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的忏悔
[ 2010年第1期 一个母亲的忏悔 沙 漠 ]
我的爱子黄小振，1947年出生于重庆，小学毕业。国家一级编剧、青岛市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青岛市政协常委、青岛市拔尖人才……
他只活了49年，能在苦难中挺立，成为优秀剧作家，是个奇迹。
小振从小生活在文艺圈子里，受着家庭影响，酷爱文学艺术，尤爱话剧，父母都从事话剧，在娘胎里便跟随妈妈翻滚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受的胎教是‘话剧’。小小年纪他便有个心愿，长大了干话剧!
1956年，我们夫妻由北京调到青岛组建青岛话剧团，小振和姐姐随之来到青岛。
我们五口之家(婆母也接来了)生活在这美丽的海滨城市，活跃在话剧舞台上，我主演《桃花扇》引起轰动，中敬执导《双婚记》受到热烈欢迎。事业顺心，人际关系良好。家庭和睦亲密，这美好时光使我们陶醉。
骤然，乌云翻滚，黑色的“1957”，和风细雨的“整风”变成了狂风暴雨的‘反右。我们夫妻双双落马。
我的罪状是“反对民主集中制”：我说，“青岛选人民代表，选民对候选人一无了解，只划圈圈，这是形式民主。”中敬批评话剧团家长式领导，一言堂，作风不民主，党群关系不正常。他犯了“反对党的领导”——第一大罪。
天塌了。父母都成了右派分子。
丈夫黄中敬被划为极右，去全市右派集中地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妻子张坤权是“五类”(等级)在本单位监督改造——刷厕所、洗服装、做道具、搬布景、演群众……
两个孩子生活无人照料、备受歧视，一个11岁，一个13岁。幸福之家，几近破裂。婆母回天津日夜为我们担忧，猝死。
失悔没有及早送走孩子!我们已被划为右派分子，怎敢让亲友接纳一双右派的子女，谁不怕受连累?
我随话剧团巡回演出监督改造，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一年。
不久就是灾荒年月，忍饥挨饿，大人尚能忍受，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怎么得了?中敬半个月一次回家休假时想方设法给儿女做一顿饱饭吃。懂事的孩子看到爸爸舍不得吃，哭着说：爸爸，您不吃，我们吃不下，您那么瘦(三个月的强劳动，竟使中敬这个180斤的壮汉子瘦了60斤)。中敬告慰我：“孩子可以放心。振儿曾在路上捡到一皮包，跑着追上丢包人，人家打开包，见里面钱和粮票原封不动，很感动，拿出一斤粮票酬谢(那时一两粮也珍贵)，小振谢绝跑开了，这事是路上有人见了来说的。振儿在这些方面特别信得过。”
时隔不久，勒令搬家，搬进久已废弃的小伙房，潮湿，黑暗，白天需点灯。
担心女孩子不安全，好不容易把女儿送到外地去了。
振儿已从小学毕业，刚迈进中学大门，一天，忽然从后面传来：爹妈是演员、导演……是右派……右派的儿子……使自尊心极强的他受到莫大的打击。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他选择了逃学。
从此振儿的世界变了，他的命运起了大的变化，没有温暖、没有爱，孤苦伶仃，他成了流浪儿。
我随剧团改造，远在南方，忽被告知：黄小振拧了公共厕所的灯泡，拿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拿了邻居晒的两件旧的棉毛衫裤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逃学，夜不归宿。
我们的新家在宿舍的大门洞口，前面是“自由市场”，那是特殊的年代——大饥荒!每到天色昏暗，这里便成了“黑市”，除了小商小贩外，有着许多只在黑暗中活动的人群，口里小声喃喃：要粮票不要?三元一斤，要馒头不要，三元一个，“把子肉”一元五一块……破旧衣物，炊事用具……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在这里换高价食品。这里吸引着饥饿的人群，诱惑着少年孩子!
振儿独自生活在这里，饥肠辘辘，每日面对黑市的叫卖，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如何抗拒这强烈的诱惑!
我随剧团归来，被眼前的景象击倒，残破的门虚掩着，大白天伸手不见五指，定神，依稀看到门边有一拉线开关，一拉，亮了，在昏暗的照明下，室内空荡荡却凌乱异常，一大两小三张床，被褥全不见，床上、地上，横七竖八堆放着杂物，书籍纸张随处散落，狼藉一片。空气中弥漫着异味，令人作呕。我呆立不动，惊诧、迷茫，这是我的家!?良久，跌坐在椅子上。我没有哭!家已破，人呢，我的儿子呢?半晌，来人，是平素少有往来的舞美组的“右属”(她丈夫是右派，有“历史问题”，进了监狱)。她告我，她的儿子和街道办事处书记的儿子都出了问题，“他们住在你这里，说是‘小振一人住，害怕，我们陪他’。我还嘱咐：‘他小，家长都不在，你们好好照顾他。’谁知后来这三个孩子都不见了……”
饥饿的儿子啊!你回来吧，妈妈不怪你，纵使有天大错，妈妈承担。
我知道无处可寻找，但我依然寻呀找啊!火车站、长途车站、轮船码头，找了个遍，那里有许多流浪儿蜷缩在一起熟睡，有的脸上盖着报纸，身上披着麻袋片，看不清，我便掀开盖在脸上细细查找辨认，少不了把在梦乡中的他们扰醒，惊恐警觉的眼神、怒目而视的敌意、张嘴便是粗话，嬉笑着嘲弄：“又是找儿子的吧?”“我是不是你儿子?”“给我饱饭吃我给你当儿子，嘻嘻。”……这些是哪家的儿郎?或许他们的母亲也在寻找儿子?振儿也会是这模样?天!
踉踉跄跄回到家中，心乱如麻，夜难成眠。下决心再不找了，受不了这刺激!但一到夜半三更，思儿心切，我又去继续寻找……
漫无目标去寻找，垂头丧气归来，这天，疲惫已极，倒头便睡，忘了关门关灯。夜半，忽听屋里有哭声，惊问，谁?什么人?猛然间，见一蓬头垢面的少年站在床前，吓得翻身坐了起来。“妈，妈，是我，我刚才看见您了，您在找我!我跟在您后面，不敢进来，怕您生气。”他呜呜地哭着跪下了。日思夜想的儿子回来了，我慌了神，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从晕眩中醒了过来，气、急、恨(唯独没有爱、怜)，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一把揪起，用尽力气朝着那肮脏，泪流满面的小脸上猛掴一巴掌，狂怒着：“滚!”他哀叫了一声妈妈，哭着跑了，这一声哀叫的“妈妈”刻在了我心上。
我疯了，不知自己说了什么，干了什么!
我好悔!一巴掌把回来认错的儿子打跑了!他还那么小。
这一掌，我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盼到中敬休假回来，我哭诉了一切，商讨以后怎么办?中敬想到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书的中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挽救青少年失足的唯一途径是交给政府，有党和政府关怀教育才能有光明前途……
我们得知振儿的下落，立马亲自把他送交派出所，请求收容管教。公安部门明告“不够条件”，拒收。经我们反复写申请报告，最终获得批准。这一过程，我没有参与，连送衣物我也没去，我没有勇气见儿子，怕自己动摇，我是母亲!
他还那么小，他能有多大问题呢?人家不要，不收，我们死乞白赖恳求……
我又随团出发了，振儿送到哪里去了，我不清楚，只知在离济南不远的一个偏僻小城，我们始终未去探望，右派身份，多有不便。1962年我俩先后“摘帽”，中敬改编《红岩》，取得成功。剧团在济南演出，休假日我们去看望振儿。一位姓张的领导，看了介绍信，得悉我们是黄小振的父母，连连道：“欢迎欢迎，好容易盼到了你们来，很想见见你们，请坐。”他让人去找黄小振。
小振进来见了我们，意外惊喜，却没有特别激动，有礼貌地叫了声爸爸妈妈，深深一躬，保持距离。中敬指一指带来的书籍和吃食说，这是带给你的。他一见到《红岩》、《欧阳海之歌》，两眼发光，兴奋不已。连说谢谢爸妈，又鞠了一躬，但见到难得买到的点心、糖果反应并不强烈。老张说，你们好好谈谈，我就回来，他和其他人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拉振儿坐下，细端详，他长高了不少，虽瘦，但挺健康。精神状态不错，和他交谈，明显感到长大了。我们和他谈自己的和团里的情况：摘帽、改编《红岩》、演出反映……他拘谨地汇报自己在这里的一切……吃饭时间到了，老张进来请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他把我们带的东西交小振，嘱咐：《红岩》不许传给别人看，只你自己看，包好书皮，尽量不在人前看，读完，交我替你保管好。小振连连道：是!欣喜地说爸爸妈妈再见，又鞠躬道谢：谢谢爸爸妈妈送这么好的书!(他似乎知道这书的价值)说完，连蹦带跳抱着东西，开开心心走了。老张说：“你们看，他见书，多亲!这《红岩》在我们这里是禁书，因为写了‘越狱’，允许小振看，是对他的特殊信任。”
待室内只我们三人时，他一脸诚恳，道：“我想见见你们，是因为我希望有机会亲自听你们谈谈，送儿子到这里来的真实思想，究竟为什么?你们的儿子，本质好，年龄小，出了一点毛病，怎么非送到这里来?”他的谈话如此坦诚使我们意外，他分明在批评我们!“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做父母的怎么会如此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里是什么地方?大染缸!形形色色做坏事的少年罪犯有多少!你们不怕孩子在大染缸里受污染?……”他一口气说了许多。
“这里是大染缸”!闻所未闻，我不理解，正待发问，他看了看表，说得更快，“时间不多，长话短说，我特别想问的是你们怎么没考虑孩子的前途，将来怎么办?这污点会影响一辈子!你们是大知识分子，是过来人，比我懂得多。我谈这些，出格，有失原则，作为公安人员、党员、领导，尤其不允许。我非常关心小振，这里图书馆的书，他差不多都读了，他那么聪明，单纯……我深怕这污点会，会影响他……为他担心、惋惜。这些掏心窝的话，憋了很久了，信任你们才无保留地说了……”吃饭的人们回来了，他戛然而止，意犹未尽，起身握手道别，我们反复致谢。
他发自肺腑，“出格”的话，大大震撼了我们。中敬道：“这个看似普通的人，敢说实话、真话，或许我们有错。”
我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被“改造”得人性扭曲，分不清是非，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在断送孩子的前途，却浑然不觉。只看到在这里儿子表现好，便以为前途光明，充满了希望，哪里想到日后的巨大打击，无尽的苦痛。
半年后忽然接到通知：振儿提前回来，中敬出差不在家，我因排戏，不能到车站去接，傍晚时分在路口迎他，远远见他大步走来，我已止不住满眶喜泪，15岁的少年长大了，平顶头，清秀，背着背包，提着手提包，穿了一件蓝色的小棉猴，干干净净，挺精神。到家，脱去外衣，一眼看见满身的补丁，不由得哎了一声，倒吸着冷气，问，这是你补的?他点头。天!泪再次涌出。振儿怕我难受，蹲在我面前说：“妈，我饿了，您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妈妈，吃饭吧。”
晚饭后，没有多谈，见他旅途劳顿，让他洗洗先睡了，他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边，这是我们全家的习惯，他还保持着。待他睡熟后，我把衣服拿到一边，数了数，衣、裤的补丁，大大小小72个，细针密线，针脚整齐，称得上精致，补丁色彩协调(他从哪里找到这些小布头的?)大的拳头大小，小的只方寸大，他是用心，费工制成的，令人惊叹!无法相信这出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的手。他在家从未动过针线，何时学会缝纫?竞缝得如此出色!
看着熟睡的儿子，想起他一声声“妈妈”!不禁想起我刻在心上的，被我打跑时那哀叫的一声“妈妈”!再看看这72个补丁，痛定思痛，泪泉涌，湿衣襟。
振儿闭门不出，苦读书，见人既不低头回避，自卑不堪，也不故作轻松，若无其事，他有礼貌地，微笑着回应关心他的人群。爸妈工作忙，他抢着料理家务，什么都会，成了家里的好帮手。
儿子心灵受到的伤害，我们知之不多，抚爱更少。他从不提，怕痛，紧闭心扉。我们不问，爱护他、尊重他，却没有去帮他启开心扉，用慈母的爱为他疗伤，帮助他好好将息，告诉他，那是妈的错，原谅妈妈。我却没有这样做!
没有，没有做，错失良机!作为母亲，又一次严重失误。
我们为如何解决他的上学问题努力，以他目前学业的真正程度，该如何插班……上学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这时，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一贯听话的我们，毫不迟疑，积极响应号召，为黄小振报了名。敲锣打鼓，佩戴红花，把振儿送到农村。他被分配在非常贫困的莱西县的一个村。那时他17岁。
振儿在农村安家落户八年。他除了春节回家，始终坚守岗位，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别的知青家长常常想方设法捎馒头干粮和炸鱼。炒酱，有时还有少许糕点、糖果。唯独小振没有，我曾动过心，中敬说，贫下中农吃得了的苦，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理由吃不了?搞特殊化!说服了我。
小振年年评为五好社员。他除了勤劳动，只和书本相伴。为了加强记忆，常常把读过的作品、名著，细细讲给社员听，连外国名著他也改编成中国故事如《基度山伯爵》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讲得风趣生动，他为缺少文化生活的人群带来快乐，也使自己快乐。讲故事使他受益良多，许多文学作品和中外名著因而留给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为日后他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知青”返城了。振儿返城已是25岁的大青年。
’街道办事处忙着为返城的闲散劳动力安排临时工作——打小工。振儿当了两年多临时工，干得卖力，反映良好。又过了许久，迎来“就业”高潮，“社会青年”(不是学生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一片忙碌，佳音频传。但，我们家没有动静!等吧，等着吧。安排就业工作已接近尾声，依然无望。
终于，等来了消息，街道办事处的宋书记开门见山对我说：我们尽力了，但小振分不出去。他把多份退档材料放在我眼前。我屏住呼吸，问：“为什么?”“当然是政审关。”“是父母的还是他本人的?”“都有关系，今年偏重在本人。”“父母早已摘帽，他本人，你了解，他……当年小，13岁，我们主动送去的……”
“我都了解，但用人单位，信奉‘左比右好’，只看档案：政治有无问题，是否有污点。谁去研究分析具体情况?唉!小振的就业这么难!没人要!谁也不要!”这是个好人，他说的是真话。
我傻了!懵了!我的优秀的儿子，没人要!谁也不要!强忍着满腔苦水，晃晃悠悠来到离家不远的第三公园，躲在无人过往的旮旯，大放悲声!
正哭得伤心，耳边响起：“你们真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污点影响一辈子!”清楚记起，说话出格，敢说实话的公安人员，那个特别关心小振的领导——老张，是他说的，他还说：“你们不考虑他的前途?”
——完全验证了他的正确。愧对老张当年的无情批评。我深感疚罪，无地自容，是父母毁了儿子的前途，咎由自取。哭吧，哭吧!哭倒长城，也换不来儿子的前途，也解决不了当前小振的就业。为振儿我哭干了泪。
后来一位多年挨整的老革命相助，求爷爷告奶奶，小振被安排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分配在最累最苦最脏的磨砂车间。他埋头苦干。完成任务又快又好。
车间有文化的人不多，他主动利用午休时间帮助车间办墙报、黑板报，写好人好事……文笔生动，工人们喜欢看，说黄师傅是秀才。逐渐被厂领导赏识。从车间调到工会，开始和文字打交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学习创作，他写工人，唱工人，他还活跃在文化宫的舞台上。
在工作和业余活动频繁的同时他刻苦学习，考上了“青岛教育学院”，成绩年年名列前茅。
他忙碌异常，人际关系良好，他快乐、兴奋地生活、工作着。
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同等学历(不算当时正在读的“青岛教育学院”，他的学历是小学毕业)报考全国文学艺术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难以想象，他只读了小学，他怎会有这勇气?他夜以继日地、玩命地读书，死记硬背大量的相关学习资料，去了北京，上了考场。
传来可靠消息：振儿在高考中发挥得出乎意外的好，一片叫好声。众考官都打出高分，称他状元，挺轰动。初试二试顺利通过，三试是他的强项，理应不会有问题。没有最后定夺，心悬着。当我们得知“中戏”今年的主考官竟是我的老战友，同在华北文工三团的吴庚鉴，欣喜不已，而我们三团的老团长李超已是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这样两重关系，赶快去北京，去打个招呼!小振成绩好，什么话也无需说，便会是上上大吉。而我却犹豫，对中敬说：“此时此刻我若去北京，即便不是走后门，也‘无私有弊’啊!党三令五申不要走后门，要杜绝不正之风。我们‘过问’，‘打个招呼’，也属不光彩，不光明磊落!小振凭真才实学考取，堂堂正正，这多好!”转念又想，或许我们该去北京。“‘打个招呼’，也不是不正之风吧?”
我犹疑不定，按兵不动!连一封求助信都没写过——我们真的是很“听话”的。
天有不测风云!命运180度大逆转!黄小振榜上无名!意外的失败，几乎击垮了振儿，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结果!不是说这次高考，不看政审?那问题出在哪里?分明已近定局，怎么瞬间成泡影!
这意外，不可理解!无法接受!
后来得知主考官庚鉴也呼遗憾。他当时太忙了，待他知道这事时，晚了，帮不上忙了，这个十分有原则的人也说：“怎么不说一声呢?这算不得走后门啊!”
我谴责自己、后悔“按兵不动”。没有在儿子需要拉一把的时刻，为儿子尽力。这拉一拉，关乎儿子的前途啊!
就这样，我打碎了振儿的求学梦!他多么渴望上正规大学，而这是最后的机会(超龄)!正待高飞的鸟折翅重重摔伤!
又一次断送振儿的前途。我吞咽这苦果。
振儿在困惑中挺住了，他咬牙!什么也没说。
他不服输，努力拼搏。
白天在工厂开展工人的文化工作，下班后依然活跃在业余文艺队伍，夜晚孜孜不倦地阅读，刻苦地学习写作。在这同时，他完成“青岛教育学院”的学业，成绩是最优秀的。
他写、他演、他唱……主演话剧《于无声处》而后又主演电视剧《残局》，他还自编自导自演别具一格的相声，包袱抖得响，观众非常喜爱，他的作品发表于国家级大型刊物——《剧本》月刊。他被市文联的“伯乐”相中，破格由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转入青岛市文联，从事文化艺术工作。
他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从此改变了命运。那已是1985年了。
向往在话剧创作的大道上迈步前进，他终于如愿。
1986年，他初次写的多幕话剧《四十不惑》发表于《剧本》月刊，大获好评。随即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北京演出(改名《惑》)，引起轰动。全国三十多家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名家的评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荣获四年一度的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
面对鲜花、掌声，振儿是低调的。他没有被捧晕。内心的喜悦使他对自己更加自信，为自己没有受正规学习，能取得成功，由衷感谢文学著作带给自己的恩惠。他想，不是当年“落榜”的挫折，可能成功会来得早些，或许会更上一层楼。一晃10年过去了，他已近不惑之年，他需要更加奋发。
由于专业上的贡献，他连任青岛市政协委员、常委。被评为青岛市“拔尖人才”，任青岛市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
振儿娶妻生子，夫妻恩爱，美丽的妻子非常崇拜他，儿子聪明伶俐，家庭美满；我和中敬都已离休，全家人沐浴在浓浓的亲情中，尽享天伦之乐。
正当全家过着难得的祥和日子，老伴病了，病中，父子促膝谈心：
爸爸：“振，你写的《四十不惑》很好。爸爸没有为你喝彩叫好，你不怪吧?”
振儿：“您的严要求和‘响鼓重捶’‘泼点冷水’我都能接受，您用心良苦。”
爸爸：爸爸很抱歉，没有给你具体帮助、指导。”
振儿：“您给予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够我受用一辈子。”
爸爸：“写作风险大，我曾担心你经不住风浪!后来又怕你抵挡不了‘商潮’的诱惑!现在我放心了，你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你行!”
振儿：“您放心，爸，我是您的儿子，我血管里流淌的是您的血液……有您的榜样，我会努力写出更好的剧本。”
他为爸爸揩去眼角的泪，自己也不禁潸然泪下。
怎么能想得到这次父子的倾心交谈，竟是永诀!他多么在意爸爸此时此刻的鼓励鞭策。他也牢记对爸爸的承诺。
老伴被诊断为“肺脑”。只一周，他，他驾鹤西去!
天翻地覆!
为化解我的悲痛，大洋彼岸的老母、弟、妹邀我去美国探亲。
两年后，94岁高龄老母仙逝，哭别了娘，我回来了。
振儿已人到中年，更趋沉稳。在政协会上发言犀利、铿锵，敢说话、敢批评，留给人们深刻印象。
一次，政协开会讨论市领导作的报告，在小组会上一位常委发言，说报告如何如何好，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领会精神……又一委员也作了相似的发言。小振耐不住了，说：“赞报告精彩，谈体会、感受…一这些可以在别的场合去谈。我想，委员们在这里开会，更重要的是，谈意见、谈不足，提建议，要起到监督作用，不能只赞好，泛泛谈感受说套话。”哑场。在场的市领导说：这是诤言，不怕得罪人，敢说活。政府需要监督，需要意见。
振儿人是真实的，笔也是真实的。除话剧之外，写影视作品，也写儿童作品……他应邀写的农教片《金色的多来米》思维新、视觉独特，在全国30多部参赛片中得了一等奖第一名，这奖不大，他很看重。
不久他约了两位写小说的朋友合作写三十多集的《金色海湾》，是当时青岛电视台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很受好评，影响广泛。
怎料厄运又悄悄袭来——振儿病了，癌!肺细胞癌。医生宣判“晚期的晚期”，“不治”，“半年”!
我似走到了人生尽头，几近崩溃!脑海里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爱子被夺走!
病中的小振除了消瘦、咳嗽，并没其它症状，他特别珍爱倾注了自己最后心血的作品《没有扶栏的台阶》，他对下岗工人充满了敬意，这些顽强的人群，不等待救助，没有扶栏，挺立着。还写了他(她)们的爱情、面对艰难的欢笑。我告诉他，许多人读了，大赞……他快乐地笑着(病中难得这样笑)，说：“我写得动心、动情，含着泪写成的。妈妈，我有潜力，给我时间，我会写出好本子，我需要时间!时间!”他已知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他始终没有住院治疗，甚至不卧床。一日，市领导得悉小振病重，开完会，市委书记、市长、人大政协领导来探望他。他们见到骨瘦如柴没有卧床的小振，齐惊呼，怎么不住院?围着他问病情，怪他为什么不汇报……市长马上批示：安排住院或到外地治疗、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治疗。
晚了!回天无力。
前后半年!振儿走了。他走得艰难，走得无奈!
“告别会”很隆重，送者甚众。哀乐低回，肃穆庄严。人们唏嘘着：“英年早逝，才华洋溢的小振走了。”嚎啕着：小振，小振，你不该走得这么早啊!你还不到49岁!
小振静卧在鲜花丛中，仪容庄重、安详。清瘦了许多，许多，却依然英俊潇洒，只嘴微张着，似有未说尽的话。
离我只咫尺的振儿，微张着嘴，他要说什么呢?
骤然，一蓬头垢面的少年出现在我眼前。心一颤，明白了!他要说的是：“妈妈，您真不要我了?为什么非送我到那个地方去?”
这折磨了他一生的“结”，至死未解开啊!
这是他心中深藏的痛，这隐痛，我知道，怕伤他，我小心翼翼。多少次，我想说一声，对不起，儿子，真的对不起啊!但始终未曾。最后那个母亲节，母子相拥而泣时刻，几度张口，我还是咽了回去，担心重病中的他，会痛上加痛。
振儿带着他的痛，隐痛、至痛，要走了。
振儿，在这永别时刻，妈妈要请求你的原谅!我要真诚地忏悔说一声对不起!我明白这已无济于事，但我还要说，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亲爱的振儿!请求原谅!原谅爱你的妈妈。妈妈要对你说“改造”的痛苦、羞辱，你的父母最懂得、最明白，我们是过来人!见证人!我们怎么能把你——亲生儿子，我们的独子，爱子，一个少不更事的，做了错事的小孩，主动送去“改造”!让你在心灵上经受着更甚于我们的羞辱和苦痛!
振儿，你是被你的父母亲自推入“改造”深渊的。并非被迫强制。
爱你的父母，为什么伤害自己的孩子!?那么残酷!那么狠心!……
虎毒不食子!虎狼尚有父爱、母爱，有人性的人呢?我呢?我们呢?
我们——你的父母，做了什么?干了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而自己竟不察觉!荒诞地、愚蠢地，以为出于“爱”!
天底下有这样的爱吗???
苍天啊!
振儿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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