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
[ 2009年第9期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张 鸣 ]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的比较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者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高度监管的高潮,据说,宁绍一带,真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人称,新的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在1949年之后,中国曾经有过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因此而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的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收,被外界批评为“劫收”,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骂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的接收,虽然在过程中,接收人员没少中饱私囊,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先生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然规定了如果确系敌伪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但在由各接收区自行处理的9000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314家,占总数的3.41%,标卖的1384家,占总数的13.74%,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了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据经济部1946年7月的报告称,在经济部接收的2411家敌伪工厂中,除了951家未处理以外,有1219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就这样,凭借接收,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国丝业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等。(参见张忠民:《略论战后南京政府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份减持》)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者个人有点关系的,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的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因此,据当时的报道,接收一开始,上海几乎90%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后大量的变成了国有资产。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券,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1元中储券顶20元法币也不止。但是,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券的比率为1:200,过了几个月,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1:5,规定在4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的运动,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政之初,确立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之时,就已经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然后,其大获全胜之际,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接收要负很大的责任,并非仅仅借机贪污这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还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的一统天下,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锐减,连基本的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百分之六十,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因为它们垄断了国家资源,享有国家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讯,而且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如果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跟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一样的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老 鬼
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亡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R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自己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自己揪出了一个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