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2010-01-15 作者: 帅 好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10年第1期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帅 好 ]

先引数据:

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粮食志》,第55页)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5-76页)

仁怀学者徐文仲告诉我:茅台民间有个谚语叫“端午踩曲,重阳下沙”,这个谚语,把酿酒的过程说清楚了。曲,以麦子为原料的菌母,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下沙,过去都是从重阳节这一天开始,以后分期提取与麦曲混匀后酿酒。故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

当地文件记载——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大事记》第148页)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149页)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县志》第49页)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参见《大事记》第159页,《县志》第49-50页)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参见《大事记》第173-174页)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参见《大事记》第178页)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目: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8.1两、8.3两、8.4两。(16两制)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以上1961年数据,参见《大事记》第179-185页;《县志》第50-51页)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参见《县志》第564、565页)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参见《县志》第579页)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参见《县志》第554-555页、291页)

到此,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待遇,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全省各地支援粮食,生产茅台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参见《县志》第552—553页)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参见思南县委编《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条款:《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18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1-112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版,第185页;《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4页)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96页)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1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10月,全县缺衣户4902户、缺被子2463户、缺房子1303户、缺粮食19124户、缺钱买粮4587户。(参见《金沙县民政志》,黔新出版社1999版,第40—48页;《金沙县志》第23页以及人口统计部分核算)

茅台为何大跃进?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以上参见《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0页、87页、59页)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参见“酒厂志”第138页)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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