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 2010年第1期 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黄家生 ]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众所周知，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强行从北京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26天后在开封市北土街10号含冤逝世。而这篇文章从小标题到文内叙述却一再说，当时把刘少奇同志送到了洛阳，“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实。不论叫匪夷所思，还是称重大失实，仅凭此硬伤，就可对整篇文章严重质疑。用作者自己的一句话回敬正合适：“真伪不言自明”!
国家主席之死，无疑属于党史、国史上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而刘少奇之死，尤为特殊。贵刊对此不仅不认真审查，甚至未稍加核实，轻则可谓失察，说学风文风极不严肃，也不算过分吧?
此文还说：“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实事求是地做医疗工作”是什么意思?很含糊。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说刘少奇生病还能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不可能的。顾文自己也说，为刘看病的医务人员“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据刘少奇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67年春以后(顾文讲他是1968年初才调回)，经常要多次打电话到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即使在刘少奇病中，卧室中都挂着“打倒”大标语。当年的记录中就有，医务人员要求摘掉标语，但被监管方拒绝。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病情严重，出现明显的精神失常症状。顾文描述“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病态”。4月2日一位医生竟在病历上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病历中出现这样的文字，正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压下少奇同志所处的医疗环境，同时也恰好反证了病历记录并非像顾文所说的“无懈可击”。5月19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还说，刘“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置身这样的环境，不敢想象少奇同志是什么样子，却可以想见医务人员的两难和艰辛。这也印证了“实事求是的医疗工作”是一种什么状况，确实“真实可信”(顾文的话)!
作者对《驰骋中原》中的一段话很有意见，特别加以反驳。我们没看过《驰》书，仅就顾文的批评再批评。为方便读者，让我们挑两文中的几句，拆开来简明对照：
引《驰》书：“从1967年以来，少奇同志……生活无人照顾……”顾文讲，工作人员“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公事公办”。——还是让我们看看当年12月20日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刘处生活有明显变化。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改为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减就减，还准备进一步缩减刘每天服用的安眠药，茶叶也不用了。”再如，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公事公办”嘛，不知与《驰》书说的“无人照顾”是不是一码事?
引《驰》书：“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68年7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这里，先摘刘少奇子女文章中的一段，也是根据当年的记录而概括：“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肺炎，并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与《驰》书讲的大体一致。对照顾文，“1968年6月初他(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之后，“护理”、“上报”、“指示”、“会诊”、特护、抢救。与《驰》书“病情加重，请求上级，组织会诊”的话没大出入。——真要细究，恐怕顾文表述不无纰漏：“受凉小病”，“疗效较差”，“感冒”月余，“病情渐重”，三天后才“诊断为肺炎”，抢救中又病危!说“得不到及时治疗”，似不为谤言。
再看一段《驰》书：“监护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几个月。”顾文点出这句话，却没有说究竟捆没捆?为什么捆?只是指责《驰》书作者“没有进过中南海”，“没有看到过”“抢救工作”，“根据什么写这样一段文字”?——这种反驳法儿，可有点成问题。正是在顾文中，说到“周总理指示留下”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无巧不成书，在他特别点到“双眼明亮”的那张相片上，恰恰就赫然露出少奇同志被捆在铁床架上!不过，不是普通“绳子”，而是纱布拧成的粗绳!
顾文中还着重评论了一句敏感话。抢救刘少奇时中办负责人说：“现在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顾讲，他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指示，“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意思是他不知道，似有疑问，但又不否认有此话。既然如此，本文也不便哕嗦，仅多一句嘴：说这话的可不是“下边”人，张三李四、有名有姓，时间地点、记录在案!
仅仅以上这点儿，足以说清问题了。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各种迫害，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从没见过哪个人在哪篇文章中，把迫害虐待的责任归罪于医务人员。除了顾文，也没见过哪里曾把医疗迫害单列出来。相反，我们倒是不只一次亲见，王光美及子女感谢少奇同志临终前身边的护士——曹兵、纪秀云，并通过她们向所有当年的医护人员致意!真的很难理解，顾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
作者以重要知情人、现场负责人的身份来讲述，想当然“可信度高”；再加上信誓旦旦，更必然引人注目。然而，当事人往往易偏，凭记忆常常有误。不是吗?’仅写“每天吃六个鸡蛋”，不说只给“萝卜、白菜一菜一汤”，总不大全面吧?明摆着：当年是谁亲自派人把刘少奇送到开封?今天，几次三番、言之凿凿，白纸黑字、错写洛阳。若非当事人，没那么自信，恐怕也不会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文终，他写道：“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是正说?还是反话?看过全文再审视这一句，反正都感到讽刺意味!
《炎黄春秋》登载此文，确实够有胆量!够耸人听闻!但忘了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对明显违背常理、常识的作品，我们理当慎重，起码应找有关单位或个人稍加核实，仅仅以“文责自负”来搪塞，丢分毁誉的，可是自己。
我们知道，贵刊对文革深恶痛绝，而少奇同志又蒙冤最大，受害最烈。今天，我们既要力避对害人者横加追杀，又不能为文革整人者辩护张目；同时，至少还得小心，别给受害一方添堵加伤，不对挨整的逝者再予玷污。否则，谈何正义?进一步联想，少奇同志是今天改革的先驱，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付出了生命。从道义上、道德上，我们对他多奉上一层尊重，也就给我们多留下一分自重。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还是贵刊!
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古人、死人、伟人都已无所谓，而对今人、活人、凡人，可真大有所谓!
《炎黄春秋》敢发顾文，当然就敢对其中有错、有伤、有缺之处加以更正和补充，不在话下!相信贵刊有勇气将我们的信全文刊发。
此致
敬礼!
黄家生
2009年11月24日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