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自序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序，简要地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是各卷中相同的内容。第二部分是分卷介绍各卷的内容。是各卷中不同的内容。

一

2009年农历9月8日是本人70岁诞辰，也是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50周年。《张曙光文选》的编选和出版，一方面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偏远农村，距西安市50多华里。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父亲因病去逝，寡母勤劳刚毅，耕织皆是一把好手，但在传统社会，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其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体知的。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母子身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在校期间，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何练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听过他的多次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报告今天还历历在目。我一进校，就从"反右倾"运动的小字报中知道冯大麟和陈维满合作出版了《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的著作，冯老师又给我们讲授《国民经济计划》课，因为培养了我这个"白专"典型，并支持和指导我报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经受到冲击和批判；文革后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每次来京总要来家看我，并一起交谈。吕老师给我们教《国民经济统计》，当时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而受到师生的拥戴，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大学时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也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不过我的学习没有放松。当时时兴交际舞，很多同学星期六、星期天跳到午夜12点，我是个舞盲，也不感兴趣，这些时间是在图书馆渡过的。《资本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读的。

1963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学校和老师鼓励我考研，帮我报名，给我时间复习准备。结果一举考中，一起录取的还有两位师兄弟杨圣明和李德华。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导师是杨坚白教授，副导师是董辅　、刘国光教授。谁知，专心致志学习了一年，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经济所批判孙冶方，我们几个来所不久的年青人被分派去监护顾准；1965年参加周口店农村"四清"；1966年研究生学习期满毕业，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的浩劫和干校的劳动改造。在极左社会思潮的裹胁下，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做过蠢事，中后期挨过整，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1968年冬，我婚后一个月离家回京，第二天即被关了起来。我因失去了一切自由，音信全无，妻子在担心、屈辱和泪水中度日；后来可以给家人写信，但必须经过审查；干校时因病住院手术（阑尾切除）也有人监视和看管；大女儿满月时，我被允许回家看过一次，直到两岁多我才第二次见到她，她自然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一见面，竟跟着她的表姐叫我"舅舅"。切肤之痛，深知自由之可贵。这也许影响到我今天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

1977年开始恢复业务，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在鸟家培教授主持下，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学习《论十大关系》宣传材料"。实际做研究工作是1979年的事情。该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至今也已30个年头。

1980年，为了推进经济调整，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参加者有林子力、刘国光、曾启贤、胡瑞梁、田光、肖灼基和我。具体任务有二，一是为《资本论》第二卷的每一篇写一篇解读文章，刘国光和我负责第3篇；二是对《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删节，删去2/3。一方面，该书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广为发行，另一方面，在编撰者中除我以外，都是文革前出道的名家，再加上为了配合这次学习，《经济研究》从1980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专栏，约我就"学习《资本论》第二卷"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于是，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人都把我当成了"老先生"。这就提高了我在国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我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改革开放既是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我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知识转型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80年代中期，我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日益增长，于是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更新知识结构。这是一个虽不能说是痛苦但也不那么轻松的过程。我原来学习的是俄语，英语是文革后听广播自学的，只能看，而且阅读的速度较慢。因此，我的学习方法有三，一是认真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著作，凡读过的著作，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一定要搞懂弄通；二是主动与年青学者一起讨论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其中，与樊纲、杨仲伟等一起研究和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起了重要的作用。有朋友感到不解，曾经问我，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为什么总和年青人混到一起。三是读书和评书。应当充分肯定，我的知识很多是从书评中来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最多。在《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和《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中，我将对此做出交待。经过10年的努力，我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学术界，1994年开始撰写1999年出版的《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就是这种学习和转型的结果。这时，一些未曾谋面的学人读了我的文章，又把我当成一个年青学者。从这套文集中，读者可以看到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我其所以能够完成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也许与我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执着不如关系。就以换笔而论，90年代初计算机还是新鲜玩意，看到个别青年学者使用计算机写作，甚为羡慕，决心效发。1993年，有一个与美国学者萨克斯、胡永泰、史泰利等进行合作研究的项目，我与樊纲等去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作访问学者，花2000多美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回国后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学会了五笔字形输入法，开始照着文稿用计算机"写"第一篇文章"关于地区经济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敲了一半，就干脆扔掉文稿，边思考边输入，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认识到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必要性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认真实践，并实际完成和实现者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因为这样做必定是有成本的，而传统理论仍然有其市场和需求；二是能不能下这样的工夫，四、五十岁的人要做二、三十岁人做的事情，有些甚至是从头做起，不下一番苦功是完成不了的，不少人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态度和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年青人和留学者方面，对年青人和留学生的态度，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往往以已之长对其所短，瞧不起年青人；有人又感到年青人咄咄逼人，对自己名利地位构成威胁。这就妨碍了自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努力，堵塞了更新知识的路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或者抱残守缺，在传统理论的框框内打转转，甚至借学术批评之名做一些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的事情，或者告老退休，离开学界。

说心里话，我进行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并没有要在理论上做出多大贡献的雄心，只是想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已。应当说，这个目的达到了。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在目前的国内，一个七旬之人，仍然活跃于学术界，还能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如果不是独一无二，也属凤毛麟角，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对名利的景憧和追求，那么，到了后来，读书、思考、写作就成了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整天忙忙碌碌，干自己所想和所好的事情，我的确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在90年代以前，我的学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本单位的重大课题进行的。曾先后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对策"、"2000年的中国"以及"深圳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战略"，"‘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以及"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等项研究。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理论界处于主导、甚至垄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的确起了打破理论禁区，推动解放思想的作用，政府也有很多重要课题都交给他们，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年青，既有精力和热情，也需要学习和锻炼。90年代以来，自己开始独当一面，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稳定"、"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等。无论是参与研究，还是自己主持，我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为此，不仅抵制和对抗过一些人的干预和插手，而且直接顶撞过我的顶头上司，甚至与之多次公开辩论，因而以"不听话"著称。其实，在现行体制下，虽不能说是所有领导，但绝大多数都不喜欢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我想出国把英语关过了，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但领导不给我这个机会。不过，教训也有，80年代中期在长江考察时，一位同仁执笔找我合作写了一篇观点有悖我意的文章，尽管我曾写信说明，但碍于情面，态度不够坚决，他拿去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此事令我追悔莫及，常常提醒自己。因而，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不愿依靠他人和自己的学生做事。难怪我的学生的同学对他说，"你们的老板（这里是指导师）真好，从不要你们做事，不像我的老板，我们不得不经常为他打工"。加之，看到一些同仁文章依靠学生出现的低级错误，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在这套文选中收入的文字，有少数是合作研究成果，也主要是我亲自执笔，由他人执笔的几篇，也是由我提出课题和思想，并最后修改定稿。

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带的硕士和博士生有十多名。原规定可以招到65岁，带到68岁，但60岁时单位就一刀切要我退休，此后就没有在社科院再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过，编外弟子不少，很多不是我的学生，但在论文的指导以及做人处事方面，我的作用和影响也许不下于他的导师。毕业和工作以后，他们都与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里，我想简述一下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我学术活动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1993年7月26日，和茅于轼、盛洪、樊纲、唐寿宁等五位学者一起，与大象文化公司合作创办了天则所。这是一家创办较早且名实相符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其宗旨就是要坚持和实践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理念，推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天则所创立以来，其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工作有波动，也有起伏，内部有矛盾，也有争论，但终究坚持了十多年，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暂且不论，仅就我所负责的学术工作（我一直任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1999－2002年任所长期间，名义上不是实际上仍然代管学术工作）来说，诸如，较早地组织举办了天则双周学术论坛，至今已经坚持了350多期，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从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每个季度提供一个分析报告，举办一次"宏观中国"论坛；现在宏观分析已经是群雄蜂起，诸家竞争。率先把案例研究引入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和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已出版了五个案例集。另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系列14集和组织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未来天则所如何发展，会达到一种什么地步，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天则理念的坚持和战略的选择，同时也与内部治理有关，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现在还很难预断。就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来看，创办天则所既有很大的付出，也有不小的收获。

在我出道以后，曾经有好几个中央部委的研究单位请我去当官，拟任命我做研究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之类，并承诺解决诸如住房之类的实际问题。由于长期住在三里河名为两室实则一室一厅的住房内，架床叠桌，女儿从学校回家只能打地铺，唯一的希望是能有一张四条腿的床，夫人希望能够有一个朝阳的房子，朋友也劝我能够满足一下夫人的愿望。这些都是正当的要求和愿望，入情入理，毫不过分。但考虑到自己生性耿直，崇尚"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不愿趋炎附势，曲意逢迎，既不愿当官，也当不了官，同时深知到各个部门以后，就得围绕着领导转，用自己的笔去表达别人的思想，写文件，写讲话稿，没有了能够自由自主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因而执意不去。甚至对夫人说，"你要是想让我少活几年，咱们就去当官"。因此，夫人批评我自私自利，我也无言以对，在这件事情上也许如此，我也是常人，并不那么高尚。到现在，在房子问题上，夫人的心愿仍未实现。这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事情。

我其所以不去当官，也不去经商做企业，还有深一层的原因，虽然这些职业是社会必要的，也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但必须采取官方的立场和为营利而奋斗。而我则有着一个独立学人的情结，喜欢做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只是想自由思想，自由言说，对任何事物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至于我的观点和看法是否符合正统意识形态，能否被官方和业界接受和采纳，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我的专业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实际所做的研究内容则比较广泛。根据研究工作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我将《张曙光文选》设计为五卷，分别是

《入道求索未驻足――学术论文卷》，

《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

《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

《短章随笔辩是非――经济评论卷》。

《真实有用稻梁谋――研究报告卷》。

人常说，文如其人。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态度，而且可以了解我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事。总之，可以对本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是非功过，任由大家评说，这套文选就是一个耙子。

二

《研究报告卷》收入了我参与、主持、撰写的12篇研究报告。在研究和撰写的过程中，有的出现过一些曲折，有的发生过激烈争论；有的被有关方面采纳实施，有的基本上被搁置起来，有的起了明显的作用，有的作用也不大。这些都很正常。不要以为有领导批示，被有关方面采纳，起了某种作用，就是有水平，不被采纳就是没水平。其实，这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报告的水平也许与采纳与否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作为一种学术思想的历史过程，客观地予以描述，仍有其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的一章。首先是根据历史经验讨论了速度、比例和效果之间的关系，然后考察了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以及平衡和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其内容相对清楚，编审小组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修改。不过，在这一研究项目中，我不仅执笔撰写了这一章，而且离开单位到西山集中，参与了最后的修改定稿工作。不仅一般地修改补充了第8章，而且重写了第9章和第14章，这两章70－80%的文字是重写的，而且有的观点也与原文相反，但是，最后这些文字与我毫无干系。由于时间紧迫，每天工作的时间较长，且非常紧张，本人做事又比较认真，既然承接了任务，又受到重用，就得设法将其搞好。为此，不仅把自己平时的积累拿出，而且尽思竭虑，全身心投入。因此，这件工作一结束回到家中，我就病了一场，内分泌失调，机能紊乱，饮食大减，大便失禁。多方医治无效，最后经朋友介绍到丰台镇请一位老中医调理，才慢慢康复。夫人抱怨，你以为你认真，你傻蛋，人家给你个棒槌，你当针（真）。你为什么那样卖命？为什么替他人做嫁衣？夫人的嗔怪，我也无法辩白。她的心情我理解。

《2000年的中国》是"六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立项报告上批示，"《2000年的中国》是一个大工程。如能搞出一个有质量的论著，有重要意义。应下力量抓好"。该项目由马洪牵头，国内各方面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2000年的中国经济》是《200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之四，由孙尚清、张卓元教授等负责，参与研究和撰稿的专家有18位，我执笔撰写"产业结构改造及其对策"一节，并负责通稿。《2000年的中国》曾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

继《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之后，我参与了《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除负责分报告之一"海南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研究"以外，还被确定为主报告执笔人之一。经过一周的初步考察，课题组开会讨论总报告的写作框架，课题组一位副组长提出了一个思路，我提出了另一个思路，组长明确支持前者的意见，而批评我的思路。基于此，我只能消极对待。组长回京以后，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和相互交流，我的思路在课题组内取得了较多的支持，课题组内戏称"影子内阁"。后来，谷牧副总理来海口研究海南建省问题，肯定和赞扬了课题组的汇报。在商讨如何汇报时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最后的写作提纲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我的思路上，我也执笔起草了总报告的将近一半。

"西安的金融中心地位和城市发展模式"是天则所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做的一项委托研究的总报告，由我执笔撰写。当时，中央计划设立大区分行，本报告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争取西北大区分行设在西安。当时，在两个重大问题上，课题组与委托人发生了分歧。一是西北分行的管辖范围，我们主张现行西北五省，委托人要把山西、河南和四川包括进来；二是我们认为，把大区分行设在西安是本报告的基本观点和主要主张，而委托人要我们在报告中向央行提出很多政策要求，如增加西北地区的贷款额度等。我们经过再三考虑，没有采纳，并说明了不能采纳的原因。成都在争取设立西南大区分行，山西和河南宁愿归华北区分行而不愿归西北区分行；增加贷款额度等政策根本要不来，还有可能淡化和冲击设立大区分行的主要目标。然而，当我们提交报告以后，西安分行动手对报告进行了修改，把我们否定的意见全部加了进去，然后拿来叫我签字和在评审鉴定会上宣讲。西安是我的家乡，我自然会尽力为家乡服务，但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我只能坚持，不能迁就和妥协，并提出三个开会方案：一是把分行修改的报告拿去评审，我们退出；二是把我们的报告拿去评议，我去主讲；三是把两个报告同时拿到鉴定会上去，让评委们评议。最后，行长亲自来京请我吃饭，向我道歉，并同意把我们的报告拿去评审。后来，西北大区分行设在西安。

"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是天则所成立不久与国外合作的一项重要研究。这是一项运用同样的模型和方法进行的多国比较研究，已经完成出版的有《美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和《日本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正在做的还有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法国。委托方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由我负责，参与者有张燕生、万中心，我们三人分别负责撰写一、二、三章。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我们计算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具体方法与美、日不同，他们是计算进口品和国产品的价格之差，由于资料的可获得性，我们采用了计算进口品到岸价格与国内价格差量的方法。二是关于计算局部均衡模型所用弹性参数，委托人要我们利用现成资料或者美、日的资料，由于现成资料缺乏，美、日的情况与中国的差异很大，无法使用，我们决定自己计算。这是一项相当困难且工作量很大的工作。当我们拿出计算结果，要求对方增加资助以后。委托人表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但不包括在协议之中，他们也不愿为此增加研究经费。既然如此，我们提出，在研究报告出版时声明，这部分的版权属天则所所有。最后，该书英文版以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两家的名义出版。三是在研究过程中，当我们按照共同的模型和方法、利用世界银行估计的中国人均GDP资料、计算出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数值较高以后，担心这会被美国国会及其他一些人利用来反华，中国有关方面也会借此找麻烦，我们三人曾经开玩笑，"咱们做完报告准备好进秦城监狱"。1998年，我与茅于轼教授去美国参加该书英文版首发式，其会议指引中就突出了这一点。好在，此事并未引起什么政治反响。这也许预示着一种进步。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直到2002年，香港经济还比较困难，港府通过全国政协，从国内邀请了一批专家到香港考察，为其提供咨询。我也是应邀专家之一。专家组在港走访了有关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我还私下会见了香港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坚持联汇，汇率贬值"就是我提供的考察报告。在报告的开头，我所做的三点说明，不设禁区，要碰重大敏感问题，要进行深入的讨论，是我与课题组负责人交换意见的一致看法，也是考察的指导思想。但是，当我提出报告以后，有关方面在深圳召开有香港和内地两方面官员和专家参加的讨论会，其他人的报告都作为会议资料打印散发，唯独没有我的报告。我一询问，会议主办者说我的报告比较敏感，不能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当然，我的意见不见得正确，事实上后来也没有这样做，香港经济也恢复和发展了。但这样对待和处理，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成问题了。

"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是由我主持和主笔，于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咨询报告。本报告有几个问题需要交待。一是很多人讨论土地政策，但都是支离破碎，甚至逻辑混乱，很少有将问题讲清楚的，本报告的一个工作是分农地和农地非农转用两个方面梳理了现行的土地政策。这是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二是报告对现行土地政策实施结果及其机理的分析评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既揭示了它的实质和要害，又指出了它的矛盾和后果，同时借助地方和基层的大量创新及其案例，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在评论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和批评地方政府征地冲动的同时，也肯定了地方默许和保护农民创新的功绩。三是既然是政策咨询，就必须考虑它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报告中心思想是，强调在坚持两种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同地、同权、同价，发展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和交易，同时突出了农民集体合作参与土地交易的定价过程。这就有可能消除决策者的疑虑和障碍。四是报告对完善土地政策和修改土地法律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具有相当大的可操作性。五是本报告由德国基金会资助，协议2007年6月底完成，且基金会具体负责人工作变动，完成时间不能拖延，5月中，我再次对其表示按期交稿。但是直到5月20日，只有一个部分交来了初稿，后来交来的两部分初稿有的内容明显不足，有的又不能用。考虑到时间的紧迫和自己的承诺，我从6月初即集中力量阅读材料、思考准备和动手写作，从20日开始，每天早晨4点多起床，一直干到晚上，终于在6月30日拿出报告。基金会项目负责人看完以后，对报告的质量表示满意。

研究报告的写作与一般学术论文不同，后者的要求是有所发现和有所前进，前者的要求是解决问题，着重于对实际的了解和理论的应用，因而一般都有一个实地调查研究的过程。因此，做好研究报告，一方面要有对所研究问题的深刻实感，另一方面也要求有多方面的理论积累，并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课题组的合理组合和研究者潜力的充分发挥是一个重要条件。从《研究报告卷》的内容和序文的陈述，人们也许可以了解这一点。

本文集的出版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感谢我的夫人、女儿和发婿，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张燕生、万中心、刘守英、时红秀、赵农、盛洪、程炼等和有关杂志社和出版社，他们允许我将这些文稿收入，感谢张良先生，他帮我扫描了其中的部分文稿；最后要感谢50人论坛的资助以及中国经济出版和责任编辑。

2007－09－15，初稿

2008－06－05，修改于北京方庄芳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