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前的民意潮
[ 2009年第12期 柏林墙倒塌前的民意潮 作者：亚思明 ]
1989年秋,民主德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千千万万的东德民众涌上街头。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一党专政40年之久的统一社会党(SED)失去了手中的政权。此起彼伏的东欧剧变似乎应验了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关于社会主义阵营“要么毁于怦然巨响,要么止于一声呜咽”的著名论断。
虽然前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至死都将“反革命政变”的胜算归结为国外“敌对势力”的干预,然而,20年过去了,这段“反法西斯防卫墙”不攻自破的历史已被西方媒体塑造成了“自由引导人民前进”的典范。由草根阶级发起的“自由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几乎不容招架地掀翻上层建筑的统治,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逆民意者亡”的道理。
自由主义者在东德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以及英国光荣革命中的辉格党人声称人们拥有选择君王的权利,也可以视为宣扬人民主权的先驱。不过,到了启蒙时代这些运动才初具规模。自由主义的发展并不顺利,不同流派之间开始产生激烈冲突。到了20世纪20年代,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已近消亡,很多人加入了欧洲的安那其主义(Anarchism)阵营,其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
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开始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的对立面。极权主义这一名称是由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最先使用的,用以描述贝尼托·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治和社会系统。斯大林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也同样适用此名称。极权主义政权主张并且实行对整个社会的中央集权控制,以达成理想中的繁荣和稳定的目标。极权主义通常宣称其国家和人民正受到其他威胁(如“外国势力”),以替独裁政权辩护。对极权主义的反抗成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重要部分。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自由主义领袖试图重组境内的大约15万活跃分子。但是,由于他们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这项工作在苏战区遇到了空前巨大的阻力。苏战区以及后来的民主德国的统治者不能容忍自由主义者的存在。列宁曾说,安那其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伪革命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思潮,从根本上反对一切国家及政府组织,为反帝国主义的分裂运动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
由于受到来自苏联军事委员会和统一社会党的打压,活跃在苏战区以及后来的民主德国境内的自由主义者只能小范围地散发传单和公开信。1945年,一个名叫威利·耶利内克(Willy Jelinek)的茨威考人与他的同伴一起在苏战区成立了一个信息站,专门发布另类消息。1948年11月,他们还在莱比锡组织了自由主义团体大会。后来,包括耶利内克本人在内的全体与会成员以及一名打入社团内部的特务都遭到逮捕。
耶利内克于1952年3月死在萨克森州鲍岑小城的一座监狱里。死因不详。据他的狱中难友赫尔曼·福尔纳斯(Hermann Furnes)在写给安那其主义学者汉斯·于尔根·迪根(Hans JuergenDegen)的一封信中推测,同大多数囚犯一样,耶利内克是过劳死。
事实上,东德政府一度有效遏制了自由化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泛滥。自由主义团体只能凭借少数非法传单和地下文化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联邦德国“议院外反对派”运动的兴起,以及自由主义新流派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开始投身到社会政治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
自70年代开始,反对派组织在民主德国初露端倪,他们多称自己是姓社不姓资。不同于执政党,他们向往的是一种“真正的、民主的、奉行议会民主制”的社会主义理想。然而,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除了在媒体上看到或者听到整齐划一的官方论调,几乎不能从任何合法渠道获取其它信息。各大企业和机关的复印机均受到严格监视,仅对忠实于党的高层干部开放。
萌发基层民主和自由媒体的种子终于在70年代末期得到了土壤。
1978年,被经济和内政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埃里希·昂纳克为了安抚人心,与东柏林大主教阿尔布莱希特·胥恩黑尔(Albrecht Schoenherr)签订了一份关于批准教会印刷内部刊物的协议。这无疑是给言论自由受限的东德社会的铁屋子开了一扇天窗。反对派组织很好地利用了这片特许的蓝天。截至80年代中期,完全独立、自成一体的公民权运动便在十字架的庇护下日趋成熟地发展起来。一部分参与者开始走向极端化的、安那其主义的立场。例如1982年成立于德累斯顿基督教会的一支名为“狼皮”的安那其主义劳动社团很快蜚声全国,《萨克森报》的一名排版女工也秘密加入其中,帮助他们完成每日2万份的传单印刷量。
另一些8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则通过打字机和油印机制作一些模糊难辨的印刷品,传播米歇尔·巴库宁(Michail Bakunin)、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皮埃尔·克鲁鲍特金(Pjotr Kropot-kin)、古斯塔弗·朗德奥尔(Gustav Landauer)等人的思想。
自由媒体的萌芽
1986年,民主德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第一批打着教会旗号的自由主义刊物,现分别介绍如下:
《俯冲》(Kopfsprung)(1986—1991)是前东德时期的一份非常抢眼的地下杂志,首发日期是1986年的民主德国教堂日。
创办该杂志的“下层教会”(KVU)将自己塑造成反对教会官僚主义的对立派。但实际上他们既缺乏对抗主教特权的基督教基础,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派。他们是一群主要由安那其主义者和朋克组成的无神论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下层教会”不断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也不再一味愤世嫉俗。组织成员逐渐有所细分,关注的领域也各不相同。例如,“下层教会”于1986年至少推出三期倡导自由主义的《晨星》杂志。
1987年的春天,东柏林的文化圈里流传着一份没有标明出版日期及地点的秘密印刷品。细心的读者可以在符号与诗文之间的缝隙里读到用打字机刻印出来的政论文章。这便是《俯冲》的最早原型。
1986年,宣扬和平与人权的左翼自由主义团体在东柏林创建了《模糊地带》(Grenzfall),无疑又为自由媒体阵营壮大了声势。不同于随后接踵而至的《环境报》,《模糊地带》的发行人自称要与安那其主义划清界限。无论是“下层教会”、“狼皮”劳动社团,还是刊发《环境报》的东柏林环境图书馆,安那其主义者遵循的是另一种政治理念。他们相信,通过改革自由空间的拓展,或者通过国家政治结构的解体,他们所希冀的一种“新型社会模式”将由下及上地得以推行。
1986年秋,首期《环境报》(Umweltblaetter)与读者见面。出版方是同年建成的环境图书馆。据《环境报》前任编辑沃尔夫冈·鲁登克劳(Wolfgang Rueddenklau)表示,环境图书馆其实是东柏林“锡安山教会”羽翼下的一个安那其主义团体。
每月一期的《环境报》的副标题为《和平与周边环境信息报》,同东德时期的大多数地下刊物一样,也是在蜡纸上刻印复制而成的。版面大小为A4纸,其上注明“教会内部信息”。由于印刷质量不佳,排版技术落后,读懂这些信息常常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
与此同时,《环境报》也是民主德国自由化运动的传声筒。鲁登克劳称,他们试图“平心静气地传达一种自由主义立场”。
《环境报》也同样关注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1986年年底,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揭露说,首都空气中的烟尘含量超标九倍。这让政府部门深感不快。他们警觉到,这份月刊已经超越了教堂的高墙,发展成为一个跨地域的、联结各种环保、和平、民间及人权组织的论坛。此外,由于人手相传的争相阅读,《环境报》早已成百倍地突破了每月600份的舆论影响力。
1987年11月,东德国家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终于上升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11月25日的深夜,史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第一次下令对教会进行大搜查,他们逮捕了五名人员。此次行动直指创刊一年的《环境报》,以及同样在环境图书馆付印的《模糊地带》。大约20多名史塔西的秘密警察和检察官收缴了印刷机、手稿和禁书等物品。
官方的这一举措在民主德国的许多城市都引发了抗议活动和游行示威。一些早年被驱逐到联邦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民众积极对外反馈信息,并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强烈反响。最后,东柏林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了全部的在押人员,并且停止立案调查。《环境报》得以继续发行。
此外,联邦德国也给了《环境报》极大的舆论支持。一些自由主义团体,如草根革命、工联主义运动、《德国日报》大量转载《环境报》的文章。也就是说,这份刊物已经将话筒传递到了边境以外,对两德民间的信息交流和友谊结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986年成立的“环境图书馆联谊会”、科隆的“草根车间”、慕尼黑的“环境中心”也成功地在联邦德国建立起《环境报》的发行网络。
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开始将《环境报》视为一种可靠的消息来源,却对官方言论置若罔闻。威信扫地的政府部门被迫研究起“反动报刊”的重要文章,以商对策。《环境报》(后更名为《电讯报》)在1995年第10期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更让官方恼火的是:民主德国的各大城市,甚至乡村小镇,形形色色的敌对报纸忽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国家的新闻垄断不仅仅是示范性地折损,简直就是彻底崩溃。政府颜面尽失,却也无能无力。”
其间,《环境报》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发行量上升为3000册。由少数反对派倡导的政治改革之所以能在民主德国升级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自由媒体发挥的凝聚民意的作用不可小觑。
两德统一之后的1994年,鲁登克劳重新回顾了1987年秋史塔西大举搜查教会的那段“锡安山丑闻”,他说:“其实那便是民主德国末日的前兆。自此,越来越多的内政危机表明,国家已经不能继续使用暴力恫吓民众,也不能以此而维持政权。人们发现,‘皇帝原来是光着的’。越来越多的市民敢于走上街头表达内心的不满,直到1989年政府倒台。”
而对于自由主义刊物来说,《环境报》在“锡安山丑闻”中的胜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虽然史塔西后来通过一些技术上的阴谋诡计阻止了《模糊地带》的再现,《环境报》却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迅速成长为一支对抗官方话语权的生力军。整个民主德国境内都活跃着他们的特派通讯员,撰写评论、跟踪报道、采写新闻、分析时局,各路消息源源不断地涌入东柏林的总编室,最后汇总成册,呈现给读者。
1989年10月初,民主德国的上空笼罩着一种风起云涌的紧张气氛。各大城市都爆发了万人大游行。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环境报》编辑部决定要“因时制宜”地加快发行速度,每隔几天就出版一期7至10页的新闻刊物。10月9日,“变脸”后的杂志首次以《电讯报》(Telegraph)的封面亮相,并且沿用至今。就在这一天,政府调集军队,准备镇压莱比锡星期一大游行。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Christian Fuehrer)回忆说:“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种濒临内战的恐怖局面。到处都能看到整装待发的部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坦克车辆,还有警告标语。”
与此同时,东柏林的客西马尼大教堂(Gethsemanekirche)正在赶着印刷4000份的首期《电讯报》。20分钟之内,这些油墨未干的刊物就被游行队伍一抢而空。他们又加印了2000份。据鲁登克劳回忆,当时编辑部的同事还在马不停蹄地为下一期杂志校样。现在,原先的月刊变成了周刊,惟有发行人不变,还是东柏林的环境图书馆。他们通过独立采编文章来对历史展开清算,既无情鞭挞斯大林主义,同时也对当前的社会制度转型保持审慎态度。
社会主义教会的屋檐下
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教会成了东德自由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避风港。和平革命之所以能够和平进行,是与基督教会的精神感召分不开的。一位德国作家称之为“白蜡烛革命”:很多市民在游行开始之前到教堂参加和平祈祷,非信徒们则耐心等待祷告仪式结束。蜡烛是游行的标志。假如一个人手持蜡烛,另一只手给蜡烛挡风,他便不能向警察投掷石块。抗议示威便减少了许多暴力化因素。
在东德,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僵持而又矛盾的。东德总人口中,超过80%信奉新教,12%信奉天主教。在东德史上,教会扮演很特殊的角色。一方面,教会的影响力被严格排除在公共事务与政治领域之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对于信徒来说并不符合基督教义,没有精神上的吸引力,尤其是涉及无神论时,往往被认为是来自撒旦的诱惑。德国新教,特别是路德教会,传承了马丁·路德对抗教廷与皇帝的“抗罗宗”精神,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积极捍卫个人权利和自由主义。
50年代初,为了全面主宰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统一社会党一度向教会发起过猛烈“围剿”,但是到了1953年,一场来势凶猛的工人起义运动令乌布利希心有余悸,政府转而借助教会的稳定人心的力量来巩固政权。除了抚平内政危机,东德教会也在两德外交中发挥了鲜为人知的重要作用。例如60年代的战俘交换以及经济援助,都是通过教会秘密进行的。
从1971年开始,“社会主义教会”概念孕育而生。东德福音新教联盟通过这个概念向当局保证,教会“既不是一个反政府的场所,也不是伪装的反对党。”藉此,新约教会与共党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
进入80年代,东德呈现新气象。60年代出生的一代新人开始关注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赛。他们质疑政府的花言巧语,呼吁和平,不要武器。每年11月,教会都举办为期十天的和平聚会,青年基督徒济济一堂,交流意见,为世界和平祈祷。许多和平小组陆续成立,环保组织也接连产生。这些草根团体都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只能在教堂内部集会。
1983年,普世教会协会在温哥华举行大会,东德教会第一次对世界和平、人权保障、生态维护等全球性议题提出诉求。1987年2月,大约一万名教会人士联署要求东德改革开放。1987年9月的“和平大游行”也让世人看到了东德的变化。1988年2月,东德全体教会第一届“合一大会”在德勒斯登开幕,继续探讨世界和平与公义问题,并与草根运动遥相呼应。
1989年1月8日,东柏林的环境及人权小组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教会推介自己的候选人参加5月7日的社区选举。后来,信徒密切关注了选举进展,证实官方公布的99%的支持率不实。5月10日,教会高层在国务委员会上对选举结果表示质疑。这是民主德国开国以来,政府威权第一次公开受到挑衅。
为什么教会能够成为铁幕之下的一块相对安全的清静之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一个根植于基督教传统文化的国家来说,礼拜仪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教会的收入来源独立于政府,不必仰人鼻息。雷纳·伊珀尔曼(Rainer Eppelmann)是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一名牧师,也是东柏林的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说:“1966年我蹲了8个月的监狱。幸好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后来我当了父亲,知道牧师的收入是有保障的,假如我被关起来,教会还将继续支付我的薪水,我的妻儿也不至于为生计发愁。”
此外,教会历来也是公众集会之所,拥有宽敞的大厅、办公器材、通讯设施。还有许多“闲人免进”的隐秘内室。牧师和神父有去西德深造的机会,从而建立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尽管“社会主义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采取怀柔之术,但是对于公众而言,他们还是具有相当的信誉度。
然而,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也侵入了教堂的地盘。伊珀尔曼称,盯梢他的史塔西非正式雇员就有41人之多。根据东德方面的解密材料,史塔西曾经为伊珀尔曼制定了一整套的谋杀计划——他将在驾驶他的破车“特拉比”(Trabi)时丧命。为此,他们试验了多种方案,例如拧松轮胎螺母、过弯道时击碎挡风玻璃等等。帕卡诺的女牧师米塞魏茨(RuthMisselwitz)则将在骑自行车时死于一场车祸。还有很多特务混入教堂内部,他们为了毁灭一位神职人员的前途不惜制造绯闻、酗酒等种种谣言。这些卑劣伎俩恰恰暴露了当权者的虚弱。
自由日与统一日
1989年的民主德国经历了一场疾速的社会变革。随着奥匈边境的开放,大批的东德人凭借这一道出口涌入西德。在布拉格和华沙的联邦德国使馆中,也挤满了申请避难的东德居民。据经济学家彼得·塔尔(Peter Thal)统计,每万名外逃者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损失0.12%,即3.3亿马克。也就是说,仅1989年当年西迁的34万东德人就带走了4%的国民收入。此外,环境污染、民主缺失、自由受限也令民众怨声载道。1989年9月4日,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星期一和平祈祷结束之后,大约千名异议人士第一次在市中心组成了游行队列。为极权政府送葬的“星期一大游行”由此诞生。
起初,游行队伍的标语主要是呼吁“出境自由”,很快,异议分子和民权人士喊出了“优化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民主公义社会”的口号。东德内部,星星点点的反对派运动也日趋燎原之势。10月2日,2万人参加了莱比锡的星期一大游行;10月9日增至7万人。
东德国家的命运之船开始驶离既有航线。波涛汹涌的水面上,驾船舵手的任何一个“拨乱反正”的举动都有可能加速船只的沉没。前东德国务院总理曼弗雷德·格尔拉希(Manfred Gerlach)回忆说:“所有的迹象表明,政府原本做好了武装镇压莱比锡大游行的准备。在我看来,假如他们果真开火,民主德国将从此陷入后果不堪设想的浴血内战之中。”
“我很害怕,”一位不知姓名的人10月8日在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祷告墙上写道,“也许剩下的年轻人的热血将为这个无望的国家凭白抛撒。”
10月9日中午,有传闻说,武警和士兵已经进入战备状态,他们的机枪就架设在屋顶上。任何人不得穿越卡尔·马克思广场上的歌剧院和音乐厅,违者格杀勿论。几个小时之后,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库特·马舒尔等六位莱比锡市民坐在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文书,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态度。教堂当日的和平祈祷仪式上有人宣读了这段文字。然后,人们照例进行“星期一大游行”。
德国历史学家Sascha Kowalczuk回忆说,至少在10月9日当天,革命的前景还在和平与暴力之间摇摆。子弹已经上了枪膛,所有人都在问,今晚的莱比锡会有一个“中国式”的结局吗?但在几万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始终秘而不宣。人群开始高呼:“不要暴力!”几万种声音汇成同一句口号:“我们是人民!”
有谁能与人民为敌?“我们是人民!”——有了这句振聋发聩的口号,再强大的武器都要保持沉默。莱比锡的和平之夜就是最好的证明。政府调集了部队,但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成了无将相随的空头元帅。后来担任莱比锡市长的沃尔夫冈·蒂芬泽(Wolfgang Tiefensee)骄傲地称10月9日为“自由日”。
恐惧一旦消除,宣泄的民愤就像决堤的洪水。10月16日,游行人数增长到15万人,10月23日25万。有学者称,和平革命其实是一场街头革命、草根参政意识的总爆发。11月4日,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上积聚了近50万民众,这也是东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非官方集会。史塔西部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的发言就此湮没在此起彼伏的口哨声中。不少游行队伍已经打出了“无界胜于有限”、“惠及全民”等口号,许多演讲者开始展望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道主义的民主德国。五天之后,柏林墙倒了。
争取出境自由曾是无数东德人走上街头的理由,假如这便是他们的全部政治诉求,和平革命就应在柏林墙倒塌后戛然而止。然而,他们想要的还不止这些。莱比锡大游行的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突然改换了三个字母,变成了“我们同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前西德首相科尔颁布《克服德国和欧洲分裂状况的十点纲领》之后。
1989年12月19日,科尔抵达德累斯顿会晤前东德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以圣母教堂的建筑残骸为背景,科尔面向东德民众发表了一个十分钟的演讲——并不算长,但意味深远。因为兴致高昂的观众们挥舞着白绿相间的萨克森州旗,以及黑红金三色的德国国旗,象征东德工农政权的锤子、量规和麦穗花环却不翼而飞。短短九个多月之后,两德重归统一。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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