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工作“大跃进”
[ 2010年第1期 公安工作“大跃进” 尹曙生 ]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1952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帮助老师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觉悟太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有时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打扫室内外卫生。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时，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上山了。
思想运动改造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听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数学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度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学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很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积极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1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直接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制压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的“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的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确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于是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偷盗生产队的粮食；或哄抢生产队、生产大队仓库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6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公社、大队领导)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应该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约占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等于1949-1957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40.602人。随着“大跃进”运动乱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1958年底、1959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所以1959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安徽省逮捕人数由1958年的10万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反富裕中农，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万多人。拘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逮捕、拘留人。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侥幸没死被释放回家。
下面用青海省几个县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跃进”是怎么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县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向省委邀功。互助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叛乱。报告称：“1958年6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乡，于24日一个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会上1075名，机关77名。”
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小县，一个晚上逮捕这么多人，会是什么情景?简直无法想象。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这个县还在捕人；不仅逮捕普通老百姓，还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也逮捕起来。1960年4月，该县红崖子沟公社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农民马贤珍当生产队长，可全队150多人已经有40多人饿死。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瞒产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可是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安局，公安干警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社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0多岁的农民对执行民警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民和县是青海省的东大门，自然条件较好，适合种植小麦、青稞、土豆和多种水果，湟水流经该县，经兰州入黄河，两岸景色秀丽，是青海省的粮仓和水果大县。王昭到青海主政后，派省委工作组(我有幸参加)深入调查发现，由于人祸而非天灾，该县1958-1960年饿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面的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实际死在外面)7925人，全县净减少人口25％。死亡最严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产大队，原有1318人，饿死601人，占总人口46％。全县死绝的有492户、1623人，被收容的孤儿867名。就是这个县，发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尸体38具；杀死自己或别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该县领导人不顾人民死活，搞“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用专政手段残酷对待稍有微词的人民群众。3年间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劳教、集训1915人，被判刑罚的2966人。
被关押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威胁，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3年中死在这个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经一年的谢富治，到该县公安局视察，亲眼目睹干警从看守所将死人往外抬，经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在公安工作上竭力执行左倾路线的谢富治忽然良心发现，说明问题有多严重!他对陪同视察的公安厅长杨树芳说：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然后他到新疆视察，回北京路过兰州，又把杨树芳叫去，对他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树芳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捕人指标，并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省委向中央报告，全年捕人指标15000人。报告上去后，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实际是同意省委意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由于凑不够捕人数字，将群众反映有通奸行为的270人也逮捕了，占总数32％。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两(16两1斤)粮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饲养员回饲养场发现驴耳朵被割，报告生产大队干部。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把他的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安有芳的表扬，并以“杀害牲畜罪”将李占祥逮捕，法院判处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公安局自查自纠情况，问新来的公安局长，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拿不准，所以没放。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口人饿死7口，他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他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材料，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神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瞿昙乡捕27至29名，岗沟乡捕26至28名，洪水乡捕12至14名，高店乡捕11至13名，峰堆乡捕14至16名，马营乡捕16至17名，李家乡捕19至20名，寿乐乡捕11至13名，共和乡捕13至15名，水磨乡捕13至14名，高庙镇捕20至28名，雨润乡捕13至14名，新仁乡捕16至18名，蒲台乡捕19至21名，中巴乡捕16至18名，城台乡捕17至19名，马场乡捕18至19名，芦花乡捕15至17名，中岭乡捕12至13名，引胜乡捕18至20名，达拉乡捕15至17名，双堡乡捕9至10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人们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提出一句口号，作为公、检、法三家的行动准则：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1959年12月，西宁市公安局抽调15名干警到湟中县三合公社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副市长惠普对他们说：“你们下去是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任务很艰巨。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必须逮捕一些人，在需要时，你们可以先捕人，然后到局里办手续。”结果，工作组到公社不久，就决定逮捕58个人。惠普自己下乡，总是带着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他说这样做“要捕即用，手续简便”。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看到了这张判决书。
这张判决书可以作为文物珍藏起来，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草菅人命。
“大跃进”时期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种种荒谬透顶的违法乱纪行为，事情发生在下面、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没有中央的路线错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范围也不会大，也容易得到纠正。在极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就很荒唐，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说：“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错捕了少数不应当捕、不应当判的人。少数基层公安机关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等办法，变相地捕押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捕押人犯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地方负责干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把应该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依法管制起来”。什么是“应该”、依什么“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当时这三个法律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作怪，一直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现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干脆说这三部法律没有必要制定，政法部门机关怎么执法?只能依据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指示办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自己不按法办事，把错误全部推给下面，是不公平的。
刘少奇看了这个总结报告有个批语，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刘少奇对政法工作错误性质的批语一针见血。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错误发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没有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办事，是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不过也不奇怪。在“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实践者，也是法律虚无主义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也说过：“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有了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各级党委的决议都成了法，领导人的话也是法，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斗争刘少奇时，一次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你们斗争我是违法的。可是在宪法和法律被践踏殆尽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被残酷迫害致死，令人无限同情和哀伤。他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样一个违法宪法的党的决议，送了刘少奇的命。
不尊重宪法和法律，就得不到宪法和法律保护。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笔者在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对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写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公安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依法办事。但是，对党的领导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那就是严格按照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门变成自己的附庸，来推行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最好的接受党的领导，因为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代表了党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时期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勇往直前，不怕牺牲，为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人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改革开放30年来，公安工作没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错误，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现在还有极少数地方领导人，为了推行自己错误的政策，往往动用专政工具压制人民群众，造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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