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瓶颈：从历史的角度看
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这 60 年历史发展，一个可能有帮助的角度，应该是把这 60 年放到更长的历史发展时段中来分析。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开始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历经痛苦的转轨而走上寻求现代化的道路。直到今天，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转轨尚未结束，现代化仍在追求之中。所以，这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不把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全国政权的这 60 年放到这个历史过程中来观察，那就难免割断历史；而割断了的历史，也就往往是被歪曲了的历史。
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候，我曾经简要地提出了我观察这段历史所得到的一个三段论，或者称作三次轮回。 [1] 这里愿意就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这个大约 170 年左右的历史时段之中的三次轮回，来分析中共建政 60 年的意义，特别是探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瓶颈所在。
义和团民族主义、慈禧新政与辛亥革命：第一个轮回
我看到的第一个轮回，是从清末到辛亥革命。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妄自尊大的中央帝国开始与西方列强相遭遇，鼎鼎天朝在洋鬼子的船坚炮利下很快就颤抖起来。今天的各派历史学家，咸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2] 这个开端，是在危机之中来临的；没有整个帝国从物质到制度、从教育到信仰的危机，中国是不会开始自己的近代历史的。在危机之中，各种求新、求变、求强、求现代化的努力就逐渐展开了。开始是办洋务、图自强，从最基本的形而下的层面着眼寻求现代化，逐渐扩展到文化、教育、经济管理等等层面。到甲午战败之后，求新求变的焦点聚集到政治制度的层面，于是出现了维新运动。反对政治变革的势力当然很大，于是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 [3] 这可以认为是这个轮回的前半段。对这半段的历史发展和评价，历史学家们大体上都持类似的看法，争议不大。
有意思的是后半段，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在我看来，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相继出现了三种重大的政治主张：一种是民族主义和保皇主义的混合，激烈地反对西方，这就是“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第二种就是慈禧太后主导的所谓“变法”，可以说是清廷推进了没有康梁的维新事业，但主要不是在政治权力层面实行变革，而是通过行政变革来推进经济现代化。问题是，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能解决社会矛盾；迟迟才来的所谓“变法”，也没有能够缓解政治危机。事实是，在清王朝推进“新政”并不断取得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社会政治危机反而进一步加剧。这就出现了第三种政治主张，那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主张。三种主张之中，前两种其实是结合在一起、但又相互矛盾的。他们的矛盾之处，在于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民族主义的义和团一概排斥西方，而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这时却想用西方的很多东西来加强和巩固自己了。他们的一致，就不用说了，那就是一致排斥深层的政治变革。革命的主张看起来最为弱小，但最后取得了胜利。到辛亥革命作为政治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这就完成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第一轮的轮回。
五四民族主义、南京新政和共产主义革命：第二个轮回
第二次轮回，贯穿民国时期。民国的建立并没有解决当时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问题，仅仅发生在政权层面的革命也没有彻底缓解诸种社会矛盾。所以，新的社会危机持续呈现，而要求变革的声音也持续增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命运，集中展现了这些矛盾；而由此激起的“五四运动”，则集合了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寻求根本变革的要求。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与义和团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而是对中国传统的集权制度和保守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把中华民族振兴和向西方学习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融合到了一起。 [4] 当时的民国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这种具有内在紧张的现代化取向的，那是一个西化取向的民族主义政权。在这个政权大体稳固的南京十年之中，也就是 1920 年代末期到 1930 年代上半期，史家咸认，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5] 有论者认为，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6]
一些被今天的中国人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在那个时代其实已经开了头。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奥运会。去年北京举行奥运会，举国大事讴歌庆祝；但似乎官方媒体绝口不提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件事。那是 1928 年。当然，那次只有一个人去参加，也没有什么骄人的成绩。 [7] 但是，书写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史，不能省略这个开端；如果一定要把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作为民族的某种骄傲，那么这种骄傲在 1920 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如果中间没有被共产主义革命打断呢？以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为象征的中国强盛，岂不早就有长足的进步？另一个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在民国时期也是逐步在提升的。特别是在民国后期，随着抗日战争的展开和胜利，中国已经进入和美国、苏联、英国并列的世界四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在 1945 年成为联合国的创建国、因此占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席之一的原因。 [8]
当然，所有这些成就，经济的也好，外交的也好，甚至包括军事的也好（比如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 1840 年之后，在 105 年之中，中国所取得的唯一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而且是大规模战争的胜利），都未能阻止社会政治危机在中国的发展和恶化。民国政权日益腐败，贫富分化不断加深，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典型体现。 [9]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也借助于其他多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在 60 年前， 1949 年，取得了全国政权，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 [10]
经济繁荣与社会不公：中国在第三次轮回中
看清楚了历史上的这两个轮回，再来看 1949 年以来的 60 年历史，有些问题就可以看得比较明白了。我这里只谈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密切关联的。一个是，自 1949 年开始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处在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第三次轮回之中？再一个是，从这样的百年兴衰发展的角度来看，这 60 年来的变迁，究竟带给了我们民族什么样的进步？
对前一个问题，我很倾向于认为，中国现在其实正处在追求现代化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第三次轮回之中。 1949 年之后，毛泽东很快就把中国带进了新的国际关系危机和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一边倒”这套外交政策，相对于民国后期，并没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等到中苏交恶，那个国际关系的危机就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了。 [11] 仅仅是因为美苏冷战在主导当时的全球政治，西方深陷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之中，再加上原子武器的出现等新的因素，中国得以在孤立之中、夹缝之中苟延残喘。内部的危机，仅仅举“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这样几个例子，也就可以见到大概了。 [12] 所有这些危机，等毛死了之后，就迫使当政者和整个民族不得不寻求变革之道。这个变革要求也是一步一步深化的，从经济到政治，而到了政治层面就进一步引爆了巨大的政治冲突。这就是从 1970 年代后期所开始的改革，一直到 1989 年的天安门事变，所展现出来的发展轨迹。 [13]
邓小平这个人，如果要拿中国的历史人物来比较的话，他最像的其实是慈禧太后。慈禧囚禁了光绪、杀了“戊戌六君子”之后，自己的“变法”步伐反而加快了；而她这个时候的“变法”内容，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工商业。 [14] 相应地，慈禧也根本性地调整了她此前支持义和团的外交方针，转而——用中共史学家的语言来说——“投靠帝国主义”了。 [15] 老邓废黜了胡耀邦、赵紫阳并血洗天安门广场之后，接受市场化、拥抱全球化的决心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了。当然，无论如何变法或变革，他们的底线都很清楚，那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只能加强而不能被挑战，那个政权的垄断地位只能加强而不能被质疑。杀人之后，统治者掏钱买这“两个加强”。当然，钱是从老百姓的兜里掏出来的，还有就是从洋鬼子那里借来的。这和当年慈禧也是一个办法， 30 年代的民国政权从根本上说也是这个办法。从老百姓兜里掏，就是说，他放开手让你去挣钱，自己也放开手把你挣的钱用各种方式来巧取豪夺；从洋鬼子那里倒腾，就更清楚了，在慈禧那里就是“门户开放”，“取外国之长”，在 30 年代的中国就是共产党所批评的“半殖民地”、“买办经济”，而在老邓和他的继承人这里就是“与国际接轨”，就是“融入全球化”。
和国际资本主义融合，放手发展工商业，国内外资本家在中国政权的统领下一起掠夺中国的老百姓，以此来繁荣经济，实行现代化，这在中国过去 1 百来年的历史上，显然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同样也不让人惊奇的是，这样的经济繁荣、这样的现代化发展，不仅不能缓和社会矛盾、消除政治危机，反而必定加剧社会不公、激化阶级矛盾、深化政治危机。这也已经是前两轮现代化发展所已经显示过的了。而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类似 1910 年的慈禧“新政”和 1930 年代的“南京新政”的阶段上。如果人们有一点儿历史知识，知道 1 百年前的中国和 80 年前的中国都曾经有过那样的经济繁荣，则中国目前的所谓经济奇迹，就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了。
政治革命还是经济繁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何在？
当然，历史“进步”了，今天中国的繁荣超过了当年的水准。同时，代价也超过了当年的水准。就是不谈代价，单讲繁荣，那也并不妨碍我们问一下第二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更有必要问一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估价这 60 年来的变迁？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说“ 60 年”呢？为什么不是“ 30 年”呢？因为只有这 30 年才有发展经济、才有与国际接轨呀？我看，在这一点上，似乎还是胡锦涛的意见更为高明一些，那就是要把中共建政以来的这 60 年看作一个整体。准确地说，也不是胡锦涛的意见高明，而是他的意见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那就是中国今天的制度、政权和执政者，正在同时从大约 30 年的毛时代和这 30 年的“改革开放”之中汲取其政治合法性。如果他们在批毛，我们也许就不必问什么 60 年了；如果他们反过来在批邓，我们应该也不必问什么 60 年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并没有割断自己这 60 年的历史；作为中国人，作为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我们也不能割断我们民族 160 、 170 年来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看到这样三个、或者准确地说是两个半轮回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问一问：如果中共今天这一套路线、方针、政策、制度是对的，也就是说，中国 1910 年代或 1930 年代的现代化路子是对头的，那么，如果中国没有 1911 ，没有 1949 ，而是沿着 1910 年代或 1930 年代的路子走下去，岂不是要比今天这个“繁荣”还要繁荣上百倍、上千倍？反过来，如果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 1949 年的共产主义革命有其历史必然性，按照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它们乃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矛盾之中，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来赞美今天这贫富悬殊、腐败透顶、代价高昂的畸形繁荣？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常常讲，它垄断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在于 1949 年它为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它。根据这种历史解读， 1949 年之前的中国是处在水深火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之中，国际上受洋人欺凌，国内则充满剥削和压迫，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这些问题，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个说法顶多部分正确。在那个没有共产党的“旧中国”，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事情也有另外一面，有它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一面。这都是有坚强的历史事实为证的。 [16]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是推翻了那套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呢，还是打断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呢？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的全国政权 60 年的时候，我希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进一步，我还要问：今天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这些自以为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不是也正是建立在把中国重新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中国重新建立和强化了剥削和压迫制度、并使中国重新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附庸的基础之上的呢？清帝国开办洋务伊始，设立了中国海关，而其第一位总管是洋人。 [17] 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批判旧政权丧权辱国、并据以论证自己的革命如何具有合法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18] 1 百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所垄断的国家政权，经过千方百计的争取，终于使中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关税从此不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 [19] —这较之当年晚清政权任用洋人当海关总管，哪一个更加丧权辱国呢？可是，中国共产党却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成它的伟大成就。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言，我并不反对这样说，就像我也不反对说晚清政权多有丧权辱国之举一样。我唯一的疑问是：凭什么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就是错的，而中国共产党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不仅是对的，而且是了不起的；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就应该被推翻、被打倒、被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做了同样的事情却就要以此为本钱而垄断政权、扼杀批评、践踏异议？如果晚清的洋务运动、民国的南京新政和今天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对的，那么，是不是应该请中国共产党批判自己的过去，清算自己的历史，审判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暴行，承认自己获得政权的途径是不合法的？反过来，如果人民有权利以包括拉起造反队伍上井冈山在内的任何方式来反对剥削、反抗压迫，而不必问这个国家的
一个动听的说辞，叫做“与时俱进”。可是，事情的逻辑是一样的：你今天可以与时俱进，人家昨天为什么就不被你允许与时俱进？人家与时俱进，你说进得太慢，要革命，拿起刀枪就动手杀掉人家；今天人家说你进得太慢，你说要稳定，要渐进，说人家是敌对势力在捣乱，把人家抓到监狱里去。我可以既不同情昨天被你推翻的人，也不赞成今天要推翻你的人，但我可以同情你这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吗？我可以有这一点儿同情的权利吗？至于问我为什么同情你，那个答案你还不明白？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还自以为英明伟大、左右逢源，你又岂止让人同情？！
需要制度性地实现公平、公正、公义和公益
岂止让人同情的，更应该是我们的民族。 160 、 170 年来，挣扎、劳作、奋斗、牺牲，但是却像“鬼打墙”一般地在追寻现代化的道路上陷入一个又一个轮回，甘于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劫持下的“斯德哥尔摩囚徒”。 [21] 60 年太久，不止一代人已经丧失了常识、良知、理性和血性； 60 年太短，一个大梦还没有做完！做梦的人，知道什么 1 百年、 2 百年？他还等着黄粱膏饭蒸熟散香呢！
认真地说，无论政治革命，还是经济繁荣，都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那就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规则来解决社会不公。我们看到，中国 1 百多年来的不断革命，并不完全是贫穷所造成的。恰恰相反，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事情常常是这样的：在社会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既存政治制度却不能有效地解决这样的社会不公问题，于是革命的力量就逐渐积聚起来，直到爆发并胜利。而革命的结果，要么是仍然不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就像辛亥革命那样；要么创造出一种压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用普遍贫穷来达成表面的社会公正，那就是 1949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前 30 年的政治实践了。中国人能不能找到一条道路，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来保障社会的基本公平、公正、公义和公益，保障一般民众在遭遇不公的时候有制度性的渠道来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规则本身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呢？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百年发展的瓶颈所在，也是中共建政 60 年来左右大幅转向但却始终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其希望，更多地不是系于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而是系于相应的政治支撑的建立，系于这样一种“四公”（重复一遍，即社会的基本公平、公正、公义和公益）能不能在中国社会大体上实现。
【注释】：
[2]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相关看法，参见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的相关看法，参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上海：青年书店， 1939 ）和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4 ）。 Also, Jack 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4] 把“五四”民族主义与 1990 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相比较，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不同特质。参见： Guoguang Wu, “From Post-Imperial to Late Communist Nationalism: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ese Nationalism from May Fourth to the 1990s”, Third World Quarterly , vol.29, no.3 (March 2008), pp.467-482.
[5] 例见： Diana Lary,
China’s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6]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Andrew D.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8] Lary, China’s Republic ;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并见：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2 ），第 15 章。
[9]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 Lary,
China’s Republic
;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10] 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11] 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联书店， 1999 ）；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12]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 2008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 2008 ）。关于文革的文献甚多，例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 2007 ） ; Lynn T.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陈一咨，《中国改革与八九民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1 ） ;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6] 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 chp. 7; Colin Mackerras,
[17]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Camberley, 1917), Vol. II: The 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 , chp. 7.
[19] Supachai Panitchpakdi, Mark L. Cl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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