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的故事
[ 2009年第10期 五星红旗的故事·俞乃蕴 ]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以后,在全国各个地方,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看到五星红旗在万里蓝天之下,迎风飘扬,令人激荡,令人遐思。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让我们打开历史尘封的史册,回溯一下远逝的一瞬吧!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曾于1912年1月12日,致函参议院,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虽然不满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
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到了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议把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由第六小组具体负责。参加第六小组的有: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等16人。在1949年7月4日和8月5日的第六小组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聘请专家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参加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并在全国广泛征求国旗国徽的图案。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一个月内,全国就收到应征有关国旗图案的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其中安徽来稿47件。
马叙伦、沈雁冰在《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中称:国旗、国徽的图案应注意体现中国特征和政权特征,国旗图案应以庄严简洁为主。从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上,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镰锤交加并加五角星者,来稿也多,无论形式如何变换,总有摹仿苏联国旗的感觉;二是,嘉禾齿轮加五角星,形式上很难配合。与“简洁”之旨不符;三是,一半摹仿美国旗,一半摹仿苏联国旗,构思设计,都不足取;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者,此类亦不少,其变体则为红色旗面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五角星的位置亦各有不同。
陈嘉庚先生对大会拟制国旗,显得很激动。他说,早在1940年到重庆,就请了专家设计一个国旗方案,印了一百多张报给国民政府,后见到国民党官员的专制态度,遂作罢论。他还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国旗,代表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之义,这是我最不满意的。陈嘉庚说,1942年他在印尼写的《南侨回忆录》,就讲到了《国旗之意义》,评述了自己的观点。
1949年8月16日,北京饭店413会议室。设立了国旗临时选阅室,有些经过挑选的国旗图案,在那里陈列展出,供政协代表参阅。当时,评选委员们看好的是三幅图案,一律都是红底黄色。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黄色的横杠;第二幅和第三幅左上方都是金色大星,在旗下方有两条或三条横杠。设计者认为,这三条横杠分别代表黄河,黄河和长江,黄河、长江和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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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治中回忆录》称:张治中对这三幅国旗图案都不大满意。他向毛主席说:“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底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子,像孙猴子金箍棒。”过了两天,毛主席约请了四五十人,尽是文化人,有画家、艺术家,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丘八只有我一个。”毛主席在说明了存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只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毛泽东说到这里,他把第36号参考资料给大家看。这是上海市曾联松设计的图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问:这个怎么样?许多人都说好,只有两三个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说是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这两个阶级,国旗不是还要改吗?”毛主席当即回答说:“把说明改一下好不好?不说四个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是说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大家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
现在的五星红旗的图案,是在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曾联松先生设计图案的基础上修改、审定的。这一图案被大会秘书处编号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大会对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了修改。把他设计的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删去了,显得简洁了。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色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在《决议》后还附录了《国旗制作说明》。
曾联松先生生前记忆犹新。1950年9月,他曾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曾先生当年上天安门观礼台的编号是:“台右67号”。1950年11月,他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1137号公函称:“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当时旧制),分别交邮局和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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