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骨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 2009年第12期 刘少奇的骨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作者:刘立强 ]
“文化大革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省的开封市含冤去世。这是建国后,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假错案。我的父亲刘建勋在他临终前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里,共写了十三个问题,其中专门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少奇同志在河南病逝前后的一些情况”。其中详细记述了父亲所了解的关于刘少奇同志被转移到河南开封直至不幸病故的有关情况。在信中此部分的末段,父亲提到当时社会上谣传,有一个所谓的“老工人”自称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父亲驳斥了这个谎言,并向党中央报告了自己在1975年夏亲自部署安排接收陆军第一军移交刘少奇同志的骨灰以及随后将其保存在河南省委办公厅档案处的全过程。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5月14日,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迎送仪式在郑州举行。
父亲病逝多年后,我们听到传闻说,“文革”初期就被错误地打倒、“靠边站”长达十年之久的原省委书记赵××竟然也自称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而赵××是于1977年夏恢复组织生活、当年12月平反的,直至1979年2月,他才重新担任了省委书记处的书记。而此时距陆军第一军向河南省委移交刘少奇同志的骨灰已经过去了3年半的时间。1990年底,当他去世后,他保护了刘少奇同志骨灰之事还被写进了生平中。
1991年上半年,作为当年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纪登奎的后人,我和纪坡民同志曾经联名给党组织写信,驳斥了这第二个无稽之谈,并附上了当事人等的书面证明材料,陈述这段历史事实的真相:
刘少奇在开封去世前后
1969年10月17日的晚上,时任河南省军区政委、省革委副主任的王新接到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一个电话后,他即带着秘书等人前往开封机场接机。22点左右,这架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的安——二四型飞机送来了一位老人,他就是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少奇同志。“随刘少奇来的人,有中央文革专案组的邢某、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医生董长城及两名护士等。”等安排停当之后,“中央专案组”的人约王新和一军首长到靠大门内侧的一个房间里面谈话,说是“奉中央指示疏散到这里来的。有医生、护士,自备有专用药品和必要的医疗器械。不到不得已,不麻烦地方……今后,一般情况下,不再打扰你们。省地市及军的领导不能到这里看望,我们也不再惊动你们……”。(李振华等著《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逝世及骨灰保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42页。)
当年,设在“中央文革”名下的有三个专案组。其中,第一专案组负责刘少奇等在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所谓“审查”;第二专案组负责彭德怀、罗瑞卿等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所谓“审查”;第三专案组则负责王、关、戚等所谓“5·16”相关人员的审查。
父亲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是这样向党组织报告的:“一九六九年林彪搞了‘一号命令’之后,刘少奇同志被安置到了河南,这件事是由中央专案组通过军队负责来办的……记得有一天,王新突然问我,开封有没有有暖气的房子,并告诉我刘少奇同志在那里的一军关着,中央还派了五个人,包括医生、护士。我告诉王新,开封有一套房子有暖气,是过去的一位副市长叫苟金笃的住的,现在暖气条件怎样不清楚,能不能住可以查一查。因为开封市除了工厂、招待所外,一般住房都没有暖气。以后王新怎样处理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帮助父亲整理给党组织的这封信时,记得父亲曾告诉我,苟金笃是开封的民主人士,他好像是工商界代表或是金融银行界人物,具体我就记不清了。近年来,我在一些文章中看到,刘少奇同志在开封关押的地点是国民党时期“金城银行”的金库。还有一个说法是在开封市人委北侧的小院即北土街10号。究竟三者是一个地方,还是其中之一,我至今尚不得而知。
1969年11月11日夜里,刘少奇同志病危。王新接到一军首长的电话,说刘少奇病情恶化,正在抢救。12日凌晨6时45分,刘少奇同志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辞世,终年71岁。这天是他来到开封市的第27天。刘少奇同志的遗体火化和骨灰领取等后续事宜都是陆军第一军政治部保卫处处长张金贵等人办理的。
父亲得知刘少奇同志去世消息后,他采取了什么行动呢?关于这一点,他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继续写道:“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军政委徐文礼同志找王新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已经逝世。王新拉着我一块听汇报。听完汇报之后,我马上向中央打电话作了口头报告。请示如何料理后事。当时纪登奎同志答复说,中央派人去处理。”可是等了几天,一直没有见中央来人。后来才知道,中央专案组根本没有通过河南省革委会,而是直接派人到开封市组织陆军第一军的部队同志处理了。
父亲去世近半年后,纪登奎叔叔才看到父亲这封信的复印件。他认真看罢并做了许多批注。其中在父亲信的上述段落两侧,他分别写下了两段话。他是这样写的:“刘建勋同志不了解情况,刘打电话问我,我请示总理,是总理要我答复他,中央派人处理。刘少奇的事,我未过问过,甚至不知道刘少奇同志在开封一军的事。(纪注1983.9.4)”
在李振华等人的回忆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当时“中央专案组的人直接同北京联系”,“由一军负责刘少奇等人的生活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而对于河南省的领导,除了上面提到的提供“找一处独立的院子”之外,中央专案组只要求一部“保密电话机”由省革委会解决。这些细节恰好也从另外的角度印证了纪登奎叔叔的批注。
到了1975年的夏季,奉中央军委的命令,驻河南开封的陆军第一军与陆军第二十军换防。换防工作开始前,一军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将奉命保管多年的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留在河南的设想。
一军的领导同志这么做,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年组织上决定由他们负责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保管,如今换防的兄弟部队不可能瞬间到位,万一在这期间,发生了泄密、散落、丢失、失控等任何情况,都将是严重的政治性事故。
那时,父亲不仅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同时还身兼武汉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一军的领导同志向父亲报告请示既符合党的组织纪律,也符合军队的组织原则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陆军第一军将骨灰移交河南省委
尽管刘少奇同志当时还蒙冤戴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错误地宣布为“永远开除出党”。父亲听了一军领导的意见,就当即对他们的请求表示同意。(《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随后,父亲还与一军领导讨论了骨灰交接细节。其中,一军方面确定由何俊德同志负责。这是因为何俊德同志既是军政治部主任,同时他还担任着开封市委书记。他身兼二职,与河南省委的不少领导同志和机关工作人员都相当熟悉。
为了作到万无一失和严格保密,父亲决定派时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的霍云桥同志执行这个特殊使命,并且亲自向霍本人下达了任务。为什么父亲会选择霍云桥而不是别人呢?因为霍云桥是父亲抗战时期在太行的老部下,他的爱人(我们都叫她小高阿姨)是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中第一个宣布起义的高树勋将军之女。
为了防止在郑州至开封来回路途上发生任何意外,就在霍云桥副秘书长临行前的一天下午,父亲又特意把给自己开车多年的司机沈进奎叔叔找来。父亲简短明了地交代他说:“你开车!开我的车!同霍秘书长他们去开封办件事。”
沈进奎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父亲1966年9月调到北京市委工作后,就一直由他开车。无论是在父亲被揪斗、关押期间,还是父亲等市委领导与造反派周旋“藏猫猫”的时候,他总能够为父亲提供安全、可靠、周到的服务。约一年后,1967年8月父亲被中央调回河南,那时的河南派性组织严重对立,抢枪、武斗不断发生,形势非常严峻。父亲特意向北京市领导吴德伯伯请求,把沈要到了郑州继续为自己开车。父亲对沈的信任和感情是建立在那个急风暴雨年代生死考验基础之上的。
据沈进奎在后来写给我的信中回忆,大约是在一军军部搬家前的半个月左右,他开着父亲的另一辆汽车去的开封市。那是一辆苏制的“伏尔加”牌轿车。他记得清清楚楚,在路上汽车还出了故障,耽误了一些时间。
到了开封之后,霍云桥副秘书长等人先来到开封市委的宾馆,接着按照父亲与一军首长的事先约定,他们由军政治部主任兼开封市委书记何俊德同志陪同来到了一军的军部,那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左右了。部队的同志从楼上拿下来一个旅行包交给了霍副秘书长等人。这里面放的就是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以及骨灰证。骨灰盒是保存刘少奇同志忠骸的唯一载体,而骨灰证则是证明骨灰身份的唯一文档,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交接全过程中,两者于理于情肯定都是缺一不可、务必完整的。
双方交接完毕后,沈在“无意间问了一句是谁的(骨灰)”,他记不清是霍云桥还是同去的省委警卫处处长还漏了一句嘴:“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要保密。”
第二天上午,他们一行人顺利、安全地回到了郑州。
随后,霍云桥就单独向父亲请示,“下一步怎么办?骨灰放在哪儿?”父亲要求首先一定“要保密”。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把刘少奇同志的骨灰“送到省委档案处安置存放”。霍云桥立即执行了父亲的命令。
沈进奎还告诉我,“时隔不久,有一天晚上,我给建勋送安眠药时,他对我说,你们那天到开封拿回的是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一军要搬家,先保管好,以后看中央怎么处理。”(《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以及沈进奎的证明材料《关于骨灰盒之事》。)
我认为,在“文革”那个年代的风口浪尖上,父亲正是凭着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更凭着一个高级干部的素质,他才能够作到冒风险、选准人、巧安排、严保密,最终圆满、妥善地处理了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交接、保存难题。而在事后,他从来没有在战友和我们子女面前张扬吹嘘过,直到1982年末,他自知病重不治,必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才向党组织作了正式的报告和说明。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尽职责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同志在得知刘少奇同志骨灰保存过程的来龙去脉后,曾经感慨地说道:“在那个年头,刘建勋同志能够这么做,真是不易啊!”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在看到父亲写的报告后的第三天一大早——1983年1月9日,那是个星期天。他就委派习仲勋同志前去北京医院看望了父亲,并表明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态度。
至于上面说到的我和纪坡民同志的联名信,尽管十八年中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正式回复。可就在2006年的6月,我们在河北省涉县还是遇见了一个好人,听到他说了一句真心话。他就是当年恰在河南主持省委工作、后来又曾任过中纪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的侯宗宾同志。
那次,我们正要将父母亲的部分骨灰合葬于涉县原八路军总部旧址旁的将军岭上。将军岭是国家一百个一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刘伯承、徐向前、李雪峰、陈锡联、黄镇、李达等开国元戎的骨灰均在此安放。母亲也是第一位被批准在此安放骨灰的抗战时期女干部。
年过八旬的林佳楣阿姨执意要参加父母亲的骨灰合葬仪式。她推迟了赶赴湖北参加祭奠李先念伯伯活动的行期,风尘仆仆地从北京来到了涉县。正逢侯宗宾同志此时在涉县视察工作。
就在父母亲的骨灰合葬仪式举行的前一天,23日晚上,侯宗宾同志请林佳楣阿姨共进晚餐。席间,我和纪坡民相约前去敬酒。当侯宗宾同志看见我们后,大出我们所料,他竟然主动开口,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写给我的信,我都看啦!可是,(赵××的生平)那个东西已经公开登出来了,不好办啊!……”
敬过酒后,纪坡民立即问我听懂侯宗宾刚才说的话没有。我们当然都心知肚明,完全领悟他的话中话。倒也真应该感谢这位前河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感谢十八年来他始终都能够在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更感谢他能够当众公开、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苦衷。
今年11月是刘少奇同志含冤离世四十周年的忌日,厘清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中的细微枝节,还原历史的真相实情,让我们和后人都千万不要忘记沉重的过去,或许才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怀念和祭奠。(责任编辑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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