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龚育之
[ 2009年第12期 琐忆龚育之 作者：石仲泉 ]
我一直视为“师、兄、友”的龚育之,转眼远行已经两年。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宛在,一些往事也时时浮现脑际。媒体回忆文字不少,无不称赞他的道德文章。我与他相识共事30年,深感他不仅是文章学养大家,而且还是道德修养楷模。对于大学者,无疑应是“文章学养大家”,否则徒有虚名。但作为大学者,同时能堪称“道德修养楷模”,并不很多。老龚则为德学双馨之凤毛麟角者。这里琐忆几件事,讲其道德修养的境界。
(一)27年的老副部长。老龚在年轻时就品学兼优,才华出众,“文革”前在中宣部已是重点培养对象,那时才30多岁就受到重用。所以“文革”在打倒“阎王殿”时,他不是作为“小鬼”挨批,而是同“判官”一起挨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强调提拔年轻干部时,老龚在1980年初就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他属于中央机关最早提拔的部级干部之一。此后,他的工作岗位多有调动,但副部长职位始终未有变动。与他同时提拔的大多都“进步”了,有的甚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之,他被人们戏称为“起步早、踏步老”的干部。比较熟的同志每每与他开玩笑谈及此事时,他都一笑了之,从不发牢骚,说怪话。他从未想过什么“跑官、要官”之类的事,也不屑于去走什么“门子”。一身浩然正气,27年“老”在副部长位上。
(二)“没有第一副主任,只有常务副主任”。 老龚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时,一些老副主任调离或退下后,他在副主任中排名第一,因工作需要,他经常在外参与起草中央文件一类工作,机关事务管的较少,因而配备了“常务副主任”,时为逄先知同志。同志们习惯地称他“第一副主任”,称逄为“常务副主任”。机关内的中层干部都了解这两个称呼的关系,但一般干部不了解,特别是外面的人更难理解:怎么“第一副主任”不是常务,“常务副主任”不排名第一?这种议论,可能他也有所耳闻。有一次开室委扩大会,在主要议题讨论完后,他专门就这个称呼问题讲了意见,说:我们机关只有“常务副主任”,就是逄先知同志,没有什么“第一副主任”,希望以后大家不要再这样叫了。这尽管是件小事,但说明他心胸开阔,不搞任何小动作去造成一种“升迁”之势。其实,在文献研究室很少称官职,都称老×。对他,大家都叫老龚。这个称呼一直没有改,30年来,我就是这么称呼他的,有一种亲切感,同志情。
(三)从不去申辩自己不是“两个凡是”的文件起草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的一个时期,有的人批判十三大报告时曾将老龚捎带上,说参与文件起草的,有过去是鼓吹“两个凡是”的,现在又鼓吹“两个一切”,是从“两个凡是”到“两个一切”。虽然没直接点名,但暗示所指对象就是龚育之。这给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造成一种印象:龚育之乃“风派人物”也,对他的名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老龚的确参与了十三大报告起草,所谓“两个一切”,是讲生产力标准,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但在那个时候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批判。在南方谈话发表后,对这“两个一切”的批判之声才被压了下去。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讲“两个凡是”时,老龚也确实在那个班子里工作。他是否参与了“两个凡是”的起草呢?过去尽管在一起工作,但没有机会也不便于问这个事。1998年我们集中在中直机关的苗圃撰写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时,一天散步谈起两年徘徊这段历史,我顺便问了这个事。他讲了“两个凡是”起草的情况,说:起草这个讲话稿时他出差到大庆去了,是回来后才知道这个事的。文字的起草,他没有参与。我说,人家都说你是“两个凡是”的炮制者,你怎么不解释呢?他说:不必了。我作解释,其他同志怎么办?不管参没参与这个文件的起草,这都不能责怪做具体文字工作的同志。这样的批判还是“文革”的那种思维定势。别看“文革”过去了这么多年,一些人的思想方法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停留在那个水平。人家要说就让他去说吧!他这一番话,不仅使我完全了解了基本史实,而且深深为他的思想境界所感动。什么叫修养?这就是修养。
(四)自我牺牲的选择:帮乔木同志写《回忆毛泽东》。乔木同志对老龚应当是很了解的,老龚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时,主任就是乔木同志。尽管乔木同志的主要工作不在毛著编办和文献研究室,但没有乔木同志的主导意见,老龚不可能提拔。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乔木同志对老龚的提携和寄予的厚望。同时,也应当说老龚没有辜负乔木等老同志的厚望,无论在文献研究室抓毛著的编辑和理论组的研究工作,还是抽调在外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都显示出了他的才华和能力,获得各方好评。他也逐渐地成为“一枝笔”了。当然,对一些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编辑和研究工作,两人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不会影响彼此的信任关系,至少从我所接触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老龚在1991年参与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后,曾经想写一本《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并给乔木同志写信希望得到指导和支持。是年8月,乔木同志找老龚谈话,一是对龚的写作计划表示支持,二是希望龚也支持他的工作。乔木同志这时已在着手考虑写回忆毛泽东的书,并已先后找了郑惠和我谈及此事,我们都表示最好搭个写作班子,请老龚牵头。乔木同志赞同此意,找老龚来谈。乔木同志说:你的那一本,我的这一本,都是关于毛主席的,两者兼顾吧。现在不是前两年在北戴河你动员我写书,而是我来找你帮忙写这本书。关于写毛的四十年代那一部分已有部署,石仲泉等人已开始在写,你也与闻一下。五十年代那一部分也要作出部署,这一部分你多抓一些,与你要写的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也不矛盾。老龚同意帮助乔木同志写书。这样,1991年8月底成立编写组,9月开始集中起来全面展开工作。但是,天不遂人愿,仅仅一年,书稿只写了四十年代那一部分,乔木同志就离开了我们。留下的工作怎么办呢?编写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再像原来设想那样,用乔木同志的口吻写稿,以乔木同志署名来出书,不可能了。研究调整方案时,根据老龚提议,将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乔木同志20多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照乔木同志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的多次谈话的精神撰写的19篇文章。“谈话录”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又有许多深邃的思想,尽量保持谈话特有的生动性和鲜明性,使读者能享受他谈话的“原汁原味”。“初拟稿”的十多个专题文章,是在乔木同志直接指导下写的,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对于研究党的四十年代历史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其中有几篇,他本人看过改过,比较满意。这两部分文稿,都经老龚最后把关修改定稿,然后送有关领导和负责同志审定,最后才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面世。如有的领导所指出的: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四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的最完整的著作,填补了这段党史的许多空白。这本书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与老龚的投入是分不开的。这期间,他还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不能完全负责这边的工作,但凡送给他的稿子都细心修改,使内容和文字能保持比较高的水平。此后,老龚又忙于别的工作,他计划写的那本《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未能动手。这就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那段时间,他不参与这项工作,按照他的写作速度,那本书早出来了。但为了帮助乔木同志写书,他作了自我牺牲的选择。
(五)二度梅开夕阳红。老龚于1991年9月被免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但两年半后中央又重新任命他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一年后还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这种情况不多见。正像他过早地被免职人们没想到一样,两年多后又复出人们也没想到。对于免职任职,他都很平静。免职后,准备专心致志做学问,著书立说写文章。重新任职后,将个人著述放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听他说过:人生在旅有些波折没坏处,既可锻炼人,也丰富阅历。否则,平淡无味。因此,他身处逆境时没有牢骚满腹、怨言冲天;复出工作后也没有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真正做到了古人说的“上善若水,至人若镜”。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工作和学术经历,若以1991年9月免职前后来划分,后16年比前13年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任务一点没少而本职工作的担子更重,学术成就更丰,社会影响更大。此前,人们更多地将他视为“官员学者”,此后则更多地将他视为“学者官员”。他撰文主要不是阐释中央文件,更多地是发表个人学术见解。他逝世后,到八宝山去参加遗体告别的达到2000多人,充分说明他的名字远远地走出了官场和学界的小圈子,具有相当不小的社会影响力。
(六)对“常务不常来”的检讨。老龚二度复出后在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行政事务性工作比在文献研究室多得多。他在中央党校分管理论和党史研究,兼任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为党校的教学改革、新教材建设和科研规划以及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协助主任胡绳主持全面工作,尽管办公主要在党校,但他仍将胡绳提出的“三子”建设一一贯彻落实。第一是“本子”建设,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和上卷稿的修改,尽管是我在具体负责,但他都一一过问。只要有时间,我主持的编写或修改研讨会,他都参加并发表指导意见。特别是中卷稿,他逐章与大家一起讨论,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并负责最后统改,上报胡绳审定。这一工作,他在《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册最后一编《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的长文中作了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这个本子有70多万字,从讨论提纲到修改定稿的全过程,他不仅参与了,应当说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没有他的把关定夺,中卷稿是不可能为胡绳满意而首肯的。第二是领导班子建设。在他上任前,党史研究室不少部门的干部没有配备齐全,考察干部、健全领导职位的工作相当繁重,尽管具体事务由职能部门去办理落实,但他要参与研究和拍板,对主要职位的干部还要亲自作重点考察,然后上报胡绳审定。这方面的工作很琐细,但在那个位置上又不能不做。第三是房子建设工程。党史研究室过去没办公楼,长期是借用党校南院的几座旧楼办公。在他任上,国家有关部门已批准拨款买地盖楼,即修建图书资料和办公大楼。这件事虽有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但大的决策也要由他最后拿主意。上述“三子”建设,除了抓“本子”属于他的本行外,另两项并非他的长项,也不可能像抓“本子”那样来抓“班子”和“房子”建设。何况他在党校有一摊工作,还要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和处理中央交办任务。因此,到室里的时间少些。年终总结,有的部门提意见说:“主任不主(事),常务不常(来)”。这条意见带有调侃性,属于俏皮话,反映到他那里后,认为意见很尖锐,非常认真对待。他到一些部门去征求意见,最后在总结大会上就此作检讨,将责任全部担当下来。他说:胡绳是国际知名大学者,也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龄有病,不能像要求一般部长那样要求他老人家。因此,说“主任不主(事)”,不合适。批评我“常务不常(来)”,非常正确,完全接受。今后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这一缺点。这一诚恳表态,博得热烈掌声的回应。
(七)律己守纪,从不搞自由主义。有些领导和学者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者。对别人是马列主义一套,对自己则完全是“自由主义”,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传播小道消息,散布“花边新闻”。我与老龚相处这么多年,但从未听他传播过这一类的东西。有两点给我印象特别突出。一是他一直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和做一些中央交办的工作,但从未听他透露过半点内部情况,也从未听人说他对外讲过干了什么什么。与他一起散步,可以谈天说地,山南海北,他的掌故多得很,趣事可信手拈来,听他谈话能增长不少见识。但是想从他那里听点“内部消息”之类,没门。真正做到了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严守工作纪律和党内机密。因此,他一向以“守口如瓶”著称。二是他从不背后议论人,讲张三李四如何如何。即使观点不一致、关系不融洽的同志,你都听不到他讲别人的一点坏话。一个时期,他的处境不很好,但他也未外露出任何不满情绪。那个时候尽管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但往来还是不少的,每次见到他时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作为一个大学者和领导干部,能够修养到这种地步,很不容易。这不完全是单纯的“克制”,而是一种精神境界。
(八)乐于助人,传带合作。老龚曾经同不少人合作著述写文章,据我观察,他与别人的合作,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家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后,将一些形成共识的观点看法由他主要执笔成文。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后与毛组的同志共同署名发表的《毛泽东和新中国的起步》等;在参与编辑《邓小平文选》第3卷和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后与他人合写的文章等。尽管他是主要执笔人,但无论署名还是分发稿酬,都是平等相待,不搞任何优先权或特殊份额。再一类是他有了一个想法或接受了一个写作项目,为了锻炼年轻人或提携后学,由别的同志先起草初稿,然后他修改定稿。这里既有基本认可的局部修改或个别文字的小改,也有推倒重写的大改。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分管理论研究组工作时,与组内一些同志属于这类合作。这种合作,带有培养性。改稿,实际上是手把手地教,为什么要这么改,一遍两遍地改,使执笔者明白道理,从而逐渐提高写作能力。我个人与他的合作著述可能多一些,因为我们都是研究党的理论、人物和历史的,有许多共识。我与他合作,受益很多。不仅在知识、智慧、逻辑、文字、思想方法等诸多方面受益,而且深为他的宽厚待人、提携后学的品质所感动。有的著述虽是我主要执笔的,但是根据他的思想、思路来写的,因此我强调主要署他名,但他非要将我名署在前。他实在拗不过了,就在另外场合讲别的问题时加以说明,用他的话说,决不作掠人之美的事。直到2004年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课题时,我们两人都被聘为首席专家。但他却一再将我推到前台,在编写组内外都反复说,首席专家就是石仲泉,我是顾问。其实,这本书的提纲,他多次抱病参加了研讨。书中的重要观点、主要思路、总体框架也是按他的他的要求确定并展开的。他当然是首席专家。我参与这项工作是他提议的,协助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做具体的组织编写、撰文和统改书稿的工作。我们在长期合作中,他处处表现的那种高尚的境界,使我终身难忘。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现在可以告慰老龚的是,他在生命之旅主持设计的最后学术驿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即将落成揭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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