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苏进将军
[ 2009年第12期 胡耀邦与苏进将军 作者：钱江 ]
苏进将军(1907—1992),曾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战争中,苏进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建国后负责筹建军委炮兵领导机关,长期分管炮兵武器装备和科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5年被授予大军区正职待遇。苏进的卓著功勋,和延安时期的军委组织部长胡耀邦是有联系的。正因为胡耀邦承担责任,最后解决了在延安整风中对苏进的干部审查,苏进才得以奔赴战场建立殊勋。
“抢救运动”尾声中,胡耀邦接手苏进积案
胡耀邦和苏进是在延安整风转入“抢救”运动后认识的。此前,胡耀邦在整风中走过一段弯路。1943年春天开始“抢救”运动的时候,胡耀邦不是局外人,他参加了军委系统的运动。当时军委总参谋部下辖3个主要单位:一局负责作战指挥,二局负责情报收集与分析,三局主管通讯。这3个局的干部中多数人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在延安算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军委“整风”由康生直接负责,胡耀邦由此和康生有了较多的工作接触,开始对康生的为人有所了解。
“抢救运动”一开始,胡耀邦就被派往安塞,帮助“二局”整风。后来胡耀邦回忆说,这个任务由毛泽东亲自委派,他给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写了张条子,要胡耀邦去二局搞“试点”。胡耀邦真诚地去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严辞恐吓,结果有8人被搞上了“特务”名单,其中4个人被逼不过,招供了自己是“特务”。
运动之初,胡耀邦一门心思抓“特务”。他于1943年4月中旬主持二局的“坦白大会”,号召提高警觉,“嗅奸、监奸、证奸”。会后很短时间内,二局收到大量检举材料。运动的主持者们创造出一整套劝说“坦白分子”的办法如“善劝、亲劝、你劝、我劝、软劝、笔劝、硬劝”等,先集中攻下动摇者,再对付“顽固分子”。到5月上旬,二局已有8人交代自己是“特务”。
在这段时间,胡耀邦所言所行,有许多“左”的东西,对来自领袖的错误决策曾经盲从。但是,在辨析证据的过程中,胡耀邦渐渐趋于冷静。他在5月6日划出四条政策界限:一、严禁打人骂人;二、非经委员会批准,不得捆人;三、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四、严防自杀。
大约是这年的5月17日或18日,毛泽东听康生说,胡耀邦搞“整风”颇有成绩,即召回胡耀邦,听取他的汇报。
毛泽东一见面就说,你胡耀邦来了,你很有成绩呀,不是搞出8个特务来了吗?
胡耀邦说,不是。
毛泽东一愣,问,怎么不是?
胡耀邦说,那8个“特务”里面,至少有5个不是。
毛泽东又问,那是怎么回事?你打了没有?吓(人)了没有?饿饭了没有?不让睡没有?
胡耀邦一一汇报,说他在安塞没有搞这些东西,发动群众倒是少不了的。至于被怀疑者为什么还交代自己是特务呢?胡耀邦认为可能有4个原因。大致说来,是这些人出于对党的绝对信任,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搞诱导,钓鱼上钩,交代者很难抵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搞了“逼供信”。
事实上,二局的“抢救”再搞就搞不下去了,胡耀邦回到安塞以后,很快甄别,最后发现其中一个特务也没有。他为受委屈的干部恢复了工作。在那以后不久到二局工作的崔坚将军后来对笔者说,在“抢救运动”中,胡耀邦也是“左”过的,但是他发现问题以后很快就扭转了过来,注重实事求是,更加强调对干部的一生负责,这是胡耀邦高于身边干部们的地方。
胡耀邦结束在二局的“整风”回到组织部以后,接手了“苏进调兵”(或称所谓的“苏进反水”)案。当时,这个案件已经积压多年了。
苏进积案的来龙去脉
苏进15岁那年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了戎马生涯。他从一个普通士兵,几年后升任冯玉祥的副官。1927年苏进20岁,已佩戴少校军衔,被冯玉祥送到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学习,3年后归国,担任了冯部手枪团副团长。当年10月,冯玉祥在与蒋介石征战中兵败,部队被收编为第26路军。
1931年春天,26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围剿红军。当年12月,在中共策应下,该部队由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领带下举行“宁都起义”,近两万人投向红军。在起义中,苏进是骨干军官,他指挥手枪团在总部将反动军官全部缴械扣押,保证了起义的成功。一个月后,苏进加入中共。
他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官,苏进马上担任了红军团长,几个月后担任了师长,奉命进攻赣州。没有想到,就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师长苏进调动部队引起了怀疑,被认为有“反水嫌疑”。在战况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他被立即撤职,反复审查,后来将工作调整为红军大学教员。他是编在“干部团”中的特殊单位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的。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央组织部有一个意见,认为凡是以前被认为有过什么问题的,比如“AB团”等等,凡是经过了长征的,均可认为经受了考验,以前的事情不再细究。但是像苏进这样担任了较高职务的指挥员,他的问题毕竟是要查清楚的。中央社会部投入力量查来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但是也没有给予苏进足够的信任。在抗日战争中,苏进长期担任359旅副旅长,是南泥湾屯垦的重要指挥员。但是,苏进未能参加和指挥军事行动,旅长王震曾带领部队千里南下,苏进留守在后方。
对自己遭受的冤案长期得不到解决,苏进本人始终不断地进行申诉。到1943年年底左右,这个案子终于转到了组织部长胡耀邦的手里。
到这个时候,苏进一案迟迟不决,已经有11年之久了,卷宗积得很厚。
这时的胡耀邦,已从整风的“抢救运动”中获取了深刻的教训,对干部的责任感大大增强了。他不仅自己细看了苏进案件的全部卷宗,还指定组织部的干事杨寿亭分管此案,和他一起细看档案,提出意见。
实事求是,面对历史勇于承担责任
在抗战中参加革命的杨寿亭是1942年1月调到军委总政组织部的。刚报到的时候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就在这时,胡耀邦来找杨寿亭谈话。他说,现在工作很忙,积压了一大堆材料,还有一些干部积压着,因为他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能分配工作。是不是你先在组织部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抗大?杨寿亭马上答应先工作起来再说。
当时在延安的干部中有一批人正等着结论。他们有的来自大后方,有的出了敌人监狱,还要等待组织结论。还有的一度脱离了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党籍。这些都需要组织部来处理。杨寿亭被分工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苏进一案的材料,胡耀邦仔细看过,感到难以判断。他给远在山东的罗荣桓发去电报,希望这位首长能予解答。但是对苏进如此严重的“问题”,罗荣桓毫不知情,也就不好回这个电报。
苏进本人非常急切,有一次找到了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林彪申诉,因为苏进的师曾一度编入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序列。林彪接待苏进时把胡耀邦也找了去,一起听苏进怎么说。
苏进把前因后果细说一遍。林彪听了也说不出话来,却冷不丁冒出一句:“可是无风不起浪呀。”这一来,似乎又使问题复杂化了。
卷宗回到了胡耀邦的办公桌上。这时的苏进已担任了359旅的副旅长,协助旅长王震在南泥湾开荒。他积案在身超过了10年。由于积案缠身,苏进未能奔赴前线杀敌,眼看抗战局势变化,大反攻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从林彪那里回来以后,胡耀邦想了很久,把杨寿亭叫去,说,我们的部队需要干部,苏进的问题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对革命对他都是损失,应该解决。胡耀邦决心自己承担责任。他指示杨寿亭,将苏进申诉的内容记述一遍。然后胡耀邦亲笔写了审查结论。大意是:直到现在,关于苏进的历史问题没有查到确凿的人证物证,应该相信本人申诉。如果今后发现不符之处,则另当别论。胡耀邦建议,安排苏进工作。这份报告向军委领导送出,请求批复。
杨寿亭说,胡耀邦为苏进写这个结论给他留下了永远不会忘记的印象,他当时就很感动。送出了关于苏进的报告,胡耀邦还对他说:“作人的结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杨寿亭说,写结论的事大约发生在1944年底或1945年初,当时胡耀邦为苏进写的这个结论,并非没有可推敲之处,但很可能是当时情况下最好的结果。否则,苏进就可能得不到恰当的工作安排。
苏进终于从审干的苦恼中解脱了,他不久即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抗战结束后,他前往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副司令员,建国后的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而胡耀邦亲笔写下的“结论”,已被历史物化成为苏进将军军功中的一个阶石。
杨寿亭后来改名林谦,成为解放军中的一位将军。他回忆延安时期的胡耀邦说,在军委组织部长任期,胡耀邦在审干中投入了大量工作。林谦将军说,即使事隔半个世纪后看胡耀邦当时的工作,也可以看到那时在干部工作上的明显进步。在胡耀邦身上集中表现出对干部特别负责任的态度。对自己经手的所有的干部结论,胡耀邦仔细推敲,大量的结论都有底稿,在正式定稿时,均由胡耀邦亲笔书写。作干部结论的时候,胡耀邦特别能思考,思想性很强,他的智慧亦突出地反映出来。通过审慎的工作,胡耀邦加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团结,使大批干部发挥了自己的才智。他甚至挽救了一批重要干部的政治生命。苏进一案就是这样的例子。(2000年2月29日在北京访问林谦的记录)
胡耀邦晚年的自我检讨
建国以后,胡耀邦和苏进各在一方,彼此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谁知道“文革”风暴袭来,苏进又被卷入冤狱,监禁达5年之久。他当年遇到的问题又被翻出来折腾一遍,“文革”之初被打倒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也跑不了干系,先后8次被要求写下关于苏进问题的证明材料。
身处困境中的胡耀邦,坚决认定苏进没有“反水”行为,认定苏进是一个忠诚于理想的军人。但是,胡耀邦后来在几个公开场合自我批评说,他在某次的证明材料中将苏进的一些缺点“夸大”了,这成了胡耀邦久藏的一块心病。苏进于1975年重新担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胡耀邦总认为,自己当年写的材料没有能很好地帮助苏进早日恢复工作。
1977年3月,胡耀邦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恢复工作不久,胡耀邦就为苏进写下了一份证明,证明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要为“宁都起义”的领导者季振同和黄中岳平反,其中也包括给苏进平反。
1981年秋天,胡耀邦已经担任了总书记,到山西视察。在当地的干部会议上,胡耀邦以亲身经历谈到了自己的缺点,所举的例子就是关于苏进的。胡耀邦说,“文革”中一度把持了海军的李作鹏几次派人来,硬要我写材料证明苏进是“逃兵”。我写了8次,我说苏进不是(逃兵)。但是我把这位同志的某些缺点扩大了。“这不是(我的)缺点吗?我恢复工作后,就说这个我错了。”得知此事的苏进非常感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耀邦同志:有件事情我总感到过意不去。在十年浩劫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某些事情,是错误路线造成的后果。您给中央写报告,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澄清历史事实,完全是出于对党,对同志的一片好心。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说了几句违心话,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本来是不算什么的。可您不仅写了书面材料做自我批评,还在山西的干部会议上,将这件事做例子,进行自我批评,我心里深感过意不去。同时也使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党的干部都有这种精神,我们的党将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这时,胡耀邦和苏进都已经进入生命的晚年,他们恢复了经常的联系。他们的友谊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9年5月19日)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林谦将军和苏进将军女儿苏力、儿子苏铁山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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