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民进京跑项目
[ 2009年第11期 小岗村民进京跑项目·陈桂棣 春 桃 ]
严宏昌是安徽小岗村的前村长。当他给我们谈起凤阳县燃灯寺水库综合治理的故事时，至今还十分激动。他说，那事儿，大了。它不光牵扯到一个小岗村，不光牵扯到一个小溪河镇，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的小溪河、石门山、黄泥铺、董铺、燃灯和红心六个乡镇农户的用水。水库还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马，一九七九年建成。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因为长年失修，工程设施严重老化，启闭的设备已锈迹斑斑，许多渠道严重淤堵，坍塌，跑冒滴漏。可它是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严重危及十几万农户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严宏昌说，他在当省人大代表时，就曾为此提交过专门的议案；在当县政协委员时，也递交过专门的提案。
“可是，不知写过多少提案和议案了，当时这事看不出进展。谁知，等到我啥也不是了，这事却突然有了眉目。”
他说那是二〇〇二年元旦的前夕，何效平、孔少林两位副县长，和县水务局副局长朱士银，三人心急火燎地找到他，说：“快，一道进京!”
开始他不知啥事急成这样子，一了解，没法不让人高兴。原来当初他的那些议案和提案，最后都集中到了省水利厅，省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认为燃灯寺水库灌区工程确实也已经需要综合治理了，于是决定将这一项目直接报到国家水利部，请求帮助解决。
严宏昌当时觉得挺好笑，如今不当村长了，却办起了比小岗村、比小溪河镇都大的大事来了!他简单地准备了几件衣服，揣上一千块钱，跟着他们就出门了。
严宏昌和三位县局领导赶到北京时，才知道分别赶去的还有省厅的四位领导，滁州市的三位领导，当天他们都下榻在离水利部不远的白云宾馆。
为了燃灯寺水库灌区的综合治理，省、市、县一下来了这么多领导，足见对这事的重视。严宏昌心里想，自己多年的这个夙愿终于要实现了。他真的替皖东地区十几万农民感到高兴啊!
第二天，一上班，大家就一起赶往水利部。也许向部领导反映问题不需要上去这么多人，仅省、市两级水利部门就来了七位领导，凤阳县还来了两位副县长；也许认为严宏昌是农民，而朱士银也只是个副科级干部，两人掺和在一起不适合，总之，领导们要朱士银和严宏昌就在外面等着，没让进去。
严宏昌的自尊心多少有些受伤，他不明白：既然用不着自己直接反映问题，为什么又要把他从大老远的小岗村喊来京城呢?
可是，省、市、县三级领导进去也没反映成问题，刚进去，很快就出来了。说这事部里不接待。因为水利部每年只能解决有限的几个水库灌区的治理问题，头年才帮安徽肥东县解决了一个水库的项目，凤阳燃灯寺水库即便需要治理，至少也要等到四年之后，才有可能轮到这事。
严宏昌听了，更加郁闷。既然几分钟就可以了解到的情况，干嘛不通过电话事先问一问?一下跑来这么多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更浪费了国家的银子。
结果白跑了一趟，领导们便打算上街买点儿东西，就打道回府。何效平和孔少林两位副县长问严宏昌：“你是不是也马上回去?”
严宏昌想，好不容易来趟京城，就说：“我还准备看看朋友，暂不回去。”
朱士银因为女儿在北京上学，也说：“老严不急着回去，我也不忙，抽空去看看女儿。”
就这样，省、市、县三拨人马，各奔东西，只为严宏昌和朱士银预付了一天的房间费，别的一切全由二人自理。朱士银虽说是个水务局副局长的官儿，毕竟只是副科待遇，和严宏昌一样住不起白云宾馆这样的饭店，和严宏昌一商量，第二天，二人一块儿转移到了万寿路附近原国家农委大院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
严宏昌所以建议搬到这个大院来住，是因为《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就住在里面。这些年，张广友常代表万里去看望小岗人，现在自己来京了，是一定要去拜访张总编的。可是不巧，一连找了两次，张总编都不在家，严宏昌感到非常的遗憾。 朱士银主要分管水库与灌区工程，又是个想干点事的人，跑到北京，虽看了女儿，但水库之事毫无进展，他显然有点不甘心地对严宏昌说：“我们真的就这样白跑一趟?没有一点办法了?这样回去怎么交代?”
严宏昌说：“领导都不当一回事，我们又能怎么办?”
朱士银叹了一口气，说：“咱俩都是燃灯寺水库灌区的人，守着个大水库，年年缺水，年年收瘪稻，咱就不能替父老乡亲做点好事吗?”
严宏昌自从不干村长以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确实很少再去考虑“宏大”的话题。这次跟来，除做个“随从”，他来北京也只是想轻松一下。然而，此刻，他却冷不防被朱士银这句热心热肠子的话，硬硬地撞了一下，不由抬起头，认真地看了一眼朱士银。
“你倒是说话呀”，朱士银见严宏昌躺在床上望着他，不言语。
这时严宏昌翻身坐起来，又认真看了朱士银一眼。虽还是没有说话，却已经变得激动起来。他何尝不想为父老乡亲把这件实事做好呢!否则，每次人大、政协开会，他就不会提那些议案和提案了。他知道，这项治理工程少说也要两三千万，凤阳县、滁州市没这个财力，省厅需要花钱的地方又太多，他提了，也是白提，可一想到当了一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应该为父老乡亲“代表”一把，“政协”一回，管用不管用，那不是他考虑的，他就是要说，就是要喊，要叫!
朱士银忍不住失望地说：“那我们上街再逛一天，后天回去吧。”
严宏昌终于说话了。他忽然问朱士银：“你身上还有多少钱?”这时的严宏昌，已经感到有一股久违了的激情正在猛力地冲撞着自己；当年闹包干时的那种拼命的劲头，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我还有四五百块。”朱士银说。他不知道严宏昌怎么问起钱的事。
“那就试一试!”
“怎么试?”
严宏昌胸有成竹地说：“我身上也还有几百块，现在咱就开始省着用；明天再去水利部。”
朱士银说：“领导不都找过了，进去就被打发出来了，我们还要再去吗?”
严宏昌说：“他们去，是他们去；当时我们不是没进去么?成不成，这事是水利部在管，我们总得问个明白，这其中到底有哪些程序，闹清楚了，下一步才好进行。”
严宏昌分析得有些道理，朱士银还是有点犹豫。
第二天，一上班，二人就赶到了国家水利部。虽然顺利地进了水利部的大门，却被办公厅的同志拦住，他们有些奇隆：“你们安徽的一些领导昨天都来过了，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事不行。走吧，走吧!”
严宏昌说：“我找部长只说两分钟的话。”
“找部长?你要找部长?谁都可以随随便便找部长，那部长还能干工作吗?”办公厅的同志不耐烦地挥着手。“这不可能，走，走，走!”
严宏昌顺手从办公桌上取过一支笔，又拿起一张纸，很快写了一行字：“我来自安徽省小岗村，我叫严宏昌，请首长能耽误五分钟，给你汇报一点事情。”
他写好，又认真折叠了一下，递给那位同志，恳求道：“麻烦你，请你递给部长。”
对方将字条丢在桌上，看也不看地说：“这是不可以的。”
严宏昌见对方这样讲话，干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招呼朱士银也找个地方坐下来。然后，态度诚恳地说道：“我只是想请你帮这一个忙，不会为难你的。如果首长愿意见，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实在不方便或不愿意，我们马上走人。”
对方看了看字条，寻思片刻，说：“我拿去试试。”说罢就从边门走进一个房间。
很快，那个同志就出来了，他的身后跟出了另外一个男人，严宏昌心想，这八成就是部长。
果然是部长!
部长笑容满面地朝严宏昌走过来，热情地问：“你就是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
严宏昌点头称是。
部长招呼严宏昌和朱士银进去坐。在部长办公室，严宏昌开门见山地把有关燃灯寺水库灌区的情况作了简单地汇报。
部长听完后，说：“部里确实年年都有这方面的指标，可现在已经到年底了，实在没有办法了。”
“明年呢?”严宏昌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问部长，“明年能不能考虑呢?”
部长笑了：“即便是明年安排，也要得到国家项目规划部门的批准呀!”
严宏昌一听，这事还有一线希望!他高兴地告别了部长，走出水利部，然后毫不心疼地拦了一辆出租车，他要立刻去找那个管审批立项的规划部门。正好这位司机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这样，二人接下来就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开始，门卫连这座大楼的大门也不准他们进。严宏昌解释了一番，才让登记进去。二人进了大门，正准备上电梯，又被两个战士阻止，不允许他们上楼。
“你们找谁?”战士的态度很和蔼，却明显带有几分质疑。
严宏昌说：“找这里的领导。”
“具体找谁?”战士问，“我可以先帮你们联系。”
严宏昌说不出具体的名字，战士就不让他们上楼。怎么解释，怎么说明，都没用。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从电梯里走出来一个人，那人被严宏昌一口安徽凤阳的口音吸引，打量了一眼严宏昌，就走过来，不无意外地问道：“你是小岗村的严宏昌吗?”
“我是。”严宏昌说，他这才注意从电梯里走出来的这个人，有些眼熟。
来人问严宏昌：“你准备找谁?”
战士把话接过去，叫了一声“杜主任”。就在战士说明情况的时候，严宏昌陡然想起来了，这个“杜主任”，他曾经在杜老—一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家里见到过，那时，这位“杜主任”还十分认真地向他了解了小岗村的情况。他想不到杜主任的记性这么好，而且，这么巧，他碰到的这个人。就是国家发改委的杜鹰。
杜鹰把二人领到自己办公室，严宏昌于是把燃灯寺水库的情况作了一番汇报。杜鹰听得很认真，但最后也只能说：“到年底了，不行了。”
“明年呢?”严宏昌又盯住不放。
杜鹰说：“明年也得按程序报上来。主要还是钱的问题，你们得找财政部。”
严宏昌这下犯了愁：“到财政部要找哪一位领导才行呢?”
杜鹰问严宏昌，财政部认识谁?严宏昌回忆了一下，说：“我只认识一个叫程微的女同志，她去过小岗，我接待过。”
杜鹰一听，高兴地说：“那就行，我认识的人还不如程微当家，你们就找她。”
告别了杜鹰后，已临近中午，二人就在街上随便吃了一点东西，这时严宏昌把他的“联络图”掏了出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这么多年了，凡是在小岗认识的，或是外出开会办事时结识的，只要是他认为今后会对小岗或自己有好处的官员、专家、学者和记者，他都会把他(她)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抄在这个本子上。他把这些视为自己的财富。
现在，严宏昌很容易就找到了程微的手机号码，并把电话打了过去。
当时程微正在医院吊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赶到医院去看她，问候了一番后，严宏昌就把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
程微对小岗村，以及对小岗村周围农村的发展，也非常关心，不过她为难地说：“我们财政部的钱确实是多，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往下拨。你们的这个项目，必须要有全国人大分管农业的副委员长批示才成。”
严宏昌一听，心中不觉一沉，只差没有喊出声。分明是越找麻烦越大了。不由搔了搔头皮。 朱士银更是暗下叹气。他跟着严宏昌一直没说话，也插不上话，只感到越找，官越大，想不到这事还得惊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一个小小的副科干部，平日去见县长、副县长还有些难，现在要找这么大个官，他是一点法儿、一点辙儿都没有。
他几乎是绝望地看着严宏昌。
离开医院，来到大街上，严宏昌又掏出了他的那个小本子，仔细地翻找着。
朱士银惊诧地问：“全国人大你也有认识的人?”
严宏昌没有理他，仔细地来回翻找。
突然，严宏昌惊喜地叫了一声，说：“找到了!柳随年去过小岗，我接待过，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
“柳随年是谁呀?”朱士银茫然地问。
“原是物资部部长，在人大管过财经，现在估计就是在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严宏昌回忆说。
朱士银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严宏昌：“他的电话你也有?他会见我们吗?”
严宏昌毫不犹豫地把电话打了过去，自报家门后，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电话的那头马上就传来了柳随年的问话声：“你什么时候来的?”
严宏昌激动地说：“到北京已经几天了。我想直接向您汇报一件事情，不知您是不是有时间?”
“行”，柳随年爽快地答应了。“明天吧，明天上午你来中南海西门，到了以后，叫门卫给我打个电话，我会给门卫打招呼，你就直接到办公室找我。”
严宏昌把通话的情况告诉了朱士银，朱士银兴奋得跳起来。
第三天，二人来到柳随年说的那个大门口，请门卫把电话打进去通报一下，里面回了话，才知道，情况已有了变化，柳随年临时有事，去了钓鱼台国宾馆。
直等到中午时分，严宏昌才给柳随年的家里去电话，想不到，那边接电话的正是柳随年，原来他已到了家。
“来吧!来我家。”柳随年热情地说，同时详细告诉了住址。二人买了点香蕉和苹果，又抱了一个哈密瓜，赶忙乘车撵过去。
柳随年听了严宏昌的介绍，觉得他反映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想了想，爽快地说：“这样吧，我给你写封信”，说着，便伏案写起来。一会儿，信就写好了，他又看了一遍，放人信封后，交给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信，激动地连声道谢。
两人走出大门时，柳随年关照道：“如果不行，你再来找我。”
严宏昌非常感动，兴奋地说：“柳老，有你这封信肯定行了。你的信不行，那找谁才行呢!”
谁知，柳随年回答得很认真：“如果有问题，我还可以找总理。”
严宏昌认为这不过是柳老的一句玩笑话。中国有两三千个县，凤阳县一个水库工程的改造，已经惊动了这么多高层官员，想都不敢想还需要一个大国的总理过问。
短短的两天时间，事情就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两人都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手头上并不宽裕，还是决定要庆祝一下子。于是两人跑到附近的一家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席间，朱士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个小小的‘县局’，这次跟着你宏昌算是开了眼界，一家伙见到这么多的京官，高官，不虚此行啊!看来这事真的是有希望了!”
二人回到地下室，发现整个招待所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了他们两个。这才猛然想起，明天便是元旦，所有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统统都要放假!元旦的假期虽只是一天，但常常会把两边的双休日也调过来，放在一块过，这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再摸摸腰包，此刻，二人均已囊中羞涩!
想到要熬过假期才能接着去办事，严宏昌和朱士银打不起一点精神。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将两人的钱凑在一起，除去回程的车票和在京的住宿费，连两天正常的饭钱都不够，还怎么指望呆下来办事? 两人经过认真盘算，作出了一项非常的决定：从元旦起，每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一天的伙食费不能突破十元钱；干脆哪儿也不去，这几天就待在地下室，熬，也要熬过假日!
呆在这样的地下室，当然啥事干不成，除去睡觉，便只能是没话找话地瞎聊。
这天，严宏昌发愁地对朱士银说：“就是这几天熬过去了，就是有了柳老的这封亲笔信，总还要去找财政部吧；财政部跑下来了，还得去找规划部门吧；规划部门假使也跑下来了，最后还必须去找水利部。这些地方跑下来，不会是三天五天、十天八天能解决问题的!”
朱士银也从最初的兴奋状态中冷静下来了，他也一直在想：这么大个事，两三千万元的一个综合配套工程，总得让人家做点调查研究吧。一个部门呆个十天半个月也不算多。无论怎么说，指望这次跑下来，几乎已不现实。但是，不盯紧，会不会“人一走茶就凉”了呢?
望着光秃秃毫无想象余地的天花板，两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严宏昌突然坐起身，又翻出了那个小本子。他找出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自说自话道：“我给朱秘书打个电话试试。”
朱士银心情沉重地问：“哪个朱秘书?”
严宏昌说：“我在想，柳老不是讲他这封信如果还有问题，就要找总理解决吗?从各方面看，都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在北京就这样待下去，只有一个办法一咱自己直接去找温总理!”
朱士银像被电击了似的，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不敢相信地望着严宏昌，忙问：“你说见谁?见温家宝?……你有这个办法?”
严宏昌说：“赶到大家上班以后，我试试，同朱秘书联系一下。也只能这样，有当无吧。”
朱士银兴奋得声音都变了，说：“如果能见到温家宝总理，我这辈子就太值了!”
终于，漫长的节假日过去了。严宏昌来到地面上的服务台，他用招待所的公用电话，拨通了朱秘书的手机。很快，电话那头就传来了朱秘书谦和的声音，问是哪一位?严宏昌连忙自我介绍，说有一件急事，需要面见总理。
朱秘书相当客气，告诉严宏昌，他正在河南有事，温总理在北京，他要严宏昌把电话直接打给在京的田秘书。
田秘书接到严宏昌的电话后，没有犹豫，说：“好的。我马上向总理汇报。你不要离开，我很快就给你联系。”
朱士银在一旁直发傻，羡慕地问：“宏昌，你是怎么认识这些秘书的?”
严宏昌掏出“哈德门”香烟，点上一支，波澜不惊地说：“他们来小岗做过调研，有的还到过我家。”
严宏昌一支烟还没抽完，田秘书的电话就到了。他告诉严宏昌：“你明天上午八点半到中南海北门，有人接你进来，总理等着你。”
朱士银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手舞足蹈，不知如何是好，一定要严宏昌到时把他也带上。
这天，天还没亮，朱士银就把严宏昌捣醒了。他们乘车赶到北海附近，见时间还早，就在附近溜达了一圈，等到八点半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这才向中南海的北门走过去。
走到门前时，武警战士打量了一下二人，庄重地敬了一个礼，说：“请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严宏昌说：“我们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
武警战士让二人稍候，不一会，就从里面走来一个人。此人中等偏高个子，方头大脸，是个长得很精神的年轻人。严宏昌老远就认出，来人叫黄守宏，也曾去小岗村搞过调研，他们早已经熟识了。
黄守宏说笑着，把他们带到一间接待室，说总理正在开会，很快就过来。
大概也就五分钟左右，只见温家宝带着大家在电视中早已熟悉的笑容，大步走过来。严宏昌和朱士银忙起身迎过去。
温家宝握着严宏昌的手，亲切地问：“你们住下了吗?”
严宏昌说：“住下了。”
“有没有什么困难?”温家宝同朱士银也握了握手，回头问严宏昌。
严宏昌想：自己的困难再大，那也是小事，不能让日理万机的总理为这些事操心。他高兴地回答说：“没有!”
“没有?”温家宝又认真地问了一句。
严宏昌再次郑重地回答：“我个人没有困难!”
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作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为不耽搁总理宝贵的时间，他掏出了一份只有几百字的“报告”。
这还是头天晚上，他从招待所讨来的一张公文纸，在地下室公公正正写出的一份“书面报告”；为便于联系，他还在上面注上了朱士银的手机号码。
严宏昌说：“总理，您很忙，主要情况我都写在上面了。”说着递了过去。
温家宝接过信，说道：“我现在不能答复你，明天我再和有关的同志协商一下。”接着，他把信递给黄守宏，交代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严宏昌注意到，总理对自己这份极不正规的“报告”，是那么重视，他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想想总理也见到了，“报告”也直接送到了，就说：“总理，谢谢您!我们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以后再来看您。”
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士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并叫黄守宏把他们送到中南海的大门口。
重新回到招待所，把住宿费结清了之后，又找到一个订票处，买到了当天到蚌埠的硬座客车票，这时，两人就只剩下了几块钱。车是晚上六点多钟才开，完全还有时间在北京再逛上大半天，但他们哪儿也不敢去，因为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们乘地铁赶到火车站后，就只好一路上饿回去；至于到了蚌埠后又怎么转车回凤阳，也只有到时候再说了。
两人离开招待所，直奔车站而去。在车站的广场上，蓦然间，朱士银的手机响了起来。朱士银原以为是女儿打来的，一听，是位男士的声音，要找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手机，也感到奇怪：竟是万里的秘书打过来的。但他很快明白过来，想到自己留在温总理“报告”上的联系方式，正是朱士银的手机。
王秘书在电话中说：“老严，你到了中南海都
不来看万老吗?万老叫你来一下，还叫你联系一下吴象同志，你们两人都去。”
严宏昌怎么不想去拜望万老呢?他和小岗人可都一直想念万老啊!可是，他和朱士银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再误了晚上的这趟火车，他们就连安徽也回不去。总不能见到万老开口就向他老人家借钱吧，那成了什么样子?
朱士银一听是万里秘书来的电话，要严宏昌到他那儿去，后悔得直跺脚，连说：“亏死了，亏死了，早知道这趟出来也多带点路费!”
严宏昌只得扯谎。他对王秘书说：“吴老的电话我联系不上，再说，我这趟是因公出差，回程的票已买好，马上就要上车了，急等着回去复命。下次来北京一定一定去看万老!”
就这样，怀揣着巨大的喜悦，也怀揣着巨大的遗憾；饿了一路，也激动了一路。到达蚌埠时，天还没完全亮。二人出了车站，就忙着去找出租车司机，商量把人送到地方再给钱。二人最后说动了一位司机，终于疲惫地回到了凤阳县城。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朱士银从自己局里要了辆“桑塔纳”，叫司机直接把严宏昌送到小岗去。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段永霞就告诉他，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士银的人来电话找他，说有重要事，要告诉他。
严宏昌想不出才离开凤阳，刚刚分手，又会有什么消息这样急着要告诉他呢?他把电话打过去。
朱士银在电话中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会这么快?”严宏昌简直不敢想象，“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士银说：“刚才有人打了我的手机，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敢相信，忙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总理秘书。”’
温家宝的批示在第一时间就被电传到国家水利部；国家水利部马上电传到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水利厅又惊又喜，迅速电传到滁州市水务局。省厅、市局两级领导终于知道是严宏昌在北京为安徽省、为滁州市办成了一桩通天大事。于是，那一天进京的原班人马，再次乘机赶往北京，要去找严宏昌。
到达北京，四下里打听，却不见严宏昌的人影。于是试着往他的家里去电话。电话一打，才知道严宏昌早已回到了小岗村。
于是，他们又飞回安徽，连同凤阳县的两位副县长，一道驱车赶往小岗，去看望严宏昌。l临走时，送给了严宏昌两条上好的香烟，以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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