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省邵阳县因“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抓“黑杀队”，导致当地死伤惨重而远近闻名。 40 余年后的今天，经历者仍记忆犹新，谈虎色变。我在邵阳县土生土长， 80 年代前曾在邵阳县委办公室工作过 20 多年，“文革”中抓“黑杀队”更亲历其境， 1974 年还参与调查。这一事件之残酷惨烈，实在无可名状。现据当年调查之史实，述其来龙去脉，以警世人。

一、邵阳县历史政情略述

观诸近现代史，贫困闭塞落后之地往往易成“革命之乡”。邵阳县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成为“极左”肆虐之地，与当地的经济、人文、历史条件有极大关系。 1968 年抓“黑杀队”事件过后，笔者痛定思痛，回溯该地历史，认为其祸根早已深埋于 1950 年代以来肇始的“极左”政治思想之中。

邵阳县地处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虽有芙夷、赧水双江相汇成资江在境内穿流而过，但因地势偏高，仍属衡邵干旱走廊的要冲地带。俗谓 “ 倒了茶罐涨大水，竖起茶罐遭天旱 ” ，十年九旱，耕作方式落后，比刀耕火种好不了多少。当地民众靠天吃饭，生活贫困，且兵匪、灾疫横行。每逢灾年，民众告贷无门，伐木充食，掘土疗饥，沿门乞讨，饿殍遍野，苦不堪言。 [1]

“文革”中邵阳县发生惨绝人寰的抓“黑杀队”事件并绝非偶然，早在 1951 年 3 月该地就发生过同类事件。 1951 年， 在老邵阳县第七区（即今郦家坪、诸家亭一带），就曾发生过耸人听闻的 “ 抓黑杀队 ” 事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到处只闻殴打之声，抓千人， 伤百人，死 10 人。幸处理及时，才未酿成更大的惨祸。但因当时正是土改高潮，顾及影响，此案作内部处理，被处理的干部不久后大都官复原职。此事为当地干部 “ 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根源。 [2] 此后，无论是土改后的“合作化运动”， 1958 年的“大跃进”，邵阳县的负责干部基本都抱持这种心态，当地民众被这些运动折腾得苦不堪言。

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提倡以 “ 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个文化滞后、经济闭塞的县份， “ 阶级斗争 ” 成了一切工作的动力。 1964 年冬开始的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简称 “ 社教 ” 或 “ 四清 ” ，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阶级斗争更是头等大事。邵阳县被列为邵阳地区的“四清”重点，地委组织了一个 “ 社教总团 ” ，集中了全地区 1 万多名干部，组成 9 个分团派驻各区、社，当地基层干部全部列为 “ 四不清 ” 对象“挂起来” 。地、县主要领导改名换姓，“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背靠背检举揭发”，大搞“逼、供、信”， “ 车轮战术 ” ，“ 人人过关”，大喊大叫 “ 四不清，害人精；不交代，开水淋 ” 。于是，贪污粮、钱的 “ 千字号 ” 、 “ 万字号 ” 比比皆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举家外逃者不计其数，自杀身亡近百人。 1965 年 1 月 14 日 ， 中共中央制定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规定 “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纠正运动初期大整基层干部、群众的 “ 极左 ” 倾向。笔者当时就在社教总团工儿，参与发放文件，并要求生产大队用大镜框将文件镶嵌高挂，让全体社员群众长期观看。然而，邵阳地区的社教总团的领导却说， “ 不是松了、而是更紧了 ” ，继续实行高压政策。狠批 “ 三自一包 ” （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大割 “ 资本主义尾巴 ” 。 [3] 于此可见邵阳县干部受“极左”影响到底有多深。

二、 1968 年“黑杀队”事件始末

1966 年 “ 文化大革命 ” 开始， “ 阶级斗争 ” 风靡全国，家庭出身不好者或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1967 年上海 “ 一月夺权风暴 ” 后，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全部瘫痪，无政府主义盛行，实行 “ 三支两军 ” （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各地的“支左办”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 极左思潮 ” 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 邵阳县 一些基层干部与农民举着 “ 阶级斗争 ” 的大旗，顶着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的招牌 ，捕风捉影 ， 乱砍滥杀，而上面又放任自流 ，终于酿成 1968 年 7 至 9 月的“抓黑杀队”惨祸， 3 个月内，死人逾千， “ 杀人如杀鸡 ” 。 [4] 当地人闻之色变，但无人敢追究此事，直到 1974 年 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之时调查此案才算有了可能。那时该地政治气氛极为压抑，杨荫甫两耳灌满了关于几年前抓 “ 黑杀队 ” 的可怕传闻，但无人能说清到底死了多少人，而且当地有人因 “ 站队正确 ” 、执行“极左”路线而升官得利，派系斗争严重，对这一惨案持 “ 好得很 ” 与 “ 糟得很 ” 两种对立看法。杨荫甫本人深受“极左”路线之害，思虑再三，决定开诚布公地全面调查。他在省、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调干部百余人，组成地、县联合调查团，在 1974 年 4 月，用 1 个月的时间，分期分批对全县在 “ 黑杀风 ” 前后所发生的乱杀人事件，包括 “ 刮红色政治台风 ” 、 “ 清理阶级队伍 ” 和 “ 一打三反 ” 在内，全面调查摸底。笔者为该调查团成员之一，并兼任秘书，负责记录并掌管全部调查材料。随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所谓 “ 黑杀风 ” 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1 ． “黑杀风”祸起东安

在此先介绍湖南流行的 “ 黑杀风 ” 与“黑杀队”一词。这两个词由湖南 道县贫下中农“造反”组织首创，指当时的 “ 地、富、反、坏、右 ” 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联合起来成立 “ 黑杀队 ” ，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 ， 报仇雪恨。其实查其源头，这都是当时的贫下中农“造反派”组织对“黑五类”及其子弟酷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结果。但当时人们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灌输下鬼迷心窍，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信以为真。湖南道县 1967 年的“黑杀风”（即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家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流风经东安而到邵阳，次年，邵阳县便发生了同类惨案。

1968 年正是 “ 文革 ” 鼎 盛期，阶级斗争如火如荼。 7 月 8 日 ， 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 [5] 被批斗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 ， 该大队派李大德等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 ， 并贴出大字报称： “ 东安县的 ‘ 黑杀队 ’ 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 ， 弄子口有内应 ”， 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 “ 黑杀队 ” 专政，将“黑杀队”成员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李大德等人同时还提供了陈振球、陈仕元等一批 “ 黑杀队 ” 成员 名单。弄子口大队听闻此信息后 ， 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XXX 和文革主任蒋金祥等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造反”组织提供的资讯，该大队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陈仕元等 15 人是 “ 黑杀队 ” 。调查人当面询问吴超宝，吴却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 ，在其 脖子上挂水桶 ， 肚子上压土砖 ， 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 ， 吴受刑不过，又供认如初 。但被 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由这一逼供过程推断，吴超宝指认其舅父陈振球等 15 人是“黑杀队”成员，属于严刑逼供之下的屈打成招。但当时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极其复杂、严峻”，正值 “ 极左 ” 猖獗横行，对这一 “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 人们既不敢肯定 ， 也不敢否定。讨论之后，认为人命关天，应该由上级决定如何处理。弄子口大队的调查人员回去后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但当时区、社领导“靠边站”，主政的武装部长不敢表态，于是将问题迅速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领导人 柴德林 政委站在 “ 极左 ” 的立场上明白指示： “ 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 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高度 ， 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反复领会 ‘ 红色风暴 ’ 的真正含义 ， 分清什么是 ‘ 糟得很 ’， 什么是 ‘ 好得很 ’， 你们要争当 ‘ 好得很 ’ 派 ， 而不要当 ‘ 糟得很’派 ， 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 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 ” 。柴德林这番话几乎是明告请示者应该镇压“黑杀队”。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 ， 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担心他们逃跑，于是发明了一种刑具：先将一截大树从中锯开成两半 ， 再在两块合缝处凿 15 个碗口粗的大洞 ， 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 ， 然后将两块树木合拢 ，再在 两端加锁 ， 被关押者因此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在 “ 文革 ” 中创造的第一件刑具 ，命 名曰 “ 树刑 ” 。紧接着效法东安县严刑吊打逼供之法 ， 受刑者屈打成招，普遍乱咬乱供。 7 月 11 日 ，陈振球被毒打致死； 12 日，蒋坤妹被迫投塘自尽； 16 日，陈仕元、陈哲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毒打致死。他们是“黑杀风”中第一批死难者。

中和公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 “ 黑杀队 ”， 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 ， 蒋在酷刑逼供之下被迫按施刑者的指问招供 ，“ 7 月 14 日成立了 ‘ 黑杀队’ ， 名称就叫做 ‘ 反共救国义勇军 ’， 行动口号是：“先杀党 ， 后杀团 ， 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 ， 枪对枪 ， 血洗万里如牛羊 ”。他还 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 “ 黑杀队 ” 员 。 莫勇成遭受毒打后上吊自杀 ， 其女儿莫细云又遭酷刑逼供，供出 105 个所谓的 “ 黑杀队员 ” 。正所谓“酷刑之下，何求不得”，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 ， 普遍乱咬乱供 ， 受牵连的人员迅速增多，抓“黑杀队 ” 之风开始蔓延。

2 ． “ 8 · 4 血案 ” 引发全县屠杀 ―― 地主子弟邓保民的灭门之祸

1968 年 8 月 4 日，邵阳县黄塘公社突发大血案，共死 9 人，事件肇由是地主子弟邓保民杀人。此事立即成了引爆全县屠杀“黑杀队”成员的“烈性炸药”。后经多次调查，此事件详情如下：

邓保民，男， 1924 年生，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学生，解放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从事储运工作。邓喜欢读书，特别好读文艺书籍，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闲谈时喜欢向人介绍书中的故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等。由于邓讲故事时有色有声，文词并茂，很受当地人推崇，听他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6 年“文革”开始，其序幕即深揭狠批 “ 三家村 ” 。所谓 “ 三家村 ” 即原北京市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宣传部长廖沫沙三人曾合作写了几本书，其中以《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最为有名，“文革”中也被批判得最厉害，说这些书中隐藏着很多 “ 反动 ” 内容，被作为深揭狠批的材料之一。中国自 50 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其特点是要“上挂下联”，各地领导为了表明自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批 “ 三家村 ” 时，便大抓“小邓拓 ” 、与“一切牛鬼蛇神 ” ，凡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政治污点的人，都在被抓之列。邓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宣扬过《燕山夜话》，自然难逃厄运，于是被打成“小邓拓 ” ，被深揭狠批。当时的县粮食局领导在 极左 路线 的影响下，接受了 “ 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 ” 的片面观点 ，将邓保民“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当农民。

邓保民回到老家后，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子弟，又是被开除干部这种双重身份的政治处境，小心翼翼，安分守己。其妻子唐桂姣对他的处境很理解。直到 1968 年“黑杀风”刮来之前，一家人乐天知命地生活在老家，从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他的遭遇因是“黑杀风”的导火线，下面根据调查材料详述，以为历史存照：

1968 年 7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来到邓家门前高声大叫： “ 邓保民，出来！ ” 其时，邓保民刚吃过早饭，忽听得这声吼叫，一家人顿时都被吓懵了。邓走 到门前 ，看来势不对，问来者，“找我有什么事？我天天在队里出工，没干什么坏事呀 ”。 两位民兵拿出箩索一边捆绑邓保民，一边说，“干什么坏事？你自 己知道，跟我们到大队部去说清楚 ”。 在大队部的一间房子里，端坐着两个大队干部。邓保民一进屋，审讯就开始了。一个大队干部说：“邓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队的莫采保供认你参加了 ‘ 黑杀队’，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 ‘黑杀队’， 头头是谁？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你愿意走哪条路？自己选择吧！”邓保民听后十分气愤地说：“讲我参加 ‘ 黑杀队’，这完全是陷害，我并不知道有什么‘黑杀队’。即便有‘黑杀队’，我也不会参加，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况且谁也没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杀谁呢？”大队干部说：你不会参加 “ 黑杀队 ” ？我看你就具备了参加 “ 黑杀队 ” 的思想基础。论成份，你出身地主；论表现，你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是政府把你开除回来的。你想隐瞒是不行的。邓保民解释说： “ 我虽然出身地主，但我并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时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刚解放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受了党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开除回来也并不是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而是看错了书，说错了话，回来后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半点怨言，听从队上安排，天天出工，从未愉懒，我再愚蠢，也不会去参加反动组织 ” 。审讯者说： “ 那么，莫采保在中和公社，离我们黄塘公社这么远，他为什么偏偏说你参加？”邓保民说： “ 我根本不认识莫采保，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请你们明察。 ” 审讯者说： “ 人证俱在，还要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 ” 审讯者旋即想起了捆绑吊打的办法，说道： “ 看来，不给点厉害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用鞭子给我抽！”站立两旁的民兵立即用棕箩索织成的粗鞭子，使劲往邓保民被五花大绑的身体上毒打猛抽。当时正是 7 月 底，气候炎热，邓保民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保民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邓仍然不肯屈招。于是民兵们将邓双手反绑，吊在屋梁上，见邓仍旧不招，于是有人就抱住邓的身子往下猛拽。邓实在受不了这等毒招，只好违心地大喊，“我 … 交待，我 … 交待 …” 。民兵将邓从屋梁上放下后，邓保民有气无力地说： “ 我 … 参 … 加 … 了 … ‘ 黑 … 杀 … 队’ ……” 。审讯者又问： “ 还有哪些人参加？”邓保民只是摇头，回答说： “ 不晓得还有哪个参加。”他当时想的大概是：我已经被人乱咬，命在旦夕，决不能再害别人。有人立即大喊： “ 邓保民耍赖皮，不老实，再吊 ” 。邓保民又一次被悬空吊起来，紧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紧牙关，嘴唇咬出血来，什么也不说。如此折腾了大半天，他硬是不开口攀咬，民兵只好将他从梁枋上放下来，手镣脚铐加诸其身，将邓关在大队部。第一次批斗就此结束。

1968 年 8 月 4 日 ， 蛇湾大队决定再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提押邓。这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亮铮铮的大马刀来到监押房，然后把马刀斜靠在墙壁上，去开邓保民身上镣铐的锁。邓保民料定：此次批斗，肯定有去无回；不能不讲良心乱讲一气，害了别人；但如交代不出，不是被打死，就会被丢到蛇湾水厍里去喂鱼。想到此处，邓觉得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他看准了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那把马刀，等民兵把脚镣手铐打开的一刹那，立即跨前一步，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那位民兵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的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 4 岁的小儿子邓四清立在田圹上看别人在田里抓泥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邓四清血如泉涌，当即死亡。人们见状急喊： “ 邓保民杀人了！ ”“ 地主子弟造反了！ ”“ 黑杀队杀来了！ ”  …… 一时喊声四起，惊天动地，乱成一团。人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涌 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里，但溪水太浅，淹不死人。邓保民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人越来越多，喊打喊杀，没多久，邓保民就被乱刀砍杀于溪内。

人们余怒未尽，高声大喊：大家不要散伙，还要到邓保民家里去算帐。大家立即成群结队、气愤愤的向邓保民家里走去。邓保民的家离大队部较远。那天早晨，他的二女儿邓爱华和往日一样去大队部给爸爸送饭，在回家的路上听说今天要开会斗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唐桂姣。唐心情紧张，一边叫邓爱华继续到会场听消息、看动静；一边揣测着斗争大会的结果，忐忑不安地带着另外三个子女在家里静候消息。不久，邓爱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泣不成声地告诉妈妈：“不好了 ……， 爸爸 … 杀…杀 … 人了！”唐桂姣大吃一惊：“不可能，他怎么会杀人？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听清了没有？” 邓爱华 说：“是真的，他用马刀把贫协主席的儿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担、梭标去追赶，只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妈妈，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赶快逃走吧！”唐桂姣由惊诧转为平静，说道：“你爸爸闯大祸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怕你爸爸的一条命还抵偿不了，我们全家都有危险。逃走，逃到哪里去？如何逃得脱，到处都在抓 ‘ 黑杀队’，到处都有岗哨，走了抓回来处理更严重。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老老实实的坐在家里，等他们来了，我们母子全家一齐拜跪在地，认 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唐桂姣刚做好安排，追杀人马就来了。有人高叫：邓保民的臭老婆滚出来！唐桂姣闻声，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 声，鲜血四溅，她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可怜的、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苦命女人，就这样告别了人间，与丈夫一起走上了黄泉路，时年 45 岁。面对如此凶残的杀人局面，孩子们被吓懵了。邓爱华毕竟年长几岁，她硬着头皮，流着热泪匍伏在地，沉痛地对大家说： “ 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兄、弟、姐妹们，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 ” 看到那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悲戚的苦苦哀求，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这时却有人大喊：“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 10 个地主崽子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那人说罢，盯准匍匐在地的邓爱华的颈项，举起马刀就砍，可怜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只连着一点点皮肉未脱落下来，殷红的血柱从断了的颈项中喷出好远好远。这时，邓家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像木偶一样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动的象筛糠一样。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下来定会后患无穷。他们立即向三个手无寸铁的小孩子动手，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旁观人群有的啧啧叹息，有的怒骂，一时间人声杂乱，飞血如雨，不一会， 3 个孩子全躺在血泊之中，禾场坪中只剩下 5 具还在抽搐的尸体和满地流淌的鲜血。有人当场清点“战果”：邓保民的“ 臭老婆” 唐桂姣（ 45 岁），二女儿邓爱华（ 18 岁） ， 大儿子 邓超雄 （ 17 岁） ， 小女儿 邓立华 （ 9 岁） ， 小儿子邓少雄 （ 7 岁 ）……

“ 没有漏网的就好，只有一个最大的女儿远嫁东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 “ 这些尸体怎么办？”邓保民的邻居提出了一个问题： “ 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谁来给他们收尸？”有人说：到邓保民的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算了。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邻居说：不埋也不行，俗谓 “ 春三、夏一、秋半天 ” ，过两天，这一片就会臭晕，谁还敢进这个村？况且，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那边山上有个岩洞，从未有人下去过，不如把那些尸体丢到岩洞里，既不要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好办法，于是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杀人现场只留下一滩滩血迹。

蛇湾大队杀了邓保民一家之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获悉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上级采 取紧急措施。在公社干部的劝阻下，该队又追杀一人，迫使一人自杀，共死 9 人。当时称 为“ 八·四事件”，又叫 “八· 四血案”。此事成为邵阳县全县抓 “ 黑杀队 ” 的导火线。 [6]

3 ． “群众运动天然合理” ， 处处只闻杀人声

“ 八·四血案 ” 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各地群众舆论大哗，县支左办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柴德林 马上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他在会上说： “ 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杀死不是白杀死了，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 他反复要求干部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 糟得很 ” 和 “ 好得很 ” 的论断。他说： “ 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绝对不能向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泼冷水。 ” 这番话无疑是为“黑杀风”开了绿灯。

当时正值全国“军管”，县、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生产大队也是民兵营长说了算。他们手捧 柴 德林 赐下的 “ 尚方宝剑 ” ， 有恃无恐，一时间杀气弥漫，人心惶惶。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 ， 或分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 ， 或与五类分子有过火磨擦的人，都如临大敌 ， 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 ， 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尿桶和石灰、砂罐之类 ， 作为防卫武器。有的在要道上设关立卡 ， 派专人日夜防守 ， 盘查过往行人 ， 见生人就抓 ， 发现怀疑对象或打或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消息 ， 以便早作准备。更多的大队为防止 “ 阶级敌人 ”“ 黑杀 ” ，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 ， 平时爱提意见不服领导的 、 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人员 ， 以及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员 ， 全部集中起来 “ 办学习班 ” ，实行刑讯逼供，脚镣手铐，捆绑吊打，致伤、致残、致死 ， 抓“黑杀队 “ 之风愈演愈烈。

“八·四血案” 后，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最早行动。该队党支书陈善劝、“文革”主任蒋金祥、治安主任陈春锦（注：陈春锦原是县公安局干部，曾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受到处分，于 1962 年退职回家）三人在一个军属家里喝酒，听一个女人说 “ 地主子弟 ” 陈法林、陈儒成（ 1949 年参加人民解放军， 19 52 年转业到甘肃省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 ， 即 805 厂， 62 年因病带 30% 的工资回乡）两人在 “ 打禾桶边起拱子 ” （邵阳土话，即阴谋闹事之意），立即抓捕讯问，二人拒不承认欲 “ 阴谋起事 ” 。于是陈善劝等人率民兵将陈法林、陈儒成推到屋后山上，由治安主任持刀剖腹，未死，又用鸟铳将二人打死。此后又将从山西抓回的地主子弟陈儒林用乱棍打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该队先后共打、杀 7 人，迫使 2 人自杀，成了全县在抓 “ 黑杀队 ” 运动中杀人最早、死人最多的大队之一。 [7]

据塘田市区后来调查汇报：塘田市公社三角大队 1968 年 8 月 12 日 召 开大队党支部会，支书唐远亚说， “ 当前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紧张，许多地方出现了‘黑杀队’。难道我们这里没有？石门片的唐宋保常跑东安，这股风就是从东安传来的，难道他没有问题？ ” 会议提出，把三角片的唐建勋、唐庭方抓起来审向。为统一思想，第二天又召开了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统一分 工，抓人审向，方法就是捆绑吊打。唐建勋由于绳索吊断，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头皮跌破，鲜血直流，不省人事。有人说：捉虎容易放虎难，不如弄死算了。于是指派了几个地主分子，将唐建勋抬到兔子山桐子坪大漏岩里活埋了。石门片的唐宋保被抓后遭酷刑吊打，供出 “ 黑杀队头目 ” 唐慧方， “ 秘书 ” 唐岛生，还有出身不好的唐运阳、唐运生、唐方雄等；进一步逼供，又得到 “ 黑杀队 ” 要杀某某党员、某某干部、某某贫协等供词。 8 月 20 日 ，该片即召开党员、干部、贫协和 “ 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处理 “ 黑杀队 ” 成员，会议决定将这些人处死。 8 月 21 日 ，由支委唐运雨主持会议，宣布唐岛生、唐运阳、唐运生死刑，立即执行。会后由民兵将三人押送到芙夷江畔，推入河中淹死。唐岛生是台胞林月竹生于台湾岛上的儿子，故名“岛生”，本想送回故乡成家立业，服务乡梓，谁知遭此横祸，死时年仅 22 岁。 8 月 22 日 ，唐慧方、唐宋保也被推入河中淹死了。

“ 黑杀风 ” 越刮越凶，不少生产队干部组织农民到邻近市县抓本地在外工作的“五类分子”子弟。不少地方杀人后处理尸体的方式是往河里一丢了事。邵阳县处于资江上游，因此资江河下游河段的死尸日夜漂流不息，引起下游城市邵阳市民众极大震恐。

邵阳县“支左办”的军代表柴德林对杀人之风的蔓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据邵阳县公安局罗金陵等人回忆： 8 月 6 日 ，柴 德林 去电 ， 将部分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紧急召回开座谈会 。会上，柴 介绍了 “ 抓黑杀队 ” 的情况后强调说： “ 对死人问题 ， 你们不要指责 ， 不要追究责任 ， 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 “ 这是群众运动 ， 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 ， 是天然合理的 ”。 他还说： “ 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 ， 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 ， 打死不是白打死了。 ” 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 ，“ 好好学习 ‘ 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 ， 争当 ‘ 好得很’派 ， 而不要去当 ‘ 糟得很 ’ 派 ” 。他还提醒干部： “ 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 ， 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 ‘ 黑杀队’杀了 ， 或丢到河里去 ， 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 8 个小组下到各区社 “ 观阵 ” 。县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 “ 黑杀队 ” 抓出了几十个 “ 反革命组织 ” 线索 ， 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 ， 掌握一点情况 ， 不要让人将其杀掉 ， 以免断线 ， 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 ， 只听一片杀人声 ， 任何劝止、忠告 ， 那怕说 “ 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 ”， 都不起任何作用 ， 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 ， 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又都握有县“支左办” 柴 政委的 “ 尚方宝剑 ” 。在这种情况下 ， 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 ， 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 ， 参加 “ 三支二军”的 47 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 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 ， 搞 “ 形左实右 ”， 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 ， 反而越杀越凶。到 8 月中旬 ， 乱砍滥杀之风更为严重 ， 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 ， 有怀疑就杀。在这种混乱局面中 , 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有公报私仇的 ， 有挟嫌报复的 ， 有趁火打劫的，形势混乱到了极点。 [8]

4. 野蛮残忍至极的杀人手段

要了解 1968 年邵阳县抓 “ 黑杀队 ”这一滥 杀运动的残酷性，还必须了解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手段的残忍。当时常见的杀人手法有活埋、“ 铳决” [9] 、石砸 、 吊麻蛏（ guai ，去声，邵阳方言，将青蛙称作麻蛏） [10] 、 耙（锄）头挖 、捆绑 沉河 、 乱棍打死 、 绳索勒死等方法，通常死后对尸体不加掩埋，甚至不许其亲属收尸。

不过，在所有稀奇古怪的杀人手法中，上述几种还算比较“文明”的。以下各种让人在死前受尽各种折磨的杀人方法，则显示了杀人者的残酷阴暗心理 ：

擀面条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 ， 在抓 “ 黑杀队 ” 期间 去邵阳市办事 ， 被诬以为 “ 黑杀队 搬救兵 ” ，民兵们 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 ， 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 ， 铁棍两端各坐一人 ， 在其身体上压过来压过去 ，如同 擀面条一样 。 几百斤重的压力 之下， 只压得这位学生屎尿直流，骨头断裂而亡。

铁丝穿脚筋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 “ 黑杀队 ” 后 ， 在他家里挖地三尺 ， 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 ，并 对刘的家人画地为牢 ， 白天不准出门 ， 晚上不准点灯。最后民兵用烧红的铁丝穿过刘利民的一双脚筋 ， 吊到门前阶檐梁上 ， 再活活打死。

脑袋开花

县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 “ 黑杀队 ” 后，被人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 ， 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 ， 一敲几个洞 ， 一打一片红 ，杀人者将此方法命 名为 “ 脑袋开花 ” 。

铁锤锤手臂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 “ 黑杀队 ” ， 批斗时民兵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 ， 再用油榨坊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锤轮流捶打 ， 双手骨头被生生捶得粉碎 ，最后 一锤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 ， 被打成 “ 黑杀队 ” 后 ， 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 ， 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火烧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 “ 黑杀队 ” 后 ， 酷刑逼供 ， 上吊下烧 ，最后 被活活烧死，场景极为残酷。

烙铁烙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 ，系中 共党员 。“文革”初期 曾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 。 1968 年 7 月 28 日，当地一伙人把他当成 “ 黑杀队 ” 成员捆绑吊打 ， 将其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他的脊梁骨砍断 ，然后再将罗的 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 ，再 用烧红的烙铁在吕身上烙 ， 烙得流油冒烟 ，其状惨不忍睹。随后，这伙人 把罗吊在树上 ，直至 快断气时方才放下来，剥光衣服 ， 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 ，再 用乱石砸死。罗妻在当地无法生活 ，被迫 将大儿子送人 ， 自己带着小女儿改嫁他乡。

九公桥中学教师钟明良，家庭出身地主 ， 在“文革”中一度比较活跃。 1968 年 9 月， “ 贫宣队 ” （“ 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 驻学校，钟被诬为 “ 黑杀队 ” ， 关押了 13 天 。 关押期间 受尽酷刑， 先把他捆绑放在一间小屋里 ， 令学生们在楼上向他撒尿 ， 名曰 “ 坐尿牢 ” 。之后 ， 又把他双手向后反剪捆绑倒挂 ， 面向一盆大水 ， 绳索一松 ， 头即浸入水中呛水 ， 过一会儿再把绳头一拉 ， 使头部脱离水面 。 如此拉拉放放 ， 多次反复 ， 名曰 “ 顺手牵羊喝水 ” 。此外还用了 “ 荡秋千 ” 、 “ 铁丝穿手掌 ” 等十几种酷刑。“贫宣队”中有人说 ， 他还有个漂亮的老婆 ， 不要放过他 。 于是有人又想出了一个毒招 ， 用烧红的烙铁烙钟的生殖器，钟受尽酷刑而死 ， 时年 34 岁。

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豺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 ， 24 岁 ，“文革”初期 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 1968 年 9 月 10 日 ， 被诬为 “ 黑杀队 ” ， 在大队关押 24 天。刑讯逼供中，民兵将曾桂林的双手反绑吊起 来， 再在其脖子上挂一桶水 ， 身上压几块土砖 ， 活活拷打致死。其双目失明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已被打死 ，摸索着 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 。民兵 们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儿子的尸体都不获准，气得爬在地上咬土喊天。这伙人还把曾的家产抄劫一空 ， 把老人赶出家门 , 土改时分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 五马 ” 分尸

檀江公社税务干部蒋意兴，邵阳县水田公社人 ， 家庭出身地主 。 1968 年 8 月被诬为 “ 黑杀队”揪回家乡批斗之后 ，再 被押到一座竹山里 ， 由五个民兵分别将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扳弯吊下来 ， 再将蒋的头、双手和双脚分别捆到五根竹子尖上 。 然后 ， 五个人齐声高喊：一、二、三 ， 将绑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同时放开 ， 蒋这个活生生的人当即被五根竹子的弹力撕成碎片。

以上记述的杀人手法，于史料而言绝非可有可无之闲笔。设若中国文明进步，这一页耻辱的历史或使国人产生自省之心。

与人类历史上任何灾难一样，在受害者当中，女性所受的凌辱较男性更多。 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 ， 家庭出身地主 。本人 长相姣好 ， 追求者甚多。但她心高气傲 ， 对本乡本土的人全不放在眼里 。 高中毕业后与一个大学生恋爱，择日成亲。 1968 年 8 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 “ 黑杀队 ” ， 从新房中抓出批斗 ， 毒打不屈 ， 被这伙人把衣服剥光 ， 并在其乳房和私处乱摸乱捏 ， 吕不甘受辱 ， 破口大骂 “ 流氓、畜牲 ， 不得好死 ” 。垂涎者脑羞成怒 ， 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然后用铁丝穿其乳头 ， 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黄塘公社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实施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在这场屠杀当中，人性中最阴暗的丑恶被激活了，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与民兵不仅以杀人为乐，还要凭借其淫威制造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 ， 1949 年以前 教私塾为业，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两年保长 ， 土改时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他被人诬指为 “ 黑杀队” ，虽受尽各种酷刑，直至皮裂骨折筋断， 奄奄一息， 仍然不肯招认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该队干部将其做铁匠的儿子叫来，说： “ 你父亲是 ‘ 黑杀队员’ ， 现行反革命分子 ， 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 ” 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 ， 只好强忍悲痛 ， 横下心来，在众目暌暌之下 ， 噙着满眶热泪 ， 把垂死的老父亲往肩上一杠 ， 走到小河边 ， 狠心往河里一抛 ， 让其父亲随波逐流而去。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张南卿（中农成份）被诬为 “ 黑杀队员”后 ，受尽酷刑， 干部们强令张的两个弟弟将张丢到老煤窑里窒息而死。这种逼迫亲人下手杀亲人的方式可谓丧尽天良，既使生者蒙受丧亲之痛，还要让他们承担巨大的道德心理压力。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生产队长蒋柳桥 ， 男 ， 贫农 。“文革”初期 因参加名叫 “ 资江烽火 ” 的群众组织，于 1968 年 9 月 12 日 被诬为 “ 黑杀队 ” ，在公社机关 被加上 脚镣手铐关了一个多月 。 1970 年的 “ 一打三反 ” 中又被关押批斗 ， 用铁钉鞋掌嘴 ， 用扁担砍腰 ， 只打得他遍体鳞伤 ， 痛不欲生 ， 被迫悬梁自缢 。 死后被定为“畏罪自杀”，说他不如一条狗 ，并 强迫其家属扎个草人 ， 将蒋生前的衣裤套到草人身上 ， 挂上 “ 畏罪自杀 ， 不如一条狗”的牌子 ， 批斗三天三夜。

绝大多数死者在被处死之前，都遭受过非人的侮辱。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贫农社员王有柱，因参加 “ 资江烽火 ” 群众组织被诬为 “ 黑杀队 ” ，被捕入监，反铐 “ 背包狱 ” 9 天 9 夜，因其屎拉在监狱角落里，被看守按住头，踩住脚，逼着把粪吃掉。还有人被酷刑折磨得自杀以明无罪。下花桥区出现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被诬 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因他出身地主而被怀疑，饱受酷刑，邹受刑不过，被迫拿菜刀当众剖腹 ，让人看自己“心是红的还是黑的”， 肠胃流了满地，气绝身亡。

在抓 “ 黑杀队 ” 的过程中，刑讯手段之残忍，杀人手段之惨无人道，真是不胜枚举，也卒不忍闻。对出面制止或提出不同意见者，杀人者均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 “ 黑杀队 ” 同罪，因此丢命者大有人在。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暴行泛滥。人们私下形容当时的杀人狂潮： “ 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只有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 ” 干部是 “ 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低头）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意谓命悬一线），日夜提心吊胆 ” 。这 确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5. 塘田会议，智勇陶柏荣制止杀人风

“黑杀风”延至 8 月下旬 ， 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接二连三 ， 死状甚惨，两岸观者云集 。 居于资江下游的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 ， 水质腥臭。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民众哗然 。当时邵阳市既是行署、地委驻跸之地，也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 地区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捞埋尸体 ， 每具尸体工费 10 元 ， 加草席一床裹埋。市公安局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沿河捞尸 ， 运到郊外掩埋。邵阳市民怨鼎沸： “ 真是黑了天了！（暗无天日之意）”

这时，一个邵阳地区人民不应忘记的人出现了。 8 月 24 日 ， 解放军 47 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率 139 师施工连经衡阳、邵东、到达邵阳县境内 ， 驻扎在塘田市区国防线路增音站。塘田市杀人风甚炽， 风声渐传至陶柏荣耳朵里。 某一天，陶柏荣听说又有人被当成 “ 黑杀队 ” 打死了，接着看到一队农民气势汹汹地手执各种武器，将被捆绑成一串的多个人往河里推。经询问 ， 方知是当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在处死 “ 黑杀队员” 。 面对如此血腥的混乱局面 ， 地方当局居然装聋作哑，无人过问。陶柏荣出于人的良知，毅然冲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禁条，挺身而出 ， 迅速赶到到塘田市区委机关 ， 找到区武装部长肖长青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 斌 ， 三人交流情况后商定 ， 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 由部队出面 ， 以 47 军师政委的名义 召集 区、社机关全体干部和各大队主要领导三级干部紧急大会。 8 月 25 日 上午 ， 与会人员全部到齐 ， 区礼堂座无虚席 ， 由陶柏荣政委做报告。陶政委重点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观念 ， 狠批乱抓、乱打、乱杀人的无政府状态 。他 明确指出，乱杀人是极其错误的 ， 是违法犯罪 ， 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之人也应该交由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今后谁再乱杀人 ， 不管他出身如何 ， 都要追究法律责任 ， 以命偿命 。陶柏荣要求所有与会人员散会后甄别所抓人员，有问题的上交 ， 其余的全部释放。陶柏荣作报告时正气凛然 ，态度 果敢坚定 ， 话语掷地有声 ， 震慑力极大。当时全国“军管”，军队威信极高，他那句 “ 以命还命 ” ，使那些杀人者意识到后果严重 。陶柏荣考虑到全县类似的问题可能极其严重 ， 自己又军务在身 ， 便以师政委的名义与县支左办 柴德林 政委通了电话 ， 通报了塘田紧急会议的情况 ， 并要求县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 ， 坚决刹住乱杀人之风 ， 绝不能任其继续蔓延 ， 危害人民。 [11]

“塘田会议”使炽热的杀人之风得到遏止，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9 月 3 日 ，邵阳 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及全体官兵迅速召开紧急会议 ， 决定以“塘田会议”为榜样 ， 进一步研究制止乱杀人问题 ，会上做了 4 条 决定：一，严格依法办事 ， 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秩序；二，严禁随意抓人杀人；三，区、社不准介绍（本地干部、民兵等）到外地抓人；四，一切在押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 ， 真正有罪的送县军管小组处理。但因紧接着又大刮所谓的 “ 红色政治台风” ，“ 清理阶级队伍”， “ 杀人风”与“刮台风 ” 同时并进 。 直至 10 月，肆虐近 5 个月之久的 “ 黑杀风”才算基本平息下去。

制止杀人的陶柏荣是个有胆有识、谋大事不拘小节的人物。数年后，陶柏荣转业到邵阳市，有死里逃生者登门求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 他才将自己当时所冒的风险说了出来： “ 那次我也犯了个冒充师政委的错误 ， 因为县里也是团级 ， 都是同级 ， 他会听我的吗？幸好当时不戴军衔 ， 使我冒充成功 。 回部队后 ， 我还向师领导作了检讨 ， 得到了师首长的谅解和支持 ， 才侥幸过了这一关。”

1974 年，地、县联合调查团 经过 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结果如下：全县在抓 “ 黑杀队 ” 运动中，共抓了 11,177 人，关押 7,781 人，私设监狱 702 处，自制镣铐 1,587 付，被打死、杀死 322 人、逼迫自杀 669 人，共计死亡 991 人；另有 113 人致残。

三、 1970 年滥 杀风再度兴起

塘田会议后，大部分地区的 “ 黑杀风 ” 开始平息。但由于极左路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有人怕 “ 留下活口遭报复 ” ，务求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据塘田市区了解，该区在会后又追杀了 30 多人，其他各地也有追杀现象。有的地方则等待时机，准备新账老账一起算。在 1969 年的 “ 斗、批、改 ” （ 又叫“三分之一”，因为全县的斗、批、改运动计划分三批搞完）运动和 1970 年的 “ 一打三反 ” 运动中，又相继发生了捆绑吊打和刑讯逼供等死人事件。

1. 邵阳县革委会主任汪某的“七杀令”

1970 年春 ，全国 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 ， 广泛开展 “ 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 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 的 “ 一打三反 ” 运动，具体到邵阳县，就成了抓“黑杀队 ” 的继续。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 ， 邵阳县召开 3,000 人的干部大会 。 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 汪 某在会上声色俱厉 、 杀气腾腾地说： “ 这次 ‘ 一打三反 ’， 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 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泥浊水、资产阶级毒瘤 ， 也就是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 以及有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人 ， 全部、干净、彻底地清查出来 ， 该抓则抓 ， 该关则关 ， 该判则判 ， 该杀则杀 ， 以免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 ， 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害群之马 ， 绝不能心慈手软 ， 要下狠心将他们一网打尽 ， 斩尽杀绝。”紧接着，注主任一连喊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等七个“杀”字，说 “ 要杀出全县城乡一片红 ， 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邵阳县全境立即陷入一片惊惶恐怖之中。

据原和平公社党委书记陆古成回忆 ， 会议当晚，该社即有 7 人被吓得自杀身亡。他的回忆足以佐证当时的恐怖气氛：此时县里正筹建氮肥厂，向和平公社布置红砖生产任务，陆古成不该在电话里询问，红砖的价格是按市场价还是按调拨价？结果被县革委会主任在全县电话会上大骂特骂，说他 “ 算资本主义帐 ” ，是 “ 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 ，要 “ 查他出身九代 ” ，并 “ 撤职查办 ” 。后来，县委果然派出专案组对陆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工作经历明查暗访，彻底调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但陆古成为避祸，就此辞职，远走高 飞。 [12]

2. “学习班”成了阎王殿

“ 一打三反 ” 运动分为农村、县城两大块。县直属机关集中财贸、工交、卫生、农、林、水系统干部 ， 举办所谓 “ 三清三反 ” 学习班 ， 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学习班地址选在靠近县人武部 、 紧邻芙夷河畔的原县一中校舍。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 ， 再选拔 177 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参加 。“ 造反”起家、红得发紫的县革委常委黄明宣负责全盘操作。办学习班前培训骨干时， 柴 政委强调： “ 怀疑就是对象 ， 交代就是证据 ”，“ 箩索就是逮捕证 ， 吊断箩索数现钱。”他还告诫大家： “ 林副统帅指示 ， 文化大革命有大战役小战役 ， 文战役武战役 ， 配合进行 。 现在是 200 米 拼刺刀的时候了 ， 不要心慈手软 ， 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 ， 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的行动口号是： “ 领导者威风凛凛，指挥者杀气腾腾 ， 执行者步步扣紧 ， 搞得他们昏昏沉沉。”

学习班一共开办了 3 期 ， 先后有两千多人参加 ， 由黄明宣一手操作 。黄 仍然沿用抓“黑杀队 ” 、 “ 刮台风”那一套极左的高压手段 ， 动用了集中国酷刑之大成的 40 多种刑罚（ 详见附录 1 ） ， 半数以上人受过多种酷刑 ， 3 人被逼死 ， 41 人被毒打致残。群众如此描述这学习班：“四门紧闭站双岗 ， 中间流动背起枪 。 大房子设刑场 ， 小房子搞审判 ， 大礼堂设法场 ， 进了一中无有好下场。”在严刑逼供下 ，学习班的人当中有 82% 的人被打成贪污、盗窃分子、反革命、或其他坏分子。

九公桥粮站保管员王克俊 ， 60 岁 。在学习班期间， 他经受了 21 种刑罚 ， 9 次昏死 ， 坐黑牢长达一年多 ， 被毒打致残。后查证落实 ， 只有 34 元钱账目不清。

黄亭市粮站会计罗庆云 ， 家庭成份中农 ， 红旗公社红旗大队人 。 原怀疑他是只 “ 大老虎 ”， 用 “ 车轮战术 ” 轮番轰炸 ， 两天两夜 间用尽 各种刑罚 。罗 实在无法熬下去，趁上厕所时用剃须刀片割颈自杀 。 死后 ，学习班 立即召开大会 ， 说罗以自杀向党“示威 ”， 对抗运动 ， 是自绝于人民的 “ 现行反革命分子 ”。还 举办了罗的 “ 罪行展览会” ， 从国库取钱取粮 ， 派专车从他家里把稍值钱一点的东西 ， 包括他妹妹用作嫁妆的被褥 ， 全部拉到县城塘渡口做 “ 罪证展览 ” 。更让人奇怪的是，罗死后一年多，即 1971 年 3 月 4 日 ， 县人保组、军管会还发出“联合通知” ， 要 “ 罗庆云遵纪守法 ， 老实改造 ， 争取成为新人 ” 。杀人者的草菅人命与漫不经心 ， 由此可见一斑。

李根银 ， 下花桥区医院革委会副主任 ， 复员军人 ， 共产党员。 1970 年 3 月作为积极分子和接班人来参加学习班。只因在一次夜晚巡逻放哨时说了一句， “ 听说中央来政策了 , 松了”，就被扣上 “ 动摇军心”的帽子 ， 成了“运动的绊脚石” ， 批斗 3 次后交附近的沙坪大队农民监督改造。李实在想不通 ， 割颈自刎。死后被定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 “ 现行反革命分子” ， 不准家属收尸 ， 不准埋棺材 ， 不准亲友吊唁。当地群众将李的遭遇编成顺口溜： “ 头天是红人，二天是罪人，三天是死人 ” 。

国营五丰铺林场工人莫益成， 1968 年秋 “ 刮台风 ” 时被打成 “ 炮打三红 ” 的“坏头头”，已经被整过一次。 1970 年 “ 一打三反 ” 中又被说成是 “ 贪污盗窃 ” 分子，新帐老帐一起算。时值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学习班强迫他脱光衣裤，在雪地里接受批斗。这天其妻分娩，无人照管，婴儿被活活冻死。

学习班的“经济帐”算得更加离奇古怪，旷古未闻：厨师尝菜的咸淡 ， 炊事员吃锅巴 ， 酿酒工尝酒，药剂员检药、煎药 ， 养路工坐车 ， 值班员睡公铺 ， 屠业员扣秤 ， 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师家属按当时的政策享用 “ 四属户 ” 照顾粮、公费医疗与粮食补差等等 ， 都要按工龄长短累进计算 ， 高价退赔。一个区机关的炊事员因吃锅巴、尝菜 ，共计 退赔 1,630 元 ； 一个屠业员 因 卖肉扣秤加罚款共 9,999 元 ， 因为考虑到上万元就是死罪 ，人被 杀之后就无法收退赔款了。甚至连教师星期天休假 ， 也要罚 1.3 元钱一天 , 理由是农民没有星期天（注：当时视工厂所有制不同，学徒工一个月 18 － 20 元，工人一个月 32 － 36 元） 。

县中医院一位姓肖的煎药工 ， 62 岁 。 在学习班上有人质问他说： “ 你天天帮病人煎药 ， 药中有红枣、桂圆、党参、当归等补药 ， 你就没有呷过一点？”肖答： “ 中药配方有一定的份量 ， 哪个敢乱动。”主持人大喊： “ 不老实 ， 吊起来。”肖老头怕吊打 ，心想 好汉不吃眼前亏 ， 就承认尝过一些甘草、党参。主持人追问： “ 究竟呷了多少？”答： “ 两三片吧！”片、钱在邵阳话中发音相近。主持人又问： “ 一天三钱是不是？”老肖心想 ， 只要不吊打 ， 三钱就三钱， 于是 回答说 “ 是 ” 。肖老头从事煎药工作共 10 年，最后由主持者算帐：一年 365 天 ， 一天 3 钱 ， 1 年就是 10 多斤 ， 10 年共 1 百多斤 ， 甘草、党参各半，按市场高价计算共 140 多元。结果硬逼肖如数退赔。

更奇怪的还有：受害者被抓，要出抓人费 ； 被看管，要出看守费 ； 被调查，要出脚步费 ； 被审讯，要出烤火费 ； 被吊打，要出手续费；连头戴高帽，身穿白褂 ， 颈挂黑牌 ， 都要按制作成本和加工费，高价算钱。这笔钱没人能够逃交，有的交钱赎人 ， 有的从工资中扣除，还有的在平反复职的补助费中扣除，并说这是 “ 照章办事”。有个人被关押 35 天 , 各项费用 105.6 元 ， 要家属交钱赎人。还有个人被打死 ， 要家属交 300 元领尸 ，死者家贫 交不出 ，妻子 被活活气死 ，最后还是他 人帮忙将房屋发卖 ， 交了钱才把尸体领回去。有个现役军人回家探亲，看到如此情形，说了句 “ 如此搞法不符合党的政策”，立即被戴上 “ 破坏运动 ” 的帽子 ， 坐牢数月 ， 被毒打致残，还被罚跪 罚 喝尿。

教师虽然未参加学习班 ， 但也有 470 人被抓斗审批 ， 有 241 人惨遭毒打 ， 7 人被迫自杀。学校并没有什么经济问题 ，黄明宣等人 便挖空心思 ， 亮出 “ 高招”：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 ，没有资格 享受公费医疗和粮食补差，要按高价退赔 ；其 家属在农村按 “ 四属户 ” （即干部家属、职工家属、教师家属和军属）吃照顾粮的 ， 要按自由市场的价格退赔差价 ， 星期天未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教师要退赔一天的工资。长乐公社的周凤翔因此退赔 314 元 ； 王玉清退赔 787 元 ； 赵碧霞退了 402 元 ； 双江公社的郭雄退赔医疗费 290 元 ， 退粮食补差款 90 元。当时小学教师的月工资高的为 48 元 ， 低的仅 32 元 ， 几年不吃不喝也难交完这些退赔账。 [13]

3. 农村深挖“反革命集团”

农村的 “ 一打三反 ” 以深挖 “ 反革命集团 ” 为主。据县公安局统计 ， 在抓 “ 黑杀队 ” 和 “ 一打三反 ” 运动中，全县共挖出“反革命组识” 98 起 ， 成员 744 人 。 蔡桥公社有 13 个大队，其中 10 个大队挖出了“反革命组织”：黄亭市公社茶铺大队打出了 5 个“反革命集团”。

在这些案件中，河伯公社的“五洞反革命集团案”可算是惊天冤案。详情如下：

此案缘起 1968 年 8 月大抓“黑杀队”之时。当时五洞大队分为两派，互相攻击。有人说地主子弟陈良柱在邻近的东安县打工，抄回了刘伯温的《烧饼歌》和《五公经》，并且秘密传播，这在当时属大逆不道的 “ 反革命言行 ” 。大队干部即据此罗织了 “ 以地主子弟陈良柱为首，地主分子陈夷如为后台的反革命集团 ” 案，陈良柱被惨杀。两个小小的生产队，折腾得昏天黑地，神哭鬼嚎，县里马上派人帮助破案。在办案过程中，该专案组负责人、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侦破组长陈某某，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做思想工作、与所谓 “ 反革命分子 ” 划清界线、积极检举揭发为由，对该队 “ 反革命分子 ” 陈时元年轻貌美的妻子廖某某威胁利诱，逼迫成奸，而对其夫陈时元则严刑吊打，酷刑问罪，百般折磨致死，廖女被陈霸占长达 7 个多月。在此期间，陈某廴发现有谁议论其男女之事，就给谁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捆绑吊打，酷刑逼供，投入监牢。结果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反革命集团”也越滚越大，最后在五洞大队 100 户人当中竟有 96 户半成了“反革命”，占 96.5% ， 其中这“半户”指陈时元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致死，其妻廖某某既被陈长期霸占，便被排除在“反革命”之外。 这个 “ 反革命集团 ” 中计有 30 人被严刑拷打逼供， 18 人被逮捕入狱，最长的坐牢 28 个月，最短的也坐了 8 个月； 7 人被判刑，刑期短的判了 4 年，长的判了 20 年，其中 6 人致死， 5 人致残。这就是 “ 五洞反革命集团案 ” 中的 “ 杀夫奸妻案 ” 。由于“反革命分子”特多，本队的社员要分散交外队管制、监督，同时还要请外队人到本队来当队长。

这一耸人听闻的冤案从 1968 年抓 “ 黑杀队 ” 开始，于 1969 年“斗、批、改”当中定案，当地干部、 群众受苦之深，冤屈之重，罄竹难书。此案虽经受害人（即被该干部霸占的陈时元之妻廖某某）多次反映上诉，又经正县级离休干部张必烈等 3 人查证核实，但因派性干扰等种种原因，直至 80 年代末全案才获平反，而后，当事人陈某某已死，只好不了了之。 [14]

黄塘公社有 8 个知识青年参加修水轮泵站非常卖力，被群众誉为 “ 八大金刚 ” 。因 8 人特别团结，有人便怀疑他们可能有不轨行为，公社 “ 一打三反办”旋将其定为 “ 反革命组织 ” ，名称就是 “ 八大金刚 ” 。抄家时抄出一张 8 人 合影照片，以此为 “ 反革命集团 ” 的“证据”，又将一首自勉诗说成是 “ 反动纲领 ” ，一张寿筵入席名单说成是 “ 反革命组织 ” 成员名单。在 “ 如山铁证 ” 面前，这 8 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结果查了半年，什么“反革命活动”都未查出来。谷州公社的 3 个下乡知青因晚上喜欢聚在一起散步谈心，也被怀疑是搞 “ 反革命活动 ” ，画地为牢，惨遭横祸。

那时整人的花样百出，什么残酷，什么刺激“新鲜”，就用什么。在 运动中，双清公社双龙大队院子生产队贫农张自卫被指控为“与反革命有牵连” ，遭到 种种酷刑均不肯“认罪”。有人便想出一个毒招：让张屁股半蹲 ， 双腿微屈 ， 如同打拳的坐桩一般 ， 脚板下各放青砖一块 ， 双膝上再各放土砖一砣 ， 屁股下面的土地上插梭标一柄 ， 标尖向上，对准屁股 ， 脖子吊在一根垂直的箩索上 ， 再用两根稻草把两个大姆指吊起来 ， 名曰“练功桩”，两分钟不到人就昏厥。

抓经济问题，整人整得更惨。例如，和平公社新河大队张十延是个祖传牙医 ， 技术好，医德佳 ， 很受人欢迎 。他 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外出镶牙 ， 按规定缴款。运动中说他在外 “ 搞投机倒把 ”，走 资本主义道路，赚钱盖新房 ， 将其关押批斗 ，其所有 财产包括新砌的房屋在内一律没收充公。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队赤脚医师简雪波，在运动中被指控为“有经济问题” ， 是 “ 新生的资本主义 ” 典型，被关在大队部办“学习班” ， 后来惨死在被关押的小屋里。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妇女主任邓细妹怀有 5 个月身孕 ， “ 一打三反 ” 中遭诬陷 ， 强迫她脱光衣裤坐在装满水的大澡盆里 ， 名曰 “ 坐水牢 ”，最后被 活活折磨而死。陈勋尧是河伯公社上阳大队 19 生产队人 ， 贫农，曾贩卖过几疋土布 ， 1970 年 “ 一打三反 ” 中被当作 “ 投机倒把分子 ” 批斗 ， 背脊骨被打断 ， 睾丸被捅烂 ， 疼痛难忍 ， 上吊自尽。死后当地干部不准家属哭 ， 不准送葬 ， 还要在棺材上贴上 “ 反革命分子陈勋尧死鬼灭魂 ” 的字条 ， 勒令他儿子陈上喜照着念 ， 念完后还要高喊 “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勋尧 ” 的口号。谢习之乃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人 ， 贫农 ， 篾匠， 1962 年起外出搞副业 3 年 ， 每年按规定缴款投资 ， 未欠集体分文。 1970 年搞 “ 一打三反 ” ，“ 县革委会”工作组进驻该队 ， 将他定为“资本主义典型” ， 算了 3 笔 “ 剥削 ” 帐： 3 年中先后带徒弟 6 人 ， 每人每年算雇工剥削 180 元 ， 共 3,240 元 ， 按 60% 退赔，计 1,944 元；在外给人打晒簟 936 床 ， 每床暴利 0.5 元 ， 计 468 元；在新宁县花 500 元买了一座旧屋架子回家修屋 ， 剩余部份木料 ， 做了 4 副棺材 ， 出卖 2 副 ， 得 230 元 ， 重罚 500 元。 3 项合计 2,916 元 ，责成 立即退赔。谢思量全部家当也没有这个数 ， 被逼悬梁自尽。刘再兴是新建公社新民大队团支部副书记 ， 贫农，回乡知青，因爱提意见被人怀恨在心。 “ 一打三反 ” 时被诬为反革命 ， 关入烤烟房 ， 打得遍身鳞伤 。 他咬破手指写血书 ， 说自己不是“反革命” 。被 释放后的一天 ， 刘正在理发 ， 被人叫去大队部 ， 一个多小时以后 ， 被吊死在梁上 。 不但无人追查其死因，反而将其宣布为“反革命” ， 为其画相供大队和生产队批斗。

以上只是少数几例。全县农村的 “ 一打三反 ” 历时一年，共有 19,721 人受到迫害 , 其中贫下中农 17,016 人，约占受打击人数的 90% ， 6,417 人被关押 ， 15,340 人被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 ， 定性金额 123 万多元 ， 抄家 1.6 万户 ， 抄走各项财产无数 ， 有 307 人被迫害致死 ， 91 人被打成残废 ， 不少人被整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是邵阳县继 “ 抓黑杀队 ” 、 “ 刮台风 ” 后 的又一次浩劫。

四、充满荆棘的冤案平反之路

与其它地方相比，邵阳县的政治运动的残酷与多发均属罕见。但这些运动早已使当地政界的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形成一个个利益死结。 1974 年试图平反冤案而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杨荫甫还因此蒙受不白之冤。在这种局面下，当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冤假错案已经平反时，只有邵阳县还徘徊在历史罪错的阴影之中。

1. 1974 年冤案调查，查冤案者反蒙冤

1973 年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时，曾经给邵阳县带来过一缕短暂的春风。杨荫甫是河北省滦县人， 1949 年 3 月随军南下，历任邵东县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文革”初被打倒，下放到农场喂猪。 1972 年 9 月，调邵阳县任县革委副主任， 1973 年 7 月改任县委书记。这种经历使杨荫甫与邵阳县的政治势力无任何利益关系，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当地的政情。更重要的是，从 1968 年抓“黑杀风”以来，一直在邵阳县主政的柴德林此时退居二把手位置。
杨 荫甫 履任之后，发现邵阳县的极左问题极其严重，在“抓黑杀队”等各项运动中死人上千，仅次于以滥杀闻名于世的湖南道县，遗留下来的政治恩怨更是纠结牵缠，民怨郁积。这些情况使杨荫甫寝食难安，他多方奔走，获地区领导批准，组织联合调查团，第一次大胆地摸了这个极左路线的“老虎屁股”。当时确定的调查措施及后续措施有二：第 一、对农村组织地、县联合调查团，分期分批调查摸清抓 “ 黑杀队 ” 的死人情况，再依法处置；第二、对机关单位 “ 清队 ” 中被错误地开除的干部适当收回，重新安排工作。 但一则由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仍然是极左当道，二则因为邵阳县的极左路线一向较其它地区更甚，多年的政治斗争使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情况格外复杂。杨主持的调查处处受到掣肘。

1974 年 4 月，由 100 余名干部组成的调查团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县自 1968 年以来 “ 黑杀风 ” 前后所发生的滥杀事件，包括 “ 刮红色政治台风 ” 、 “ 清理阶级队伍 ” 和 “ 一打三反 ” 在内，做了一次全面调查。 1974 年 5 月 1 日，中共邵阳地委正、副书记，邵阳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等地方军政要员齐集邵阳县委，听取调查团的汇报。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案，使得领导们喉哽鼻塞，热泪盈眶，一致表示要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极左遗患，地委将从财政上予以大力支持。中共邵阳地委还以 14 号绝密文件向中共湖南省委及中共中央汇报。

同年 5 月，调查组把 “ 抓黑杀队 ” 和 “ 一打三反 ” 中使用过的刑罚，筛选、汇集成 72 种，再用一尺见方的硬纸板，用漫画形式绘制成“ 72 种刑罚图”，公开展出。结果大受欢迎，大家一致要求由县总工会牵头，组织汇报团，带着“ 72 种刑罚图”层层上访，既向各级领导机关详细汇报、展出，又能收到较好的直观效果。

7 月初， 5 人汇报团组成，由张介山、尹邦宋负责，从地、市到省，层层组织大中型汇报会，场场爆满，反响极为强烈，纷纷要求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孙国治表示：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 汇报团于 14 日到达北京后， 找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该站人员听说是汇报一个县的情况，十分热情，由站领导亲自听取汇报，整整听了一天，边听、边问、边记， 非常认真负责。接待站负责人最后表态： “ 一个县死了那么多人，那个主要领导是要负责任的，我先给你们省里打个招呼，要他们调查处理上报，再将你们的汇报材料整理成书面文件，上报党中央，请你们先回县里等候消息。 ” 谁知 汇报团 回县后左等右等，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到。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怪事，“ 72 种刑罚图”被人从北京的招待所偷走了，据说至今还收藏在邵阳县公安局的档案柜里，当作一颗 “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磅炮弹 ” ，准备 “ 秋后算账 ” 用。

1974 年冬，冤案调查工作有了眉目，被错误 开除的职工也收回了 300 多人（不到被错误开除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 全国 “ 批极左 ” 的大气候却转了向，左祸又成熊熊之势。于是，在邵阳一种说法占了主导地位：调查 “ 黑杀队 ” 是 “ 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 ，是 “ 为牛鬼蛇神翻案 ” ；杨荫甫是 “ 反党乱军的派头头、派书记 ” 。于是，以 “ 贫下中农 ” 为名的告状信不断向地委、省委飞去。 1975 年 5 月，没有地方势力根基的杨荫甫被迫调离邵阳县。这项意在寻公义、正人伦的调查，也为杨此后的仕途埋下了“地雷”，成为他后来屡屡挨整的主要原因。 1976 年冬， “ 四人帮 ” 被粉碎。这本来是给极左路线的当头一棒，在 “ 清查与 ‘ 四人帮 ’ 有牵连的人和事 ” 时，省委向邵阳县这个 “ 文革重灾区 ” 派出了工作组。但该工作组却依靠邵阳县委坚持极左路线的原班人马，给反极左的原县委书记杨荫甫硬戴上 “ 四人帮黑干将 ” 的大帽子。他们声称： “ 1974 年杨荫甫在邵阳县的所作所为，是向‘四人帮’提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黑炮弹，就是篡党夺权，就是为地、富、反、坏、右翻案，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 从此，杨荫甫成了邵阳地区的头号清查对象，后被撤职，留党察看两年，调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守大门。邵阳地委同时还宣布：将 1974 年杨荫甫主持的有关抓 “ 黑杀队 ” 等的调查报告、领导讲话、工作简报、统计数字及其他一切有关资料，通统作废并彻底销毁处理。结果，凡是参与或支持地、县联合调查团调查过 “ 黑杀队 ” 的人，都成了 “ 杨荫甫之流 ” 或 “ 四人帮的残渣余孽 ” ，遭批斗、拘捕，甚至被投入监牢。笔者亦是其中之一。

1978 年以后，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拨乱反正”，“地、富”“摘帽”，“右派”“纠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而中共邵阳县委反而利用 “ 清查”的机会，以 “ 积极参与并支持大乱邵阳县篡党夺权活动 ” 的罪名，多次下发文件，处理干部 14 人，其中撤职 10 人，党纪或政纪处分 4 人 ，进一步制造出一批冤、假、错案。 [15]

不过，杨荫甫主持的调查毕竟为邵阳县 1968 年抓“黑杀队”以来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见证这段痛史的重要材料。

2. 不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邵阳县委挂出了 “ 落实政策领导小组 ” 的牌子，除了全国皆推行的“右派”“纠正”，“地、富”“摘帽”外，该地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对“文革”中抓“黑杀队”、 “ 刮台风 ” 、 “ 清队 ” 和 “ 一打三反 ” 中伤亡人员及财产损失作第二次调查摸底。这次的处理方法是：政治上平反，经济上适当补助，全县共补助 币 22,080 元。 处理极不彻底，依然上访不断，鸣冤不止。

1985 年 6 月 ， 罗安荣任邵阳县委书记 ， 他按照中共湖南省委（ 1985 ） 12 号文件的精神，决定对“文革”中抓 “ 黑杀队 ” 等 一系列 乱杀人事件作第三次调查处理。当时，邵阳县的干部们因各自的利益关系，对处理“文革”中的各种乱杀人事件认识差异很大。有的重弹老调说， “ 贫下中农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搞，会影响大局，不利于安定团结 ” ；而有些出身较好的受害人亲属则扬言， “ 政府不管自己管 ” 、 “ 血债要用血来还 ” ，大有报仇血恨之势，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种思想情况，县委新班子以省委文件为依托反复强调：杀人是严重违法的犯罪行为，依法处理“文革”中的乱杀人事件，是伸张人伦，伸张正义、伸张法纪，伸张大是大非，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受害人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重大举措；“文革”中的乱杀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再用以牙还牙的方法来处理，只能在法律的基础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公平合理地解决。随后，邵阳县学习、借鉴了道县的经验，组织了 230 人的“专案班子” ， 专门从事落实政策工作，对在 “ 抓黑杀队 ” 、 “ 刮台风 ” 、 “ 清队 ” 和 “ 一打三反 ” 等运动中的死人问题 ，作 第三次调查摸底。

经过这次调查，按照 “ 特殊情况 , 宽严适度 ” 的原则 ， 邵阳县重点立案查处乱杀人事件 134 起 ；查处 主要责任人 280 人 ， 清查后定性处理 242 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 19 起，责任人 30 人，纪律处分 217 人 ， 其中开除党籍 128 人 ， 留党察看 63 人）；受处分人员中 ， 国家干部 34 人 ， 开除出党 11 人 ， 留党察看 9 人，农村党员受处分的 208 人 ， 其中大队以上干部 152 人 ， 定为杀人罪的 117 人 ， 犯严重错误的 19 人；因主要责任人巳死或责任分散未立案查处的 92 起；对 947 位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 ， 恢复名誉 ， 用县政府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对死者遗属按不同情况 分别 实行常年分月补助，对致伤致残者发定期生活补助费，有房屋和财产损失的 ， 原物在的退原物 ， 原物不在或受损的折价赔偿，被迫外逃者照样安排田土山水 ， 以便其回乡安居乐业；对有特殊困难的遗属 ， 批准解决农转非 7 户 10 人 ， 招工商户 2 人。原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黄明轩 ， 原区委副书记蒋昭元 属于“造反”起家的干部，按“ 清查三种人 ”的原则处理， 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而在 杀人事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 柴德林政委， 因邵阳县的干部民众对其怨恨颇深，无法立足，早于 1977 年 12 月调离了邵阳县，迁回其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对其“文革”草菅人命之罪，有关方面并未给予任何处理。

直至 1987 年底，对邵阳县始于 1968 年抓 “ 黑杀队 ”以来的系列杀人事件的追究处理 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文革”在中国的结束时间是 1976 年，而邵阳县平反“文革”期间大规模杀人冤案，却比“文革”结束晚了将近 10 年。在邵阳县， 从冤案始直至平反，前后 经历了八届县委领导 ，其间种种政治较量， 的确耐人寻味。更令人不满的是，当年首倡调查“抓 黑杀队 ” 的杨荫甫等一大批干部，曾因 “ 篡党夺权 ”罪名被 撤职或遭党纪、政纪处分，他们至今未获任何甄别，更谈不上对他们落实政策。当时对他们作错误处理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这些受冤干部的档案袋里。“文革”过去已 30 多年了，但在邵阳“文革”余毒至今依然存在。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