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七）穷女拾得百万金
海伦民：醉心梦语（三十七）穷女拾得百万金
去年12月9日上午，深圳机场的清洁女工梁丽，偶然拾得价值300万的珠宝首饰。案发后，她于今年1月被逮捕。这个案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一．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有卖就有买，有丢就有捡。当然，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拾到不值钱的小物品，如果拾到300万的珠宝据为己有，道理就讲不通了。行人在野外拾到物品藏匿起来，是一码事；机场工作人员拾到旅客遗失物品不交公，又是一码事。看来梁丽拾金不交，于情理法都显得有亏。
二．然而，人们听说她被逮捕了，依照刑法属于数额巨大的盗窃犯，要被判无期徒刑，舆论突然转向。普通公众不知道什么“罪刑法定”、“主观客观”、“主体客体”之类的大道理，也不懂得“盗窃”“非法占有”之间的微妙区别，更不理会法律人的复杂法律教义学。他们只是质问：拾取珠宝是否就等于盗窃珠宝？普通人哪个没私心？谁能保证不会有“私”字一闪念，“贪”字偶露头？立法者和司法者是否应扪心自问，如果这样的法条适用到你们身上，又会作何感想？于是，梁丽突然成为了公众同情的对象，而相应的法律和法理则成为了指责和讨伐的靶心。
三．记得福柯曾描述了发生在法国的戏剧性变化。一些严重犯罪被发现后，民众先是极度痛恨他们，恨不得把那些“撒旦”撕成碎片。国王要展示自己的权威和警示效尤，便在广场或大街将罪犯示众羞辱，并施以残酷的刑罚。这时，民意便开始发生变化，有痛恨而转向同情，甚至把罪犯奉为英雄，出手营救。这表明，严厉的刑罚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四. 现代刑法和刑罚的基础是“理性人”或“意志自由”之类的预设。弗洛伊德的精神揭示，人自身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结构，超我即便能够控制本我，也以本性的压抑为代价；理性只是人的意识众冰山一角，非理性欲望、本能和下意识才是人性的“大多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现代刑法的理论大厦就坍塌了。显然，许多犯罪是源于一闪念、下意识或非理性，然而，刑法理论往往从后果反推出动因，从行为中导出动机，按照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衡量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内在心理。法制还有一条原则，即行为人不得以不知晓法律作为抗辩。在小型熟人社会，尽管刑法不合理，甚至刑罚不人道，但人们对它们心知肚明；在大型陌生人社会，除了专业法律人，一般公众都不知法和不懂法，因而一不留神就可能触法网。当代非刑事化的种种努力，便包含着对现代刑法弊端的反思。
五. 中国重刑的传统由来已久，法家尤其力挺严刑峻法。“百代都行秦政法”，法源于刑，刑起于兵，“重刑主义”是贯穿中国法律史的一条主线。严刑的目标主要有二，一是满足受害人的报复心理，二是杀一儆百，甚至达到“期刑去刑”的效果。当代的许多“严打”，就有这种法律文化的意象。然而，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减少罪名和刑种，并减轻刑罚，并不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例如在理论上，死刑理应废除，但中国的问题十分复杂，因为一些罪大恶极的黑社会老大或高官一旦被免除死刑，它们很可能利用社会关系，变无期为有期，变“健康”为病号，变改造为“立功”，三下五除二就可以重返社会，重新作威作福乃至继续作恶。中国的许多法律改革都受困于“国情”的考量。
六．梁丽在经历9个月的“牢狱之灾”后，得到了无罪释放，并有热心人为她张罗申请国家赔偿事宜。与许霆相比，梁丽算是幸运。在机场顺手拾金，不同于在取款机中伸手窃币，顺手牵羊占有个人珠宝，不同于顺藤摸瓜窃取国家财产，至少法条和法理有这样的区别。然而，正是许多案件依法处理带来的明显不公和失当，才引起了社会公众对法律合理性与惩罚正当性的广泛关注。法条无论如何精密，法理无论如何雄辩，都不应违背常人常理，尽管常人常理须经理性反思和不断改进。仅就刑法而言，立法者和法律专家们是否有勇气和魄力，至少把其中许多“问题”条款公布出来，让它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
七. 梁丽和许霆都是不幸者中的幸运者，没有网络的公共领域和网民的力量，他们的命运会完全不同。对于疑难案件或明显不合理的案件，网络的舆论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如何处理这些棘手案件，闯过一道道关口，是对中国法治的严峻考验。
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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