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奋斗的结果
[ 2009年第12期 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奋斗的结果 作者：李维民 ]
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党的正确领导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靠党的集体智慧,靠党的民主决策和集体的努力。在人民革命战争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能够实行民主决策,因此保证了党的领导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这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得以建立新中国的重要保证。
从战争年代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往各地的文电可以看出,传达中央指示的文电,绝大多数都是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发出的,由个人署名的很少。以解放战争时期为例,从1945年8月15日至1949年10月1日,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由毛泽东起草的文电,共有902件,其中毛泽东个人署名的只有63件,仅占7%。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也起草了不少重要的文电,绝大多数也是用中央或军委的名义。从毛泽东起草的文电原稿看,许多都有不少修改或补充,虽然现在很难弄清楚,哪些修改补充是根据谁提出的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以中央或军委名义发出的文电,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意见,一般都经过集体研究讨论,有的是先研究后起草,有的是先起草后传阅或讨论。下面接到这些文电,也都当作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或意见,并不知这些文电是谁起草的。
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文电,特别是传达一些重要决策的文电,都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例如,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及时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根据中共七大确定的方针,征求了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经过朱德等集体讨论,在由刘少奇起草的党内指示中首次提出的。
至于如何根据这个方针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争取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不断加深和提高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例如,开始中央要求我军独占东北。毛泽东在1945年10月19日提出:“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11月1日又提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11月14日要求“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并要求“得力领导同志去朝阳建立领导中心,……确保锦朝铁路线于我手。”11月15日,毛泽东又以个人名义致电林彪、彭真,要求“集中最大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毛泽东远在延安,对东北的情况很难具体的了解。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和张闻天到达东北后,当晚在东北局会议上就提出:东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1月22日,在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电报中首次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9日,陈云主持起草,与高岗、张闻天联名致电中央,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12月7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报中指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12月10日,毛泽东起草致东北局电,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意见。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对于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中,林彪、罗荣桓、黄克诚等东北前线指挥员,也做出重要贡献。1946年3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要求“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4月6日,又提出“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4月18日,国民党军集中七个师进攻长春的屏障四平街。4月19日,毛泽东提出“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4月20日提出“长春应布置守城,指定守城部队准备粮弹死守”。并且提出“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注:马德里是指从1936年10月起,西班牙人民指挥与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进行的持续达两年五个月的首都马德里保卫战)。4月27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电中又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4月30日提出“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5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
四平保卫战打了一个多月,虽然消灭敌人万余,但我军也伤亡八千,而且大部分是老的骨干。5月18日,四平防线被敌人突破,林彪根据战场形势,当晚果断命令部队撤退。5月22日又在罗荣桓等支持下,主动放弃长春、吉林,将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从而避免了我军遭受更大损失。林彪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中央同意。5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也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6月16日,中央根据东北局建议,决定组成东北局常委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7月3日至11日举行的东北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的偏向,彭真在会上也受到批评。7月7日,会议通过了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又称“七七决议”。这个决议对后来我军在东北战场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第一(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习仲勋,第二(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邓小平,第三(华东)野战军的陈毅、粟裕,第四(东北)野战军的林彪、罗荣桓,以及华北军区的聂荣臻等战略区的指挥员,根据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组织实施战役战斗,对于推进解放战争的进程,夺取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历次战役战斗乃至三大战役的组织指挥者,不但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而且拥有临机决定一切的权力。在中央和军委给各战略区首长的文电中,常常有这样的文字:“以上意见妥否望复”(1947年4月15日致彭德怀等电),“是否可行,盼告”(1947年5月6日致陈粟等电),“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1948年8月12日致林罗刘电)有时,战略区的指挥员认为中央的指示不妥,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例如,1948年7月16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的给华野的电报提出“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当时部队连续作战需要休整,也还不具备吴化文准备起义的条件,在7月间显然不可能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华野向中央反映了实际情况后,毛泽东同意部队先休整一个时期。8月4日,我方获得吴化文可能起义的情报。9月11日,毛泽东提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由于吴化文的起义,战役进程大大缩短,从扫清外围到全歼内城守军只用了8天。毛泽东还在7月16日同一天,为军委起草给徐向前、周士第的电报,也提出“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这更是不可能的。阎锡山经营了数十年的太原,是在第二年即1949年4月24日才解放的。
毛泽东有许多英明的预见与决策,例如,辽沈战役中关于集中兵力先攻锦州,将敌人封闭在东北予以歼灭的决策,对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的环境不可能运用同样的战法。在平津战役中,就难以将三面是水渠盐池、一面靠海的塘沽形成包围。因此,中央军委原定先攻塘沽后打天津的计划,根据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改为先打天津后打塘沽。上海战役也是这样。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的电报提出:“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海上敌人逃路。”在10天外围作战中,国民党军依托钢骨水泥碉堡群,在舰炮和飞机支援下抗击我军进攻。由于地域狭窄,我军不便展开,每攻一点,费时较长,伤亡很大,难以封锁吴淞口。中央军委批准了第三野战军先攻市区后解决吴淞的建议,并让部分敌军从海上逃走。结果上海守军20万人,我军歼灭15万人,从海上逃走的有5万人。
前线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上级部署或决定的情况是很多的,中央也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前线指挥员可以临机处置。例如: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先打黄维的决策,就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的。1948年1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陈邓电中,明确指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就是由前线指挥员临时决定,不是中央决定或指挥的。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陈毅、粟裕根据敌情的变化,临时改变决定,做出围歼敌74师部署的。在孟良崮战役之前,毛泽东就在5月12日为军委起草的致陈、粟电中说过:“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靠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取得的。曾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1990年4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说过:“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中央常委同志是经常拍着桌子和他吵架的,吵得面红耳赤,一般情况下,他还是能接受意见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还能够听取和采纳不同的意见,集中集体的智慧,这正是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如果像十年“文革”那样,毛泽东独断专行,实行一言堂,解放战争绝不可能取得胜利,新中国也不可能建立。
广大工农群众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主力军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人阶级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进行革命战争主要依靠农民。随着大、中、小城市的解放,工人阶级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在解放上海等大城市中,工人阶级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运动,调动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实行土地革命,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掀起一波又一波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农民不但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主体,而且组成了更大规模的支前大军。例如,淮海战役我军参战部队共约60万人,而担负运送弹药、粮食、枪支,转运伤员等任务的民工,就达543万人,几乎等于参战部队的十倍。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
党的正确政策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重要保证。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中,曾发生过左的偏向。不但中农利益受到侵害,对地主、富农实行“扫地出门”,也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在“搬石头”中,大批党政干部以“右倾”罪名被批判、被打倒,左的偏向甚至发展到部队,有的部队也搞起“贫雇农当家”,贫雇农出身的战士坐在前排当主席,出身不好的干部坐在后排受批判,这种极左的做法受到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和抵制。
幸好,中央及时发现了这种左的偏向。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土改问题的讲话,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都批评了土改中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毛泽东将这些文件转发全国,避免了左的偏向造成更大的危害。这对于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进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主要来自工农群众的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在人民革命战争中英勇作战,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涌现出千千万万英雄模范人物。最近,在全国开展的评选为新中国建立做出重要贡献的英模人物候选人中,有一位人们还不熟悉的陈金合,他是比董存瑞早两年多舍身炸碉堡的英雄。1945年11月,在津浦路阻击战中,这位山东军区第8师的班长,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攻克柏山战斗的胜利。刚到山东的陈毅司令员,听到陈金合的事迹后挥笔题词:“陈金合同志是实际战争的领导者,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在人民革命战争中涌现的千千万万烈士、千千万万英雄,不愧为实际战争的领导者。
知识分子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做出宝贵贡献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工农群众。但是在左的路线之下,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被贬低、被排挤、被批判和被改造的境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共产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是他们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去革命。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工农兵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在这支主力军的指挥员中,革命的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是打头阵的。在标志着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的五四运动中,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当东北沦陷、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又是爱国学生带头,发动了席卷全国的动员全民抗战的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响应“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成为全国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骨干。大批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颂扬抗日军民浴血奋战,揭露日本侵略军野蛮罪行和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独裁腐败的作品,教育人民,鼓舞斗志,与拿枪杆子在前线战斗的将士协同作战。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一起战斗在第一线,许多成长为率领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以李公朴和闻一多为代表,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毫不畏惧,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布禁止请愿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法令,蒋介石声称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爱国学生没有屈服。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从未中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这两条战线相互配合,“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为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一直得到友好人士的赞助和支持。早在1927年,当南昌起义军南下遭到严重挫折,朱德和陈毅率领的部队剩下不足千人时,幸得朱德的好友范石生帮助,隐蔽在他的部队中,并且得到军费和粮弹的供应,使这支部队得以积蓄力量,不久就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湘南暴动,部队迅速发展到一万余人,到井冈山后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为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主力军。在十年内战中,中国工农红军也得到不少友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或明或暗的帮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张民主、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马寅初、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梁漱溟、柳亚子、陈铭枢等国民党进步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马叙伦、许德衍、罗隆基、章乃器等民主派人士;龙云、刘文辉等云南、四川地方实力派人士;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胡风、曹禺等文化界人士;卢作孚、刘鸿生、胡厥文、胡子昂、李烛尘等企业界人士,都与共产党友好合作,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民主党派,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形成的。他们与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努力促成全国团结抗战。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十大政纲,主张坚持抗日、反对妥协;要求结束党治,厉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0月也宣布政纲,要求国民党“立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废除妨碍基本自由的一切法令、制度、机构;废除党内法西斯统治,实行党内民主制。1948年各民主党派反对和抵制伪国大,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先后到达解放区,积极参与召开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特别在制定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使《共同纲领》成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利用他们与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历史关系,积极从事策反工作。在解放战争中,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国民党军有20多万人起义、投诚及接受和平改编。1946年7月吴化文到南京开会时,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就劝告吴化文,要吴化文去找李济深,李济深委托章伯钧转告周恩来,经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鲁南军区从1946年就开始做争取吴化文的工作。孔从洲、高树勋、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邓宝珊、刘昌义等都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他们的起义都受到冯玉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国民党军中有重大影响的李济深,也为策动国民党军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在上海战役中投诚的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早在上海战役前就秘密参加了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云南影响很大的民革另一位领导人龙云,对策动滇军起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平、长沙、新疆等地和平解放过程中,民革协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也参加了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工作;还同中共地下组织配合,开展群众斗争;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在华侨中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与护厂、护校和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工作。一些民主党派的成员,还为此献出了生命。总之,各民主党派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应被埋没的贡献。
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官兵的起义与解放战士加入人民解放军,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在4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850多万人,其中策动和争取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有188万人,占国民党被歼灭总人数的22%强。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在解放战争的历次重大战役中,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对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当蒋介石调兵谴将,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时,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新8军和河北民军,在邯郸地区通电起义,给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以重大打击,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对于瓦解国民党军的斗志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开展声势浩大的“高树勋运动”,此后又有国民党第38军55师孔从洲部第60军第184师潘朔端等共11万余人起义或投诚,对人民解放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配合策应作用。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宣布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知识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同时阐明对蒋方人员采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再次重申我党我军的政治纲领是“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正确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使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将领解除了顾虑,认清了自己的前途。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先后进行了济南、辽沈、淮海、平津等大规模的战略性战役。在这个阶段,首先起义的是吴化文率国民党军整编第84师及整编第96军独立旅约2万人,在济南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举行战场起义,从而加速了济南战役的进程。紧接吴化文起义之后,长春守军、云南系的第60军官兵约2万余人,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举行起义,从而迫使长春的另一部分守军、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新编第7军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黄埔一期生、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郑洞国迅速放下武器投诚,因而大大地加速了东北全境的解放。
长春解放后不到20天,在淮海战场上,原西北军将领、早年加入中共的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领第59军、第77军大部,国民党军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领第110师,先后在贾汪地区和双堆集地区举行战场起义,对加速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二级陆军上将傅作义达成了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的协议,为名城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更是接连不断。1949年4月到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约300余万人,其中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即达120余万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程潜、陈明仁为首举行的长沙起义和由陶峙岳领衔举行的新疆起义,及董其武领导的绥远起义。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分别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第21、22、23兵团司令员,1955年均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在解放战争中,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战线迅速扩大,兵员急需增加,而解放区在一波一波参军热潮中报名参战的子弟兵,已不能完全满足部队的需要。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将在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按照自愿原则,吸收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这些士兵加入解放军后称为解放战士,他们大多是被国民党军用抓壮丁等手段强迫入伍的贫苦农民,在家乡受地主恶霸的剥削和压迫,在国民党军队中又受军官的盘剥和打骂,早就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和痛恨,向往解放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幸福生活。他们被俘后,经过“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积极要求杀敌立功。1948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代军委起草的电报中,要求东北、华北部队“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的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绝大多数解放战士,参军后表现良好。有的解放战士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刚参军,在第三阶段就当上了班长,有的甚至成为战斗英雄。
在人民解放军中,解放战士总共有多少,占多大的比例,至今没有统计。一般估计至少数以百万,他们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奋斗的结果,是由多方面的积极因素促成的。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宝贵贡献,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起义将领的特殊功绩,都被贬低或抹煞了。中国共产党曾经公开宣布的政策没有切实兑现,一些本应立功受奖的反被打成了反革命,有的还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赢得了国内外赞誉。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仅歌功颂德,还需要冷静客观地回顾中国革命胜利的历程,这将有利于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