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登】
[ 2009年第11期 【读者来信摘登】 ]
请小人物入史
中国传统的史传，一向是大人物所专有的。既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又是名士名流的行述，小人物是难得与史传结缘的。清代古文家方苞曾经说过，只有一二品大员，经过皇帝批准，才有立传的资格。
太史公司马迁算得上是个有“平民情结”的史学家，所以在他的《史记》中，你才能够找到若干个小人物的事迹，如刺客、小贩、磨刀匠之类。但后来的史书中就难以见到小人物的踪迹了。“五四”以后，小人物的史迹才渐渐受到先进文化人的重视。晚近，才有更多的明眼史家和文化人注重记述一些有价值的小人物史迹。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小人物，地位低微者也。但纵观历史，正可谓“人物虽小，常有可观者焉”。许多小人物是与重大的历史事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参与创造历史的作用不可小觑。齐桓公宠爱的易牙不过是个手艺不错的厨子，却在齐桓公死后乱国；小人物勃辊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使晋文公免除了被颠覆的危险；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代人行贿罪”入狱，事发的起因只是一个叫徐福的跟班办事不力。
有眼光、有见识的史家、学人是不会抛弃有记述价值的小人物的。《左传》里记载了不少小人物的事迹，有寺人、屠夫、闻人、庖厨、乐师、卜人、刺客等，且多是有名有姓的。胡适是个大学者，却曾为一个名叫李超的被宗法制度压迫致死的普通女学生写过传记。当代比较注重以史笔记述小人物的有朱东润、张中行、孙犁、姜德明、杨绛、陈宛茵等。朱东润写的《李方舟传》，其主人公就是寻常巷陌中一位有崇高理想的普通妇女。张中行写的《汪大娘》，记的只是一位在旗的女佣。红学家周汝昌曾经极为称赞这篇小传对于了解旗人历史的认识价值。孙犁常写身边的小人物，如《老同学》《觅哲生》等。从这些小人物的琐事中，能看到时代风云在普通人身上烙下的印记。杨绛的《丙午丁末年纪事》里，写了一位动乱年代中的“极左大娘”。陈宛茵的《乡曲之侠》写的是“文革”中一位敢于挺身保护所谓“牛鬼蛇神”的小人物，里边不光有整人乱国的“勇敢分子”，也有许多侠肝义胆之士。姜德明曾写过《俗人小品》，记录了几位不平常的凡俗之人。
虽然当代人以史笔记述小人物的作品已有一些。但总体来说为数不多。用文学笔法写小人物的作品尽管不少，但却算不上是信史。其实，对于史家和文化人来说，是应当重视为小人物写史的。写史的体裁可以是多样的，未必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像张中行的《世说》笔法、杨绛的忆旧笔法都是极好的。小人物甚至应当主要靠这种“野史”来记述、流传。这种“野史”的价值对于后人来说，大概未必比鲁迅称赞过的旧式野史的价值低。重要的是，后人能够从这些“野史”中获取昔日那些不可小视的小人物的信史。
河南读者郭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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