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慎之反右和文革时的交代材料
[ 2009年第11期 读李慎之反右和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蒋燕燕 ]
近两年，李慎之叔叔的子女在收集整理他们父亲未发表过的文章，包括李慎之在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我的朋友李尔柔（李慎之的女儿）把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李叔叔揭发我母亲郑德芳的交代材料寄给了我。
材料一共有四篇，第一篇：《关于我同郑德芳的关系中我错误言论的交代》（时间不详，从内容看写在1962年之后，文革之前）；第二篇：《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8日）；第三篇：《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10日）；第四篇：《关于郑德芳》，文中有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给李慎之的函，还附了李慎之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和1978年11月30日回复对外部的材料。
我母亲和李叔叔很早就认识，1946年同在延安新华社工作；1949年到北京，我母亲在新华社对外部，李叔叔在国际部，都是主管业务的副主任；1957年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他们既是多年的同事又是老朋友。这些材料部分再现了当时两人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的言论和思想，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我引用其中一部分，展现给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也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斯大林问题
关于斯大林问题，李叔叔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主要有三点：
1、关于斯大林。她对斯大林是十分反感的，同我一样认为斯大林是暴君，对三七开感到难以同意。
2、关于“民主”。她认为俄国没有民主传统，人民不知道要求什么权利，斯大林问题与此有关。她认为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一点点就满足了。她认为英美的民主不能认为完全是虚伪的，因为它是人民争来的，因此是真实的。最后这句话给了我以影响。这个提法使我确认我们所说的“假民主”之间还是有着“真民主”的成份的。
3、关于新闻自由。她和我一样，认为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有些“愚民政策”（我当时用这个说法是听吴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此看法）。
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在对我母亲右派问题甄别平反时，曾向李叔叔进行调查核实，30日李慎之回复了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的函》，其中与斯大林有关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二、如我的材料所写，郑德芳确曾说过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愚民政策”的话。反右斗争中，仅仅这四个字，就可以构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当时曾希望，在新华社这四个字还可以得到谅解，因此我在括号中注明：“我当时用这个说法的来源是听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这种看法”。在这里说得很模糊，我所不敢直说的是，这话实际上是吴冷西传达的毛主席的话，像郑德芳和我这样副主任一级以上的干部应是人人都知道的。我曾多年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央主席讲的话，一个普通党员讲了，就能被划为右派分子。
三、斯大林是“暴君”一类的话，当时是很流行的。为是为非，不妨让历史去证明。当时根据吴冷西传达，胡乔木同志曾说过：“斯大林时代的黑暗残暴，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最黑暗残暴的时代，毛主席日思夜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这话传达范围，不止到部主任一级，新华社现在还有人保存得有当时的记录。我没有听郑德芳讲过什么“中国是君主专制”的话，不过，她曾有一次在扩大编委会上说过，“我们现在是enlightened despotism就是开明专制”。这是全场十几名部主任以上的干部都听到的，不知因何转辗相传成了“君主专制”。开明专制指的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绝对君主制转到立宪君主制过程中的一段时期，在几个有名的开明君主统治下，曾出现了文学艺术的兴盛。当时，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现在是训政（孙中山先生曾将民主政体的建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共产党当政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指导”实际上等于“训政”。训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权由党和政府来指导你学会民主。这是将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为主体，民主是集中指导的产物。这恰恰违背了民主政体的原旨。——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时期”。我看不出郑德芳的话同毛主席的话有什么大不相同的地方。这次扩大编委会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大概是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吧！1957年，总理曾亲自同我们谈过中国封建专制传统之深。我当时水平低，理解不深，现在才看到这种传统为害之烈。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就知道马、恩、列、斯、毛是并列的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无论是受到的教育，还是看书看电影，都宣传斯大林是苏联的伟大领袖，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我很敬仰斯大林，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他和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列宁去世后，他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导苏联军队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在文革中，我曾看过几本“禁书”，其中有涉及到斯大林在国内进行“大清洗”的文章。当时我看这些书是有戒心的，觉得这是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在有意诋毁斯大林，不一定真实。直到文革以后，我看到有关的书和材料多了，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转变，对伟人不再迷信了，才逐渐接受了那些残酷的史实。
从李叔叔写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右派的重要依据：同意中央确定的对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的，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划成右派。
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泽东选集》第5卷）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伟人，有了“三七开”的评价，就可以不再追究他的错误了？无论是三分错误还是七分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对错误难道不需要批判和肃清吗？何况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更多地了解斯大林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翻阅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还查看了其它有关材料：
1955年底在苏共二十大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由赫鲁晓夫提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通过调查，“准确了解当时在劳改营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被捕的人，他们因为什么坐牢？今后拿他们怎么办？”这个委员会通过调查，查阅文件，“把许多人（包括被捕者和那些进行审讯和逮捕的人）叫来进行审问，查看了据以将人们关进监狱、流放和处死的材料”。调查完成后，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在1937年至1938年间，被控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的“人民敌人”被逮捕的有数以百万人，其中几十万人被枪杀！报告的结论是：“我们遇到了难以置信的滥用权力的行为。斯大林所干的事情，是我们任何人也想不到和推测不到的。”（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1956年2月25日上午，由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
以下摘录秘密报告中的一些段落：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敌人”的概念……任何一个在某方面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人，任何一个仅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任何一个纯属受到诬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主要的和实际上惟一的罪证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词”，而且后来的复查表明，这种口供是通过对被告采用肉刑而获得的。
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其他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年——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按照制造假案的侦察员的口述）给自己加上了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7人被逮捕和处决，即占70%。
报告中列举了许多斯大林大清洗的实例，例如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严刑拷打，搞“逼供信”；处决已宣判无罪的人；制造“医生谋杀案”；迫害奥尔忠尼启则一家及基洛夫被暗杀的种种疑点等等，以证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我想，如果当时看过或听说过这个秘密报告内容的人，是不能不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的。
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在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一段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讲话：
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党中央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个人崇拜，只是“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但其后的结果是“八大”之后，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推向了顶峰。
“八大”结束几个月后，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的“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
紧接着，反右斗争就在1957年的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开始了。反右斗争最终造成55万甚至更多的人被划为右派（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成‘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而改正这些错误的判决，却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有人说纠缠过去的历史没有什么意义，应该向前看，目前改革开放，目标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社会和谐首先是人心和谐。我们翻看历史，批判错误，是为了不要让历史的错误重演。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更要从思想、理论、社会基础、上层建筑中彻底肃清反右、文革以及类似运动中遗留的毒素。否则当气候条件成熟，个人崇拜盛行，个人的权力大于民意的时候，这样的错误还会重犯。目前某些政府部门、某些执政者、某些工作中，不是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着侵犯民权，权大于法的错误吗？
胡锦涛总书记说：“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科学正确地看待历史，科学、公正、公平、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以某人伟大而掩盖他的错误，也不因某人犯过错误而掩盖他在历史上曾经做出的贡献，不篡改历史，不掩饰真相，求实求真，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期间母亲和李叔叔很少见面，在这种非常时期，两个摘帽右派碰头聊天是自找麻烦。但两个人还会偶尔碰到，就一起“speculation”（猜测）和议论对文革的看法。李叔叔在交待材料上说：“因为被揪出，被冲击，内心抵触甚大，平常逆来顺受，没有发泄的机会，碰到郑德芳就大发其反动谬论。”
从李慎之1969年4月8日的《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和10日《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的两份交代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从几个方面提出的看法，综合两份材料引用如下：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人的运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问她（郑德芳），你看文化大革命要搞到什么样子。她说（用英文）:‘A whole generation of china’s leftists to be wiped out’（中国整整一代左派分子要完蛋）。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觉得当时揭发出来的人本来都是‘左派’。她还告诉我二外院的一个青年教员，原来是新华社外训班的汪华珍，因为有人贴了她几张大字报而自杀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死人的事情。心中感到恐怖。当时大字报上揭发最多的都是1962年的言论。我就告诉她说：当初本来说的是三不，现在却都要算账。她说：二外院有一个老头子，说‘怎么共产党要翻老账的？’我就说‘我本来以为斯大林时代还在将来，不料现在就来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我们都为之鸣冤叫屈。我曾说过，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红卫兵对老干部有那么大的仇，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我过去莫说没见过，连想也没想过这种猛烈的打击。郑德芳说：“这也没有什么，无非是Teen-ager brutality（少年人的残忍性）,对于那些牛鬼蛇神，我认为这些人的问题都是老问题。现在又去翻老账。过去，外国人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有一点显著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就是认为人可以改造。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也还是认为人不能改造。有些人明明是越来越老实，现在却把这些人历史上的问题越提越高，好像越来越反动。那以后让人怎么改造。……照我们现在这样，要出了个问题，简直没完没了，只有‘死而后已’。这次运动搞出了不知道多少‘漏网右派’，下次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出不知多少‘漏网反革命’，革命越发展，人越来越坏了。”郑德芳说：“现在做人真没有意思”，又说：“我躺在床上常常想，明天早晨起不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痛苦，这样最好！”
根据当时已公开公布的材料，彭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状是他说“错误人人有份”，文化大革命会搞成“一场混战”。……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看，确也是有点“错误人人有份”的样子，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差不多都出了问题。我很难相信这些人都是反毛主席的。至于说“一场大混战”，我当时就认为已经出现……
郑德芳常常说：“现在一点tolerance（容忍）都没有”。我是完全有同感的。……一个人只要说错几句话，被揪出来就是三反分子，或者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定罪的。我说，孟德斯鸠在两百年以前就说思想不能定罪，这是我认为应该绝对遵守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导致我不断犯罪的深藏内心的最顽固的思想堡垒之一。）我记得，我曾对郑德芳说过：“Thought crime”（思想罪）这个恶毒的词。
我曾对郑德芳说过：“鲁迅曾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我套用他的话说一句‘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亡’。”我说：“1957年以前，毛主席并没有提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还比较好，敌我矛盾也处理得很宽大。1957年以后，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一上来就抓出了一大批右派，都是敌我矛盾，现在更是一碰都是反革命，敌我矛盾越来越多。”……事实上，我当时也确实估计，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不知要抓出多少右派和反革命来。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悲观的。我曾说过，现在说的是反修、防修、挖修根，实际上很可能埋下了许多的祸根，……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也是悲观的，觉得，将来不论怎么变，我们这些人总是第一批要倒霉的。
1967年的时候，我把形势看得很糟。我一直担心“收不了口”。我根本不懂得江青同志所说的“乱是乱敌人”，“乱了才有治”。我只看到各级领导班子解体，权力中心瘫痪。我曾经对郑德芳说过：“毛主席把他自己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一个班子好端端地给拆散了，将来怎么收口？”
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换接班人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初期，……内心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个人一致的看法是毛主席要换继承人。开头虽然看到刘少奇靠边站，林彪成为副统帅，但是过去两个司令部对立的情况还不清楚……就猜测刘少奇“靠边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认为关键还是在“三面红旗上”，……就认为毛主席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因此毛主席要撤换刘少奇。……大概是林彪跟毛主席最紧，……因此，毛主席要选林彪为接班人。当时我曾买到一份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讲了许多政变的例子，还说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我认为刘少奇是毛主席正式选定了二十年的继承人。毛主席在1959年还亲自提他为国家主席，他继承毛主席完全可以采取合法的手续名正言顺地干。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搞政变。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反动的话：“英雄难过个人关”，诬蔑毛主席为了防止刘少奇将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而把文章做大了，对国家造成严重后果。
对于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继承人，……我们当时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的材料中看，似乎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老帅”之中，是有人不大“服”的，像陈毅就是有公开言论的一个。我过去早就听说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历史（上）从未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早在“七大”的时候就同毛主席一起是五个得全票的中央委员之一，威望是很高的。但是郑德芳告诉我，她在重庆代表团时，同林彪一起住在红岩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如果还不如毛主席寿长，接班人岂不就落空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以后，特别在1967年初的夺权以后，我以为毛主席不但要“换继承人”，而且要“换党”。
三、对“造反派”的看法
对于革命小将、造反派，我们都是看不起，不相信的。……我自己曾说过，“看看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倒是觉得他确有一股剽劲儿，但是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理论水平。”郑德芳还对我说：“你是老造反派。”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提的什么特权阶层，什么大民主，现在不是最吃香吗？”她还说：“你57年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就是你说党的领导人发现自己有问题可以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但是群众如果发现党的领导有问题又该怎么办。”她说：“现在我给你找到答案了，就是‘造反’。”不过，这些话，我们当时是当笑话说的，我们当时的根本想法就是觉得造反派是一片乱哄哄。当时到处出现的两派都是一派自称为造反派，而称另一派是保守派，上面又往往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照我们看来，就根本认为不知道他们造的什么反。……我们都认为造反派里什么人都有，许多人无非是为了争权夺利向上爬，一旦他们掌了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曾说过：“我还是当我的右派吧，这样的革命派我当不了，也不想当。”
我当时看到地方上常有军队参加武斗，心里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藩镇之乱”。
在1967年的时候，戚本禹曾在一次正式讲话中说过：“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是对的，不如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我一方面讽刺戚本禹真不愧为最大胆的“青年历史学家”，一方面认为他的话完全是谬论，不合乎历史事实。因为秦始皇的政权并没有巩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是秦朝本身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时代，到了汉朝，儒生又吃得开了。我认为戚本禹的话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公然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焚书坑儒”。我认为如果如此，那是达不到目的的。要巩固政权还得加强经济基础。历来造反的不见得就是读书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捣乱最厉害的也并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洪振海那类人。
四、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
1966年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郑德芳，“你看这样搞法会不会经济上搞出问题来？”她说：“这次是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对生产关系不会触动，因此对经济倒不会有什么影响。”1967年的时候，我又问她这个问题。她说：“那还用问，现在武斗乱成这个样子，火车都不通，经济上的挫折是肯定的，就是希望它不要像上一回（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罢了。”
（当时还是文革初期，李慎之和郑德芳都不曾预料，这场运动持续了十年，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无法计算的破坏和灾难。）
五、关于文革中破旧立新
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说过，过去总以为马列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是多数人可以掌握的。过去，我们想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过去的文化遗产，使文化丰富起来。现在莫说那些纯粹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所谓马列主义的学者也几乎统统都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了。……我过去还只觉得掌握马列主义研究学术很困难，现在看来，不但困难，而且根本没法研究。什么文史哲，统统是四旧，不但不知道怎么研究，而且研究出来也没有一点用处。毛主席过去号召研究各种学术，但是除了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水平以外，谁能研究下去而不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我不知道中国今后还要不要学术研究，如果还要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搞，谁能搞。
我把当时的批判看成只是“破”，看不到“立”。心里想，“破”是可以，将来“立”什么。我有时还觉得自己很真心诚意地想，究竟能立出什么样新的东西来。想来想去想不出，就认为许多东西，将来还得“复旧”。认为破来破去，只是打倒了一批老当权派。我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我不能想象将来怎样“立新”的东西，所进行的批判就说不服我。……我记得我曾向郑德芳说过：“报上批判复课不要复旧，但是不复旧怎样复课？”
六、文革对国际关系影响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我们的估计也是极端反动的。……郑德芳在这一点上要比我更反动些。她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脆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吓跑了。
……我对国际形势有反动的看法，认为中国孤立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当初被认为是“革命行动”，我则自始就认为是“破坏行动”……我说，总理过去总是强调要多交朋友，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费尽心力，打开一个局面，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很好，国际地位很高，现在强调要反对帝修反，毕竟也不能树敌太多。要反也只能一个一个地反，不能一起反。我确实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孤立的危险。我认为在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革命派”中肯定有最危险阴险的阶级敌人……
关于越南，我曾对郑德芳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能把胡老头和他底下的人吓得向右了。他们决不会愿意在自己国内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他们要是知道连韦国清这样的人都要挨打，他们还敢向中国学习搞文化大革命吗？
以上主要汇总了李慎之的交待材料中所涉及的六个方面问题，在他的交待材料中还有许多其他对文革的真知灼见，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一一列举。这两份材料仅反映了从1966年至1967年的情况，整整十年的动乱，“大戏”还在后面，争权夺利的“九大”、“9·13”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场由领袖导演，一群倒行逆施的窃国大盗表演，全国人民遭殃的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大戏”，最终以“四人帮”倒台落幕。
1969年以后，我母亲和李叔叔都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作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上了干校，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一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母亲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新华社组织部把她的档案中的交代材料都还给了她，摞起来有一尺多高。往事不堪回首，母亲把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她没有想到，这同时也销毁了她对那段历史的记录。
感谢李叔叔，他比我母亲有远见，没有像我母亲那样销毁了这些材料，他为我们这些后人保留了那段时期的记录，现在看来尤为珍贵。这些记录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再现了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还有些更深刻的东西李叔叔没有写，那是为了保护我母亲。用李叔叔的话说：“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郑德芳）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的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其实就眼前的这些材料，已经足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带着罪名，受着批判，还在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些当年的交待材料，是对我母亲和李叔叔最好的诠释，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敬佩和理解。
母亲常说她也属于“两头求真”的人，年轻时为寻求真理，寻求民主自由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了晚年还在寻求真理，关注着民生、民权、民意和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些材料我们得知，就是在他们被批挨整的中年时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其中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他们言中了，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中国共产党的灾难。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常想：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说，言论无罪；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想，思想无罪；什么时候言论、思想无派别之分；什么时候不同的言论、思想之间，不再视同仇敌，那时国家才会有自信，人民才会有尊严，社会才会有进步，才会有真正的统一与和谐。
我以此文纪念已逝去的母亲郑德芳和李慎之叔叔。
（作者系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工程师，现已退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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