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觉醒
[ 2009年第12期 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觉醒 作者：茆家升 ]
安徽官场本来不值得作为一个专题来记述研究的,都在按中央的统一部署办事,大跃进时期也好,文革时期也好,安徽官场其实也就是全国官场的一个缩影。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几千万人的大省,毕竟还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各省之间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千变万化的。一旦遇到特殊时期,就说大跃进饿死人的事,省与省之间,就可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据200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第369页的注释记载,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人数等,张恺帆说“安徽饿死约500万人”。而邻近的浙江省,非正常死亡14.1万人,尚不及安徽无为县一县饿死人的一半,和安徽省相差近二十倍!为何安徽灾难如此深重?主要问题出在安徽官场。
安徽官场的过犹不及
我们先说说安徽的官场。《张恺帆回忆录》,首次对半个世纪之前曾沸沸扬扬渲腾过的什么张老恺无为放粮,案惊中央,毛泽东严词批示的所谓“无为事件”,有了官方版本的确认。此事非同小可。此外还有一份也应称得上有很高历史价值的资料,就是安徽无为县农村工作者丁人卜先生的遗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一书的被披露。使我们知道在共产风肆虐期间,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为何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主要是人祸,导致1958年——1960年三年(1961年未统计),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无论在绝对人数和按人口比例上,都可能是一县全国之最的重要史实。丁人卜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枉死百姓的悲悯情怀,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这鱼米之乡,如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公社食堂化之中,是怎样从乌托邦走向人间地狱的。
安徽当时是什么样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整人凶,饿死人多。就整人而言,安徽的肃反、反右、反右倾都是成就巨大硕果累累的。反右抓了以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高中级干部右派之外,有人言安徽抓的青年右派按比例占全国之冠之说。反右倾则出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全国闻名;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搞一言堂,整肃异己。
可以举两个当时曾沸沸扬扬很热闹过一阵子,至今人们还不能忘却的例子:
一是土法上马大办钢铁。当然全国都在办,但安徽为此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不能不说。1958年9月,毛曾来安徽视察,当毛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后,9月16日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毛泽东看到了什么,使他这么高兴呢?当时省内报纸纷纷报道,原来毛泽东沿途看到的,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密密麻麻的全是炉火冲天地在用土高炉炼铁!现在看来这种看起来热闹,实质是多么荒唐野蛮!试想一想,到处夜以继日的燃烧,不仅烧光了山上几乎全部的树木,甚至烧光了农民家里的门窗床板,而炼铁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赖以生存活命的锅盆等用具。结果炼出什么来呢?只是毫无用处的废渣,又烧焦了农田,也耗尽百姓的体力。
第二个例子是盲目兴修水利。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经津津乐道过的,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也是得到了毛泽东关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曾在会上说:“学习曾希圣的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几天,又到了32亿了,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八亿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什么?64亿又是什么?原来指的都是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总量。记得发表于1959年初某期红旗杂志上的数字,还是八亿八亿再八亿。报刊上曾大吹大擂过一阵子,说是这些土石方,如果要铺成多宽多厚的路,可以从地球一直铺到月球!说是天文数字真是名至实归。
张恺帆实地调查,直面大饥荒的严峻现实
张恺帆是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之一。虽说张恺帆在安徽一贯心慈面软,在政治运动连年时,保护了许多人,但他也得按官场规则办事,不可能一切了无干系。正如省长黄岩批判他时所说的,你揭安徽省委的盖子,不是在揭自己吗?他当然知道如果随大流,按既定方针办,结果当然是平安无事,安徽再死多少人,上下都有人顶着,账是算不到他头上的。省里乃至全国官员,大家都在按当时的规则出牌。
张恺帆越轨了,从当时的大跃进的主流舆论的浪潮中跳出来了。促使张恺帆毅然转身的是安徽农村大饥荒严峻的现实。安徽作为大跃进重灾区,灾难是全方位的。宣城、亳县、凤阳、定远、全椒等县,当时都处在被逼粮而饥饿难熬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张恺帆都是知情的。而迫使张恺帆奋然一跳的直接原因,则是家乡无为县农村饥民的哀号。
张恺帆在大跃进中的安徽农村,尤其是他的家乡无为县,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先摘抄一段《张恺帆回忆录》里的有关记载:“1959年,粮荒十分严重,群众叫苦不迭,省委负责同志还以为这是‘假象’,是群众把粮食藏起来了,命令下面把粮食搜出来。张恺帆因为还兼着巢县县委书记,常在下面走,知道实情,可当时浮夸严重,不敢讲真话,就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都下到基层和农民一起过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春节,曾希圣听了很高兴。到农村一看,群众缺粮叫苦不迭。我们的干部却到处搜粮食,甚至把农民草堆拆了找,群众家里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锅里全是青菜萝卜叶子,很少见到粮食……。”(《张恺帆回忆录》第341页,以下只注页数)“鉴于有人说农民们晚上偷着烧吃的,我和县农工部长陈建章同志一起坐车下乡察看。出了城,四周一片漆黑,许多群众当时连灯也点不起的。好不容易见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陈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烟为借口去察看。敲开了门,那家农民果然在烧锅,我揭开锅盖一看,全是青菜、萝卜叶子,没有一点粮食!那个农民说,白天要干活,晚上不弄点吃吃就饿得睡不着觉。”
“(1959年)二三月份,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市长赵凯到巢县找我,要求调粮到合肥。他们说:‘合肥几十万人口,粮食只够吃几天的了,情况很急。’我说:‘巢县只剩千把万斤,几十万人都指望它,好多人在饿饭,粮食没法调。’刘征田同志说:‘刚才曾政委(希圣)在广播上说群众有粮食,藏起来了,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指晚上偷着烧吃的)’我说:‘岂有此理,这完全是听信了造谣!’刘征田说:‘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说:‘我兼巢县书记,不能不管巢县人民疾苦,我可以不当省委书记,粮食不能调。’刘征田说:‘有人说你受骗了,桂书记在桐城搞出了几亿斤,巢县能例外吗?’我说:‘省委可以派人来查。’没几天,李凡夫、高鸿来了,……他们传达省委负责同志对我的批评:‘工作不深入,受欺骗。’我无话好说,就领着他们到好多人家去查,除了一点种子外,根本查不出粮食来,他们也无话可说。”
以后张恺帆和他们又去了邻县含山,并去了邻省江苏的江浦县桥林镇考察。
“从江浦回来后,我要求向常委汇报情况,一提汇报,曾希圣同志说:‘你的书面报告我已经看了,你不要汇报了。老张,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其他书记、常委在旁边,也学会了看风使舵。报喜不报忧,投曾希圣之所好了。结果,下面来的同志都讲好的,致使情况越来越严重。”(340—344页)
“……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346页)
“我们到了无为县城,立即找县委书记来汇报。姚奎甲书记来了,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我问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粮食?’他说:‘十三亿斤。上交七亿斤。’我问:‘现在口粮每人每天多少?’他说:‘四两原粮。’我又问:‘全县有多少浮肿病人?’他说:‘不过万把人。’我说:‘收了这么多粮食,为什么还有浮肿病人?’他说:‘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我明知他是扯谎,没有驳斥他,只把我们在石涧区看到的告诉他,我说:‘我不多谈,你亲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你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
“第二天,粮食局长找我反映: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另一本十三亿斤,其实只七亿斤。”(347页)
安徽是农业大省,1958年——1959年两年,虽有部分地区有水旱之灾,都是局部的,和邻近的江苏、浙江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即使1954年淮河决堤,淮北七县顿时成水乡泽国的特大水灾,也很少饿死人。
说到无为县,无为濒临长江,境内水网纵横,是鱼米之乡,仅靠农产也能衣食无忧。1958年大办钢铁,农村劳力调走了,农田管理不到位,该收的未收上来,又受了一些旱灾,粮食减了,但也还有7亿斤,无为当时全县人口九十余万,人均原粮还有七百余斤,还不算农民自留地部分。如果当年不刮共产风浮夸风,不放粮食卫星,不收回农民自留地,不办农村食堂层层剥削,或是像邻省江苏那样,早早把食堂解散了。特别是不搞粮食产量两本账,实话实说就报七亿斤,还可能上调七亿斤吗?如果这些事都没有发生,无为县和安徽省还能发生如《张恺帆回忆录》中记述的惨象吗?
张恺帆深知,在第一书记一言九鼎的体制下,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但当时他身在无为,毕竟还是省级高官,还有一点救赎的权力。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见死不救呢?他不能不出手了。
张恺帆是个务实的人。他如何处理无为县农村大批农民已被饿死,和将有更多的农民被饿死的危急状况,《张恺帆回忆录》里有详细记录,不一一复述了。无非就是很多文章中提到的:立即停止粮食上调,解散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得的口粮,发到农民手中,发还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抓紧晚秋农作物和蔬菜的种植管理,惩治迫害虐待农民和食民而肥的农村干部,爱护医治生病挨饿的穷苦百姓。未说一句空话,未提阶级敌人破坏,不说阶级斗争,只说灾难,只说怎样千方百计渡过难关,条条都是务实的办法,条条都是救命的措施。经过张恺帆亲自坐镇,一条一条的落实,食堂解散了,农村家家锅台开始冒烟了,农民们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自留地里忙活了,也能到生产队的大田里干活了,还能到水塘里弄点小鱼小虾,小市场也热闹起来了。
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不高兴了。他把张恺帆在无为的所作所为,整理成材料,秘密上报安徽省委,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正在庐山开会,省长黄岩接到密报后,火速上报曾希圣。曾希圣正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接到黄岩报告,立即上报毛泽东。毛泽东作了措辞极为严厉的长篇批示,称张是彭德怀和高饶余党,‘可能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作了政治上的宣判。(371页)并下达全国各地。
张恺帆烈火烧身,如张恺帆诗中所说的,先是“五十一天伤乱箭”,连续批斗五十一天,接着是“有口难吹‘七字’尘。”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是,不是也是,百口难辩。纵然你还是忠心耿耿,“北望都门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又有何用?还不是逮捕囚禁流放,不错,命保住了,在关押了二百多天后,流放基层。
张恺帆经受最大的痛苦,应该还是精神上的觉醒。他毕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入党的,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为的是工农大众能免受剥削,过上幸福生活。可是眼下建国己经十年了,他看到的竟然是政治运动连年,冤狱遍地,民不聊生。如他自己诗中所记述的:“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381页)这首小诗写于1959年国庆节前几天流放途中,已经看出了这场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至于五风的风源在哪里?张恺帆当时可能不敢想,或是想到了也不便说。但应该可以说,他已经开始认真思索了,或者说是精神上的涅槃已经发端了。
安徽官场“众生相”
去年我的谈无为事件的文章《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发表后,曾有读者来函问,张恺帆和曾希圣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隙怨?我想他是对权力高度集中的书记负责制不了解。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就在全县公社第一书记的会上说过:“你们是第一把手,等于是一把刀子握在你们手里,要怎样砍就怎样砍。其他书记、副书记提意见要顶回去,严重的要给他们处理。”姚奎甲在他治下的无为县是这样,曾希圣治下的安徽省还不是一样吗?
和张恺帆同时受难的,在省级领导中,只有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等少数人,(株连之众是另一笔账)其余的基本上是曾希圣的附庸!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曾希圣倒了,他们也集体出局了。怎么出的局,各人在大跃进的大灾难中,又都干了些什么,不妨摘其要者略说一二:
先说省长黄岩。无为出问题后,张恺帆请他去看看,他不肯趟有碍政治前途的混水。接到姚奎甲揭发张恺帆解散食堂的检举信后,他马上上报曾希圣,毛泽东对张的批示一公布,立即奉曾之命,赶回合肥批斗张恺帆。头一句话就是,我不去无为是先见之明,第二句话是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问题不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不,无论无为有无问题,先批斗你再说。”(372页)有意思的是,安徽问题败露了,曾希圣垮台了。二把手黄岩呢,说垮吧也未垮,省长还在当;说未垮也垮了,降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了,就这么一直候补到回家抱孙子。黄岩是那时也是当今千千万万庸官的缩影。(372页)
再说说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他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开始他对无为问题想绕道走的,但张恺帆坚请他也不能不来。张是眼见无为问题如此严重,请桂来,是想请桂分点担子,也想到桂是曾希圣的红人,桂参与了,曾可能会给点面子,对解决无为问题会有所帮助。桂来了,也看到无为悲惨现实了,也马上义愤填膺地发言了:“确实严重,难道要让老区人民死光么?”面对王光宇张口要调无为几千万斤粮一事,听说有二百万斤已装上船了,也曾大义凛然的把桌子一拍:“装上船也不行!卸下来!粮食一点也不准调出去!”(365页)一字一句都像是爱民惜农的大英雄,如果他以后再能坚持往前走一步,真的能为了无为农民的生死存亡,和张恺帆共担风险,风雨同舟,那他也会受到无为人永远尊敬和怀念的,他的墓穴也会和张恺帆一样,安葬在无为城美丽的绣溪公园内,世世代代接受无为百姓的祭祀,他的子孙再去无为,也会受到重感情的无为人英雄一般的欢迎。可惜,在关键时刻他倒戈了。对张恺帆的批斗会还未开始,张在合肥见到了桂林栖说:“无为的情景,你亲眼所见,真像主席《送瘟神》诗所写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桂林栖居然会说:“恺帆同志,这样讲过分了,也不是那种样子,无为的情况还是可以的。”(368页)张恺帆当时听了,不禁愕然。1962年安徽问题一败露,他也随着曾希圣倒台了,官帽丢了,人格也扫地了。
《张恺帆回忆录》忠于史实,但张省长宅心仁厚,涉及到具体人时,即使是像曾希圣、黄岩、桂林栖这样的直接加害于他的人,看得出他都是笔下留情的。但是,他对另一省级大员却未留情面,此人乃宋孟邻,张恺帆书里说他是“人称‘送人命’”。据书中(367页)记载,他对无为发生的最严重饿死人的地方,都重新“调查”一遍,说我“大闹无为二十天”,“擅自强迫解散食堂”,“宋还背着我找白梨平、夏云谈话,说‘张某人不看全局,专看阴暗面’”(368页)。千万别看轻了这些炮弹,打倒张恺帆事小,更严重的是大大加快了无为百姓被饿死的速度,成了真正的“送人命”!大闹无为是1959年秋季之事,而无为大批饿死人是当年底直至1961年的事,大都是在批斗关押张恺帆之后发生的。宋孟邻的调查报告如果说了一点实情,无为后来不会死更多人的,可惜他谎报灾情,造成无为百姓更多的死亡。他爬上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宝座,眨眼的工夫又倒台了。
至于其他大员的归宿,我摘抄《张恺帆回忆录》409页可见一斑:杨明免去常委;书记处书记王光宇是分管农业的,也有责任;桂林栖到唐山铁道学院当书记;曾庆梅到山东淄博当市长;宋孟邻到西安市当副市长;张祚荫副省长及其他副省长,都拿掉了常委;常委有一人被开除党籍,下放当副县长;高鸿秘书长常委也拿掉。一个未杀一个未抓,个个都还在做官,只是官小了点。曾希圣垮台后,中央派来了民主意识很强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主政安徽,才有了差强人意的结局。很多人祸也很重的省份,还达不到这一点。
最后说一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对安徽官场大发脾气之事。本来柯庆施和曾希圣等一样,都是三面红旗的吹鼓手,大跃进的促进派。
中央知道安徽饿死人,董必武曾到淮北视察,他们采取欺骗手法,把浮肿的人藏到草堆里;或者抬到船上运走,船翻了,淹死不少人;让干部穿上崭新的衣服,在公路两旁劳动,欺骗董老。最高人民法院的王维纲同志到凤阳视察,也受到欺骗。(394页)
“群众在挨饿,农村在死人,曾希圣却在两三年中,大兴土木,任黄岩当总指挥,大建别墅。每个省委书记处书记都有一幢小楼,花费巨大……还专门为毛主席修了一幢房子,当然是很考究的。”(394页)
安徽问题开始败露,华东局知道了,柯庆施派魏文伯来了解情况,沿途见到了许多饿倒在路边的人。1961年6月,柯庆施来安徽,在岳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指出:“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饿、逃、荒、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往前拱!”
安徽省委一班人几近集体出局了,当然是咎由自取。为什么别的省没有大换班,集体出局,独独安徽省委要倒这么大的霉?值得人们继续思索。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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