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60年
沧海桑田60年
本期杂志出版之日，正逢中国政府举国投入大事庆祝中共建政60周年。本刊编辑部特邀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回顾解析中共建政一甲子对中国社会的真实影响。
程晓农在“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发展轨迹背离了社会公正，20多年下来越陷越深，已很难再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了。他认为，社会公正不是一面偶尔拿来点缀“盛世风光”的彩旗，也不是一个用空话充填的宣传口号，它是一个关系到国运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衡量发展模式优劣的标准，它甚至还制约着发展的路径与成败。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为谁发展、让谁获益。社会不公不只对社会观念、公众舆论、社会结构变动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同样可以改变经济走向。长期的社会不公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畸形化，进而影响消费、投资的结构，最后导致对出口、政府投资项目和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于是，“国内需求不足”与畸形增长方式互为因果，构成了中国经济走不出的“闭环”。要解决发展难题，不可能单纯从经济社会领域寻求出路。
吴国光“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瓶颈”一文着重梳理中国现代以来发生过的三次“轮回”及其深层原因。作者分析了从20世纪初以来的慈禧新政、辛亥革命，历经五四、南京新政和毛的“共产主义革命”，直至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这三次以“发展经济、对外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无论它们是以政治革命为手段，还是以发展经济为目标，其结果都未提升中国的人权状态并促进中国的政治进步。作者不无沉痛地指出，近170年来，中国人挣扎、劳作、奋斗、牺牲，但最后却像“鬼打墙”一般地在追寻现代化的道路上陷入一个又一个轮回，甘于成为“斯德哥尔摩囚徒”。究其原因，就是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即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规则与制度建设来解决社会不公。
何清涟的“一曲60年的颠倒歌”，从中共当年的革命目标－－“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压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切入，分析了中共统治60年完成的一道历史轮回：从1950年代开始，以革命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完成了化私为公这一社会财富大转移过程；从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权贵阶层与官僚集团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完成了化公为私这一抢掠过程。这场让中国社会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秩序的“革命”及“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未扫除中国近百年来的各种积弊，贫穷、疾病、愚昧、腐败及扰乱这“五鬼”依旧闹中华，还增加了许多新问题，甚至连中国的社会结构都未能改善，至今仍是底层社会过于庞大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作者指出，中国政府在充当“经济奇迹”推手的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制造者；中国未来的出路不是再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共产革命”，而是要建立保障个人自由并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
洪朝辉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变与不变”，从中国政治文化对国人观念行为的影响这一角度切入，解析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以绝对权力为宗旨的3C文化所衍生的制度性腐败并未摧毁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威胁社会的稳定？为什么中国的资本集团和中产阶级能够长期接受和容忍中共的一党领导和控制？对前一个问题，作者认为，在中国现存政治经济体制下，获得官员效忠的重要手段不再是政治信仰，而是给予官员腐败的机会并提供容忍官员腐败的政策。正是政治权力提供的不法利益，使官僚集团与政治体制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构成共犯结构。对后一个问题，作者指出，追溯中国资本集团30年来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多数新富豪的成功与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官员的保驾护航密切相关。中国的腐败植根于权力资本文化的土壤，得到中外资本的普遍认同与协助，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批资本集团仿效早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领导一场推翻现存政权的革命。
程映虹在“‘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者”一文中指出，文化历史传统对欧亚诸国共产党政权有不同影响，这种影响导致对权力合法性的看法完全不同。首先，苏联东欧各国毕竟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普世价值和制度文化有较近的联系；而中、古、越、北朝鲜则与传统的专制主义有更直接的血缘关系。其次，苏东的共产党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有深厚的理论和历史联系，而中、古、越、北朝鲜的共产党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直接演变过来的，本来就缺乏社会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对社会和人类基本问题的关注和人道情怀。正因为中共的文化禀赋源于专制主义，才会堂而皇之地宣称党的存在高于国家民族，基本制度高于领土主权和人民福祉。中国90年代以来的“改革”过程说明，真正终结国际共运的并不是什么“自由化分子”和党内大大小小的“戈尔巴乔夫之类”的人物，而恰恰是仍然假意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中国统治精英。
在充斥中国媒体的各种颂辞华章之中，上述五篇笔谈有如一道清凉剂。在国人困惑世风日下之时，这道清凉剂或许可以帮助人们看清此时中国置身何处。
（本刊编辑部）
程晓农在“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发展轨迹背离了社会公正，20多年下来越陷越深，已很难再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了。他认为，社会公正不是一面偶尔拿来点缀“盛世风光”的彩旗，也不是一个用空话充填的宣传口号，它是一个关系到国运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衡量发展模式优劣的标准，它甚至还制约着发展的路径与成败。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为谁发展、让谁获益。社会不公不只对社会观念、公众舆论、社会结构变动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同样可以改变经济走向。长期的社会不公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畸形化，进而影响消费、投资的结构，最后导致对出口、政府投资项目和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于是，“国内需求不足”与畸形增长方式互为因果，构成了中国经济走不出的“闭环”。要解决发展难题，不可能单纯从经济社会领域寻求出路。
吴国光“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瓶颈”一文着重梳理中国现代以来发生过的三次“轮回”及其深层原因。作者分析了从20世纪初以来的慈禧新政、辛亥革命，历经五四、南京新政和毛的“共产主义革命”，直至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这三次以“发展经济、对外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无论它们是以政治革命为手段，还是以发展经济为目标，其结果都未提升中国的人权状态并促进中国的政治进步。作者不无沉痛地指出，近170年来，中国人挣扎、劳作、奋斗、牺牲，但最后却像“鬼打墙”一般地在追寻现代化的道路上陷入一个又一个轮回，甘于成为“斯德哥尔摩囚徒”。究其原因，就是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即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规则与制度建设来解决社会不公。
何清涟的“一曲60年的颠倒歌”，从中共当年的革命目标－－“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压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切入，分析了中共统治60年完成的一道历史轮回：从1950年代开始，以革命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完成了化私为公这一社会财富大转移过程；从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权贵阶层与官僚集团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完成了化公为私这一抢掠过程。这场让中国社会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秩序的“革命”及“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未扫除中国近百年来的各种积弊，贫穷、疾病、愚昧、腐败及扰乱这“五鬼”依旧闹中华，还增加了许多新问题，甚至连中国的社会结构都未能改善，至今仍是底层社会过于庞大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作者指出，中国政府在充当“经济奇迹”推手的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制造者；中国未来的出路不是再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共产革命”，而是要建立保障个人自由并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
洪朝辉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变与不变”，从中国政治文化对国人观念行为的影响这一角度切入，解析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以绝对权力为宗旨的3C文化所衍生的制度性腐败并未摧毁经济发展的势头并威胁社会的稳定？为什么中国的资本集团和中产阶级能够长期接受和容忍中共的一党领导和控制？对前一个问题，作者认为，在中国现存政治经济体制下，获得官员效忠的重要手段不再是政治信仰，而是给予官员腐败的机会并提供容忍官员腐败的政策。正是政治权力提供的不法利益，使官僚集团与政治体制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构成共犯结构。对后一个问题，作者指出，追溯中国资本集团30年来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多数新富豪的成功与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官员的保驾护航密切相关。中国的腐败植根于权力资本文化的土壤，得到中外资本的普遍认同与协助，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批资本集团仿效早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领导一场推翻现存政权的革命。
程映虹在“‘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者”一文中指出，文化历史传统对欧亚诸国共产党政权有不同影响，这种影响导致对权力合法性的看法完全不同。首先，苏联东欧各国毕竟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普世价值和制度文化有较近的联系；而中、古、越、北朝鲜则与传统的专制主义有更直接的血缘关系。其次，苏东的共产党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有深厚的理论和历史联系，而中、古、越、北朝鲜的共产党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直接演变过来的，本来就缺乏社会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对社会和人类基本问题的关注和人道情怀。正因为中共的文化禀赋源于专制主义，才会堂而皇之地宣称党的存在高于国家民族，基本制度高于领土主权和人民福祉。中国90年代以来的“改革”过程说明，真正终结国际共运的并不是什么“自由化分子”和党内大大小小的“戈尔巴乔夫之类”的人物，而恰恰是仍然假意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中国统治精英。
在充斥中国媒体的各种颂辞华章之中，上述五篇笔谈有如一道清凉剂。在国人困惑世风日下之时，这道清凉剂或许可以帮助人们看清此时中国置身何处。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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