。李昌是清华十一级学生，“一二·九”那年夏天进清华的。
“一二·九”游行酝酿了很久。但不是在斯诺那里酝酿的。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后，即开始酝酿了。游行前夜，12月8日晚上，彭涛、郭明秋、黄敬、孙敬文、我五个人，在女一中商量研究决定第二天搞游行。这一下孙敬文就忙得不得了，跑交通，搞联系，非常忙。而“一二·九”用的传单早在12月6日就付印了，并租了一部出租汽车，运到女一中。
“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北大未拉起队伍。当游行队伍经过沙滩时，黄敬就叫刘导生出去敲钟。刘导生就反问黄敬，你为什么不去敲?于是黄敬才去敲起钟来。
“一二·九”没有什么其他准备，决定黄敬在队伍中指挥，决定我和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并约定11点在新华门请愿后，在王府井汇合集中。
“一二·九”后又进一步酝酿发动工作。“一二·九”到“一二一六”之间，各校组织猛烈发展。“一二一六”是有准备的。12月15日夜晚在长安饭店(在王府井拐角处，已拆掉了)开会研究部署。由我和郭明秋去开房间，加上彭涛、黄敬，我们四个人以打扑克牌作掩护，打了一夜扑克，边打边商量和确定第二天再搞一次游行示威。游行的路线图也是当晚确定的，准备在天桥开大会。
第二天一早，我通知北平大学等校，郭明秋、孙敬文也分头联系通知。
“一二一六”参加的学校多了，队伍猛烈发展。
“一二一六”后又如何办?“一二·九”未抓人，给水龙头冲散了。“一二一六”被砍伤了几十个人。翁文灏的女儿翁燕娟也受了伤。因此，感到老这样搞下去，不是好办法。这时大家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一二一六”后，在彭涛同志家，即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开会，开了一夜。参加者有：彭涛、黄敬、郭明秋、我、高慧如。黄敬首先提出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分三路徒步南下扩大宣传。
提出南下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一二一六”后，因为已到年底了，国民党宣传提前放寒假。放假前，国民党与我们举行过一次谈判。大约在“一二一六”后几天，国民党派出师大教务长杨立奎，是个很反动的家伙，他正式表示代表蒋介石来与北平学联负责人谈判。我们事先讨论去不去参加谈判，讨论结果决定去。黄敬、郭明秋、我三人去的。地点是在西单西黔阳饭店(即现在的鸿宾楼)，由杨立奎出面请客吃饭。杨立奎提出蒋委员长关怀北平学生运动，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愿出经费，希望能听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指挥。显然，这是想把我们拉过去。他还讲了蒋委员长准备如何抗战。事先我们与彭涛同志商量过，由黄敬出面作答。黄敬说，我们学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国民政府光讲支持，不行，要看行动。如蒋委员长有抗日行动，出兵抗日，我们拥护。我们要看蒋委员长什么时候停止内战，有抗日行动，我们就拥护。否则我们不能表示支持国民政府。
斗争很尖锐。不出所料，不久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就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宣布放寒假。
这时，我们顾虑的是一放寒假，大家就回家了，人少了，少数进步分子就显得孤立了，就有可能被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黄敬主张要想办法把人尽可能集中起来。国民党政府放寒假，我们就把人集中起来，并提出搞一个宣传队出去(后来实际上二千余人，天津出了几百人)，这样他们就难办了。那天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彭涛同志家里开会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当然，讨论中也讨论过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问题。至于到工人农民中去，与工农结合，当时尚无此明确认识。因此，南下宣传除了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外，主要是要搞一个对付国民党政府放寒假的对策，不致使各校被各个击破，同时也锻炼了二千多积极分子。
当时，我们也考虑过武装暴动，考虑过策应红军东征，但力量不够。
这些就是决定南下扩大宣传的情况。
南下宣传团，黄敬当队长，彭涛为政委。我留守北平。出发时间约在12月26日或27日。
(访问时间：1979年7月13日上午；记录稿于1980年6月18日经姚依林本人审阅)
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殷之俊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有关宋庆龄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有的宋庆龄传记著作谈及此事只是说几句皮相之论。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搜集到的史料，探索宋庆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
一、1957年4月刘少奇对宋庆龄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很早以前就把宋庆龄当作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57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前来看望她的刘少奇，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周恩来亲自到上海，向宋庆龄转达党中央讨论的意见。刘少奇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502－1503页)
其时，中共正在谋划一件“天下第一大事”——开展党内整风。在4月那次看望时，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宋庆龄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见解，她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同上。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8页)
二、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6月21日宋庆龄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表示共产党真诚地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提意见、作批评。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强调要请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地对党的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因为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外人士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一部分人士发表了一些偏激的甚至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标志着他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与这两类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共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6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右派的斗争信号。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之际，中共领导人约请一些党外代表人士谈话。毛泽东6月5日晚约请陈叔通、黄炎培谈话。(《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05页)据了解，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并征求她的意见。(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i年第4期，第20-21页)
6月2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宋庆龄开门见山说：“最近我虽然因病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接着，她谈了对中共整风和有些人所发谬论的看法。她高度评价中共整风，认为“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到的”。在1957年，宋庆龄就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做到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对有些人所发否认共产党领导的谬论，她说这“是肯定不能同意的”，“否认我们已经获致的伟大成就和诅咒共产党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这个原则，是极端荒谬的，而正是这个原则使得改正错误成为我们社会固有的一种机制。”这篇文章是宋庆龄第一次公开发表对反右斗争的看法。
三、随着反右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宋庆龄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把反右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巴金先生事后回忆说：“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596页)这是当时全国许多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宋庆龄在认真观察和思索，在这次会议期间，7月13日她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情况，据李云在《回忆宋庆龄》一文中说，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斗争是赞同的，但是，“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她想不通了。她认为应该打击孤立少数顽固分子，团结多数。她表示要写一篇文章，经过再三考虑，她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1年第4期，第20-21页)
“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是文章的主题，在当时热火朝天的反右高潮中，可谓空谷足音，难得的诤言。她还提出以下观点：
一是要“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宋庆龄说，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二是要区别“绝大多数人”和“绝少数人”。宋庆龄说，在我们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某些发言也显示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虽然这只是存在于绝少数人中间。“至于在那绝少数人中问，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
三是要按整风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宋庆龄说，我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按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帮助共产党在党内发动一个严肃的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的死敌——脱离群众、忽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不信任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的宗派主义，不顾现实的主观主义。
四、宋庆龄写信给党中央，直率地进言
2003年1月28日，宋庆龄诞辰11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陈敏《金色的凤凰》一文。文中披露：宋庆龄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7年，她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对反右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文革”中，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前后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
2005年出版的著名理论家吴江先生的回忆录《政治沧桑六十年》中，对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的信作了更详细的披露：“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9-70页)
虽然目前中央权威部门尚未公布这封信的全部内容，但笔者认为，此信是可信的。第一，《人民日报》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它刊登的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的文章，讲究言必有据。第二，它与1957年7月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内容相吻合，差异在于信写得直率，而文章表达较婉转。第三，写信及信的内容符合宋庆龄的思想性格特征。这诚如邓小平1981年6月3日在宋庆龄追悼会上作的悼词中所言：“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45页)这也诚如陈云所言：“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陈敏《金色的凤凰》，2003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第15版)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退休人员)
(责任编辑 李晨)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